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楊義資料圖片

《文學地理學會通》 楊義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澳門大學講座教授楊義最近出版了58萬言的《文學地理學會通》，在海內外學術界、讀書界引起廣泛關注。從楊義先生澎湃的學術激情，以及一直堅持不懈的努力來看，他心裡確實揣著一個大國學術之夢，就是他說的“希望畫出一幅比較完整的中華民族的文化或文學地圖”，就是“要與當代世界進行平等深度的文化對話”，“顯示我們現代大國的文化解釋能力”。日前，在北京舉行的《文學地理學會通》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們認為：該書原創性的思想理念和學術方法，拓展了文學研究的視野和思路。

對文學史觀念和方法的開拓

國家圖書館黨委書記、常務副館長詹福瑞：一直以來，我們有一種焦慮：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到現在，如何再往前推進，如何進行創新？楊義從文學地理學的角度提出首先要通文本，然后要通文史，還要通古今，通中外。我認為這實際上是對古代文學研究如何推進，在當前普遍焦慮的情況下提出的新途徑。這些年出版的幾部文學史，除了章培恆的文學史提出文學和人學的關系以外，其他的文學史沒有什麼觀念和方法上的新突破。楊義的文學地理學在文學史觀念和方法上巨大的開拓性，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突破了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研究中，以朝廷為中心的考察視野。他提出了“邊緣活力”的說法，認為中國古代整個文化的生產力不僅僅是在朝廷這個中心，而且它還要有一些在邊緣地帶。邊緣視野的開拓，具有本質意義。

第二，突破了傳統古代文學研究隻專注於漢族文學的研究格局，拓展了少數民族文學文化的廣闊空間。楊義首倡格薩爾屬於“江河源文明”，是在荷馬史詩、印度史詩之外的人類第三史詩高峰。文學地理學是一個整體性概念，不應像過去寫文學史那樣，條塊分割，這一塊寫漢族，然后寫一章一節少數民族作為補充，互相之間沒有深層關系。突破這種漢族中心主義傳統模式，對整個文學史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方法上和觀念上的突破。

第三，突破了傳統文學史撰寫和研究以傳世文獻為基本載體的模式。開始關注到文學史研究資源，不僅有傳世文獻，還有出土文獻，還要關注民間的口頭文獻。這也是中華文學記憶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這對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是一個全新的方法論的啟示。目前古代文學研究不太注意田野調查，也不太注意口傳，還是被研究士大夫文學為主的觀念，長期約束著我們的視野。從這三個方面來說，楊義的文學地理學為我們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打開了的視野，提供了新的文學史觀念和文學史研究的方法，其意義是很深遠的。

文學地理研究與國際接軌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陸建德：楊義提出的“邊緣活力”，完全是與國際接軌的。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歐美社會開始關注少數族裔，強調邊緣的力量、邊緣的活力。楊義能夠從邊緣的一些活動，看到邊緣跟中央的互動，然后最終怎麼樣使邊緣不再邊緣，形成一種新主流，我覺得這是我們一般專注中國文學的研究人員很難達到的一種多維視角。楊義也非常注意中國文學跟外國文學的互動，他主持做了一套翻譯文學史叢書，從晚清開始，翻譯文學形成巨大的影響，他說的地理還不限於本國一地，是由邊緣然后到外圍，再到外國。我原來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講地方的精神，英語是“sprite of place”，我把它譯成“地之靈”。地方實際跟文學創造、跟文化都有一個復雜的、互動的關系，怎麼樣去探究這個關系，我覺得這部著作給了我們一個非常豐厚的展示。楊義從非常積極的層面來對待中國的文化資源，梳理出幾個大的概念，每個大的概念下面再分成幾個具體的方向，然后一個一個來體現。我覺得這種也確實是現在我們在構建中國夢的時候所迫切需要的。中國夢並不是現成的，是需要我們溝通構建的。楊義實際參與了我們“中國夢”的構建，而且使得中國傳統的資源能夠呈現出它的一個積極的態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尹虎彬：楊義的文學研究，有效利用了田野調查的口傳文史資料，這跟當今世界上做古典文學、古典學研究的一些學者是有類似的。像哈佛大學的納吉教授，研究古希臘文學，也研究東方很多傳統的材料。楊義對少數民族文學有很深的了解，這是產生有生命力的文學史觀念的極好土壤。

楊義提出中國文學或文化的動力說，比如江河源文明、黃河文明、長江文明，不同的文明之間相互促進、相互沖撞、產生一種動力，就像瀑布的落差一樣，這確實是講到了實處。中華文明為什麼是一個古今存續的文明，為什麼能生生不息？實際上這裡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文明傳統是多元的，像涓涓溪流，由不同的小河流匯出了長江大流，這才是它的秘密所在。讀楊義的文章，感受到他恰恰是把握了中國文學的這一根本規律。

對現代文學研究的啟示

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院長張鴻聲：《文學地理學會通》所涉極廣，古今中外、天地人神鬼都在其中，讀來有百科全書的感覺。我的專業是現代文學，隻能從現代文學的角度談一點體會。

引入文學地理學這個維度，給文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闡釋空間。文學地理學這種研究方法，對於現代文學非常有用。現在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離地氣越來越遠，比如過於強調思潮遞進、政治需求對文學流變的影響，這種思考當然是研究之必須，但是弄得有點思潮決定論，一切通過思潮來劃分流派。然而即便是思潮，也應該通過某種中介才能介入到文學生態當中去。過去的現代文學研究中隻有少量的會涉及到地域文學，當然地域文學跟文學地理學不是對等的理論層次，因為文學地理要大得多，深得多。缺少這種文學地理的整體性的把握，對於地域文學這類比較小的概念的理解也缺少支撐，不夠厚重。

楊義的文學地理學的理念，特別是 “四個效應”，即文學地理學的“七巧板效應”、“剝洋蔥頭效應”、“樹的效應”、“路的效應”這些命題，解決了過去很多我們感到困惑的問題。過去對區域文化是注意到了，但是對於區域文化的空間轉移性關注得不夠。由於缺少空間轉移和流動的意識，我們對有些地理性的文化描述是很不充分的，比如說省港的問題，廣州和香港，它有地域特色，但它主要是一個由文化流動感造成的區域。

另外非常有啟發意義的，即使是地域性文化，也是多層面的，不能籠統地視為一體。左翼、海派，從地域上都跟上海有關，但是從文化層面上有所不同。甚至包括現代派，它也可能存在多種文化層面。上世紀40年代的陝北、解放區，它有文化區域的問題，也存在文化流動轉移形成新區域性的特征。所以如果把文學地理學作為思潮、政治與文學形態、社團、流派、主題、藝術風格之間的一個中介物，就更能夠幫助我們看到很多文學的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