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社會歷史性巨變是改革紅利的具體體現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變化。經濟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快速增長，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國家綜合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從國際范圍看，中國的發展改變了全球經濟版圖，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這些成就的取得，取決於多種因素，如充裕而低成本的勞動力，廣大的市場空間，較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一定的自然稟賦條件等，但最重要的還是實行了改革開放，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以往歷史和有關國際經驗都表明，即使經濟增長的初始條件較好甚至優越，並不一定能夠促成快速的經濟發展。所謂“資源詛咒”，指的就是有的地方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卻長期陷於貧困。關鍵在於能否有一套好的體制機制，有效組合和利用經濟發展所需的各種要素，進而使社會財富充分涌流出來。改革就是要創造這樣的體制機制。而開放則把發展中短缺的產品和要素，如機器設備、資金、技術、管理體制等引進來，使我們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和要素走出去，在更大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人們經常能夠看到的現象是，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些地，物質條件還是那些物質條件，體制改了，生產效率就得到極大提高。這個“多出來”的部分，正是改革紅利。
我國過去30多年經濟社會的歷史性巨變，是改革紅利的具體體現。自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不懈探索和艱苦努力，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大多數產品供求由市場決定，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基本形成﹔國有經濟改革逐步深化，包括個體私營經濟、集體經濟、外資經濟和股份制經濟在內的多種經濟成分迅速發展﹔現代宏觀經濟調控架構初步形成，調控經驗逐步增多和豐富﹔對外開放持續推進，逐步融入全球分工體系。這些巨大的體制變遷，打下了形成改革紅利的基礎。
經濟學中的全要素生產率是衡量體制效率的一個重要指標。有關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有三個時期出現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提高，都與當時採取的改革開放重大舉措有關。第一個時期是改革開放初期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隨著農業生產增長，一部分農民擺脫土地的束縛，進入鄉鎮企業，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第二個時期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到中期，鄧小平南巡談話、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后，非國有經濟和對外開放取得長足發展，帶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迅速提升。第三個時期是進入新世紀以后，加入WTO和由此推動的國內改革，加大了企業的競爭壓力，加快了技術引進和追趕的步伐，從而改進了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新階段改革紅利要靠“精耕細作”
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必須依靠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我們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仍處於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但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將會有所變化。
根據二戰后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的歷史經驗和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實際判斷，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我國經濟正在逐步轉入中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將會使我們面臨以往未曾遇到的機遇和挑戰。一方面，增長階段轉換期內在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有可能引發增長過程中大的起落，高速增長期潛在的金融財政和產能過剩等風險可能顯露﹔另一方面，新增長階段雖然增長速度有所降低，但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更多依靠產業升級和創新驅動，更加講求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在這個階段，將會涌現出一系列新增長點，包括在數量增長的同時更加重視質量的城鎮化，制造業升級和服務業加快發展，在持續技術追趕的同時創新的重要性上升，主要由中等收入階層拉動的消費升級，更具深度和質量的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如此等等。這些新增長點將打開我國經濟下一步發展的廣闊空間。因此，增長階段轉換，增長速度放緩，並不意味著有些人所說的中國經濟“衰落”，相反，將會開啟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新戰略機遇期。
