當前農村工作面臨許多矛盾，歸根結底是經濟的原因。統籌提留難收，公益事業難辦，無一不與農村經濟、農民收入水平息息相關。解決這些難題，必須認真落實黨的富民政策，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讓農民盡快富起來。農民富裕了，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從農民最強烈的呼聲和要求來看，他們“盼的是致富、要的是服務、求的是保護”。可見，盡快致富是農民的最大願望，是農民的最大利益，也是農村工作的首要任務。
那麼，怎樣才能讓農民盡快富裕呢？關鍵是要在思想上、行動上落實好黨中央富民政策，解決好“藏富於民”、“常富於民”的問題，營造一個富民的環境，創造一個富民的氛圍，讓農民有其利、有其權、有其教、有其安。
“藏富於民”，就是讓農民擁有財富，可以享受日益提高的物質生活﹔就是讓農民積累一定的家底，可以保持發展生產的活力。
中華民族幾千年，不少開明君主都主張“富民”。但歷史証明，在封建剝削制度下，統治者們無數次地走進誤區，他們總是想把財富控制在朝廷，控制在官員手中，以顯示“強大”。為此，建立起龐大的官員隊伍“與民奪利”。 致使農民始終擺脫不了貧窮。即使一段時期富足了，也持續不了多久，最后還是復歸貧困。殊不知，民富才是國強的基礎。建立在“奪民”基礎上的“強大”，實質上是外強內虛，一則“奪民之利”，必然失去民心﹔二則遇有大風大浪，僅憑官方財力斷難支撐，沒有民力支持終將跨台。
新中國成立后，黨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為實現農民共同致富進行了長達30年的探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揭開了農村改革的序幕。中央連續五個“一號”文件，制定了一整套的富民政策。改革之初，國家一方面不斷提高農產品的價格，直接增加農民收入，使絕大多數農民解決了溫飽。繼而，突破城鄉二元結構，全面推行市場經濟，實施農業產業化，加快農村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步伐，大幅度增加農民收入，使東南沿海和中西部相當一部分地區邁入了小康。與此同時，國家實施“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扎扎實實解決部分老少邊窮山區農民脫貧致富問題，也取得了較大成績。這些都是富民政策的成功實踐。
但是，我們也看到改革發展很不平衡，改革進程一波三折。有的地方由於種種原因，富民政策落實不力，農民致富步伐緩慢﹔有的地方農民利益得而復失，致富熱情受到挫傷。1985年后，農村利益格局幾度扭曲，城鄉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先是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種糧成本上升，增收幅度下降﹔跟著流通改革受阻，不是設關立卡，導致農產品買難賣難﹔就是給賣糧農民打白條，農民流了一年汗到頭來兩手空空，隻落得一把淚水。最讓人難以忍受的是農民負擔過重，長期得不到解決。當年的“受益者”一定程度上又成了“受害者”。問題的症結就在於我們經常忽視對農民利益的考量。有的人一見農民有了飯吃就想打主意，農民連喘息之機都沒有。有的人過高地估計農民的富裕程度，默認、支持、縱容那些機構臃腫，人員膨脹的地方政府和部門一而再、再而三地違反禁令，巧立名目向農民亂集資、亂攤派、亂收費。很多地方農民負擔遠遠超過國務院關於不得超過上年人均純收入5%的規定。有的地方多達百分之三四十，甚至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還有的人習慣了向農民要錢要糧，年年月月、事事處處，總在盤算著怎樣向農民索取。搬機子、抬櫃子、牽豬子！……什麼手段都敢用。如此這般，農民怎能盡快致富？尤其是1997年以來，農民人均收入增長幅度連年下降，引起上上下下普遍關注。1997年農民收入增長4.6%，1998年下降到4.3%，1999年又降到3.8%，今年上半年僅為1、5%。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含淚上書，訴說農民負擔太重，60%的人口毅然離鄉，65%的土地忍痛拋荒﹔鄉村吃稅費的干部越來越多，而鄉鎮財政普遍虧空，村級集體大量負債，……由此，發生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強烈呼聲。時隔不久，他本人也辭了職、跑到廣東打工去了。雖然，這並不一定是普遍現象，但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前不久，某省請筆者參加一個強縣戰略研討會，似乎又看到了這樣一幕：決策者們出於挽救縣鄉財政危機，准備出台一系列強化稅費征收的新措施。說真的，我並不反對強化稅收征管，但如果認為僅此而已，就可以強縣，我很不以為然。既然縣鄉財政捉襟見肘，出現虧空，為什麼不反省一下我們的財政體制？為什麼不反省一下我們的政治體制？貪圖虛名的“首長工程”、“官賞工程”，多少無效的投資﹔車水馬龍的“迎來送往”、“吃喝拿要”，大得驚人的開支，你減下來了嗎？疊床架屋的政府機構，花了多大的管理成本，極度膨脹的官員隊伍，又是多重的人民負擔，你裁減下來嗎？果真要強縣強市，何不通過政策激勵，資金、技術扶持等，加快產業結構戰略調整，加快城市化發展進程，增強縣（市）財政的實力，把農民收入增上去，把農民負擔減下來，讓農民有資有產，有納稅的能力和熱情？
一句話，要讓農民真正富裕起來必須“藏富於民”。切不可干那種竭澤而漁，傷農害農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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