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也必將是利於世界的夢，是和平發展、共同繁榮的夢。圖為小學生們在橫幅上描繪心中的“中國夢”。新華社發

提 要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這是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基本定位，是追求中國夢的起點。中國夢連著世界夢，這個定位也決定著中國夢與世界夢之間的關系，決定著中國通向世界夢的路徑和方式。

中國是一個大國，將會承擔大國的國際責任，因此中國夢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夢，中國夢也必將是利於世界的夢，必須是和平發展、共同繁榮的夢。

1

在未來一段時期的經濟建設中，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和重要性快速上升，未來20年是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攜手追求發展夢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夢也是發展中國家發展夢的代表。工業革命以來，因為工業化程度的發展不同，世界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分。由於生產力落后，追求國富民強一直是發展中國家的最大共識。冷戰結束后的三十多年裡，發展中國家整體崛起，亞非拉國家均不同程度地經歷著經濟快速增長，可以說發展中國家從來沒像今天這樣接近夢想。然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並不是平等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沖突依然存在，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歷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它在發展中國家中要有一分更大的責任，在世界貿易組織多哈會議上、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中國總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向更公平的方向發展。中國積極參與金磚國家活動，凝聚新興大國的合力，創辦金磚銀行，為發展中國家爭取話語權。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不僅在國際上追求發展夢，中國更注重同發展中國家互幫互助，共同追求發展夢。從市場方面看，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額目前已經與發達國家平分秋色。2011年中國進出口額36420.6億美元，同比增長22.5%，中國與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增長快速，與南非、俄羅斯、巴西、東盟貿易增長分別高於整體增速54.2%、20.2%、12.1%、1.4%。在中國的貿易份額中，發展中國家早已佔據半壁江山，而且逐漸擴大領地。中國龐大的資金、成熟的工業體系，可以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國內經濟看，中國需要繼續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但更重要的是為自主技術和產品找到國際市場，而隻有正在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符合條件。過去中國經濟主要依賴發達國家，未來需要同時依靠發展中國家，而且發展中國家的分量會越來越重。

近年來，從投資、產業轉移方面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發展中國家，這種局面更有強化趨勢。從2000年開始，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已經超過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到2011年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投資存量為3781.4億美元，佔89％，對發達國家（地區）的投資存量為466.4億美元，佔11％，在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對外直接投資佔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80%以上。在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前20個國家和地區中，發達國家僅有8個，佔9.3%。近年來，一個顯著變化是中國投資非洲的企業數量增長迅速，非洲已經成為吸引中國投資的熱點地區。目前，全球增長最快的10個經濟體中有7個在非洲，非洲躍居中國第四大海外投資目的地。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今后仍然需要大量的能源、資源，中國要搞產業升級，必須輸出過剩的產能，光靠淘汰和重組不能完全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在能源、資源進口和中低級產品市場方面，發展中國家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在未來一段時期的經濟建設中，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和重要性快速上升，到2030年全球經濟將更多取決於發展中國家而不是傳統的西方國家，歐、美、日在全球收入中的比重將從今天的56%下降到遠遠低於50%，除中國外，哥倫比亞、印尼、尼日利亞、南非和土耳其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的角色正越來越重要。因此，未來20年是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攜手追求發展夢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2

人權、民主是人類核心價值觀之一，不可否認，近代以來人類社會的進步同民主觀念的普及是同步的。但是，民主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唯一主導性力量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夢也是發展中國家的平等夢、尊嚴夢的代表，為發展中國家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在國際舞台上爭得一席平等的、受人尊敬的席位。世界進入近代社會以來，西班牙、英國、美國曾先后作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成為西方國家發展的代表。其形成的西方模式為許多國家所效仿。但是仍然有相當多的國家正在堅持不懈地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對於從近代以來一直受西方歧視的第三世界國家而言，這個尊嚴夢的分量不是西方國家所能理解的。

歐美等西方少數國家近年來開始放棄絕對主權概念，認為當一個主權國家境內發生人道主義災難時，國際社會可以干涉甚至推翻一個主權國家的政府。對於新興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種相對主權論不可接受，無助於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主權是國家、民族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線。當今國際社會，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佔據主導地位，沒有主權受干涉的后顧之憂，所以率先提出主權相對論。但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基於歷史文化和現實需要，不可能在主權問題上融入西方價值體系。