然而，應對增長階段轉換期的挑戰，抓住並用好新增長階段的機遇，要求體制條件發生相應變化。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存在，在有些方面甚為突出，其背后的深層原因主要還是體制性障礙，包括一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老問題。另一方面，適應新階段的變化，發掘新增長點的潛力，需要與時俱進地進行體制創新。如果說高速階段主要是“鋪攤子”，在傳統農業部門之外，大規模地發展現代產業部門，“粗放經營”在所難免，甚至有一定的必然性，新增長階段則主要是“上台階”，通過現代產業部門內部和相互之間的優勝劣汰、換代升級推動增長，重在“精耕細作”。從“粗放經營”到“精耕細作”，所需要的體制機制會有很大不同，后者更強調發揮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創造性，更講求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更易於與國際社會接軌。在這個意義上說，新階段的改革紅利要靠“精耕細作”。由此出發，新一輪改革也將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重點和特點。
從市場層面看，要推動生產要素的進一步市場化。包括土地制度、戶籍制度、金融體系等領域的改革，使土地、人力、資金等生產要素更加順暢地流動起來，得到效率更高的配置和利用。例如，城鎮化蘊含著巨大的需求潛力，但這種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依托於收入增長和生產率提高。城鎮化的主要優勢，在於從生產、流通、創新到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居民生活上的集聚效應，從而產生傳統農村經濟難以比擬的高生產率。推動高質量的城鎮化，關鍵是要通過人和地這兩個基本要素更好地流動和配置，提高集聚效應和生產率，進而把需求潛力充分釋放出來。改革戶籍制度，提高對進城農民的公共服務水平，不僅有利於擴大消費，更重要的是有助於提高人力資本質量，進而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從政府層面看，要推動財稅制度在收支兩方面的重要轉型。適應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在壓縮公務開支、厲行節約的同時，將支出重心轉向公共服務，逐步提高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支出比重。當然，這方面也要汲取國際上過度福利化的教訓，堅持量入為出，不能把胃口吊得過高。在收入方面，要逐步提高財產稅等直接稅的比重，這與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生產流量規模相應收縮，而居民財產規模逐步擴大的變化趨勢相一致，有利於保障稅源穩定，也有利於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為此，除了推進相關財稅制度改革外，居民財產信息登記制度等基礎建設也需要先行一步。
從企業層面看，要推動形成有利於產業升級、創新驅動的體制和政策環境。隨著增長速度放緩，企業分化、重組、集中的趨勢將會加強。我國中長期經濟競爭力如何，將取決於能否形成一批具有穩定持續國際競爭力的行業和企業，特別是技術含量較高行業處在龍頭位置上的創新型大企業。最重要是營造公平競爭、有利創新的環境條件，切實做到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和創新資源。在那些創新元素涌現的地方，領導者要敢於打破常規，以敏銳眼光和滿腔熱情予以扶持。近年來，一些政府看不見、瞧不起的領域創新成果脫穎而出、成了大氣候的案例，很值得深思。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包容性的政策環境比一大筆科研經費更為重要。
深化改革需要把握好的幾個關系
一是改革和發展的關系。改革能夠帶來紅利，帶來看得見、摸得著，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是改革得以持續並最終成功的必要條件。有些改革能夠短期見效，有些改革則需要較長時間或較長過程才能見效。在改革初期，應盡可能選擇那些易於見效的改革措施起步，為難度較大的改革出台創造條件。新一輪改革應著重圍繞新增長點展開，通過改革為增長階段轉換期和新增長階段提供發展動力和活力。例如，我國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仍有一定投資增長潛力，但部分投融資主體負債率較高，融資能力受限，且蘊含較大風險。應在政企分開的基礎上，改革企業體制和投融資機制，引入新的投資者，既能帶動投資增長，也為社會資金開辟了新的投資渠道。又如，推動土地制度改革，可選擇一些地方，在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開展農村集體土地直接入市交易試點，將有利於土地資源優化配置和利用，增加農民收入，也可能產生抑制城市房價上升的效果。
二是改革勇氣和改革智慧的關系。與以往改革相比，新一輪改革中關於市場經濟的知識普及程度提高了，同時利益關系的復雜程度也增加了。不少改革之所以推不動，不是因為不懂改革的道理，而是因為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約。如何妥當把握和處理好復雜的利益關系，是改革深入並最終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應當以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和勇於擔當的精神推進改革，對那些制約大局和長遠的利益障礙，要敢於碰硬，攻堅克難﹔營造有利於改革的氛圍，增加在深化改革特別是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的共識﹔正確處理存量和增量關系，少算舊賬，多算新賬，重在形成新的體制機制和利益預期，使所有人通過自身誠實努力、勤奮工作都能獲得相應成果，分享改革紅利﹔積極而穩妥地把握相關改革出台的時機、步驟和力度，保持宏觀經濟和社會大局的穩定。
三是頂層設計和基層創造的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億萬人民群眾參與和創造的事業。市場經濟體系本質上是由經濟活動當事人利用自身的信息和智慧，通過反復博弈演化而成的。尊重處在市場經濟第一線當事人的首創精神，是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現代市場經濟同時也是法治經濟，是具有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等要素的經濟體系。旨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首先要搞清楚頂層設計的范圍和內容，搞清楚制度設計與自然演進的關系。例如，宏觀調控的架構和職能，相應的政府機構設置，都離不開頂層設計。而市場體系發育，則需要在政府界定和保護產權、明確市場競爭規則的前提下，主要依靠市場活動參與者的探索和創新。以往不少成功的改革，都是允許地方和基層先闖、先試，有了好的做法，然后提煉上升為全國性政策。新一輪改革應當在這方面與時俱進，給地方和基層更大一點發揮積極性、創造性的空間﹔有了好的做法，注意比較、鑒別、優化、提升﹔對那些經實踐証明行之有效、符合規律的做法，適時上升到必要的法律層面，以使改革成果得以鞏固。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摘自《求是》2013年第6期)
來源：紅旗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