人權、民主是人類核心價值觀之一，不可否認，近代以來人類社會的進步同民主觀念的普及是同步的。但是，民主絕對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唯一主導性力量。在新興國家的崛起案例中，中國在推進社會穩定、正義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民主、民生、政治穩定、宗教歸屬感、民族自豪感等都是人類核心價值，不同文化背景、發展階段的國家側重點並不相同，沒有一種價值觀是唯一重要的、主導性的。當美國將“自由、開放”作為媒體、數字空間的首要原則時，中國則將“秩序、穩定、安全”放在第一位。顯然，這兩個原則是因為兩國歷史文化、社會發展階段不同，強調的側重點就不一樣。四十多前塞繆爾·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的開篇第一句就說：“國家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區別不是政府的組成形式，而是他們的治理程度。”

3

中國實現自己的夢想，同發展中國家共同追求，但不會把自己的夢強加給別人，只是通過改變自己來改變世界，讓世界變得更平等、更和諧

在國際政治領域，多元化政治思想、政治力量如何和平共處，如何分享權力，如何協作，是一個新挑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隻有在政治價值觀上互相尊重、和平共處，才有可能建立基本的戰略互信。

21世紀，國家競爭的核心之一是經濟競爭。1588年英國與西班牙是關於海上貿易航線的競爭，17、18世紀英國與法國是關於殖民霸權的競爭，20世紀的美蘇競爭是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全球霸權競爭。但是，決定競爭勝負的關鍵因素卻是相同的，都是對於資源的競爭。歷史上，這些資源有的是自然擁有的，有的是通過經濟競爭獲取的，還有的是利用軍事途徑掠奪的。今天，這些資源主要是通過和平的貿易手段獲取的。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裡·克林頓說，“經濟在國際舞台上越來越重要，一個不是全球性軍事大國的國家，正在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這在人類現代史上是第一次。”美國是一個信奉自由主義的經濟體，中國則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兩者之間的區別短期內不可能消失，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

現存國際經濟體系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制定的，是以自由經濟為基礎的。中國等一些新興大國則不一樣，國家在經濟中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西方學者眼中的“國家資本主義”是新興國家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全球最大的13家石油公司是國營的，控制全球石油儲備和生產的75%，政府支持的公司佔俄羅斯的62%、巴西的38%，2003-2010年間政府支持的公司佔新興市場對外直接投資額的三分之一。主權財富基金規模目前是4.8萬億美元，到2020年將達到10萬億美元。從全球趨勢上看，1900-1970年期間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盛行，1970-2000年期間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快速，2000年到現在又出現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回潮。面對這一國際趨勢，人們難免會作出“好”、“壞”的價值判斷，但於事無補，更重要的是作出應對策略。英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國在崛起階段也都曾不同程度地實施過國家資本主義，但是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從來沒有這麼大。如果不對這一現象作價值判斷，隻作一個事實判斷，可以說這種現象將長期存在。

令人擔憂的是，最近幾年，美國正在加緊同自由經濟體、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同盟關系，制定符合自由經濟標准、發達國家要求的新經濟規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合作伙伴（TPP）、跨大西洋的自由貿易協定（FTA）都是美國政府如今的重點工作。在第一任期內，國內優先事宜使奧巴馬擱置了積極的國際經濟議程，今年美國將把兩項重大國際貿易談判提上議事日程。美國在2013年初宣布跨大西洋雙邊貿易協議開始談判，在9月印尼召開的地區峰會之前，就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達成一項協議。歐盟和美國仍然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50%，相互有超過3萬億美元的直接投資，美歐之間的貿易額佔全球的40%。這兩個談判將為全球主要經濟體確定貿易規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均沒有參加，但將面臨遵守這些規則的壓力。在美國與歐洲、亞洲國家的談判中，中國都是一個重要因素。

長此以往，在經濟規則方面就會形成以美國為首的自由經濟體聯盟同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同盟之間的不同發展。保持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交往，符合美國利益，保衛自由經濟原則亦符合美國利益。若美國僅僅進一步強化自由經濟體系的西方特征，把新興國家拒之門外，新興國家必然會尋找命運相同的國家組建另外的經濟體系，這將是一個雙輸的結局。因此，美國必須要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給新興經濟體留有位置，對西方主導的自由經濟體系做出適當調整，接納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新興國家，形成一個代表性、合法性更高的全球經濟體系。

中國是一個大國，將會承擔大國的國際責任，因此中國夢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夢，中國夢也必將是利於世界的夢，必須是和平發展、共同繁榮的夢。中國實現自己的夢想，同發展中國家共同追求，但不會把自己的夢強加給別人，只是通過改變自己來改變世界，讓世界變得更平等、更和諧、更多樣。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西亞非洲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