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學》由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主辦，暫為年刊，每期約60萬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主編：程水金，執行主編：周斌。學術顧問：艾蘭（美）、安平秋、陳鴻森、杜維明、馮天瑜、傅璇琮、李學勤、林慶彰、星雲、張豈之、張立文、詹福瑞等。主要欄目：經學探微、小學闡幽、史學抉原、諸子學衡、藝文鏡詮、讀書劄記、學林憶舊、漢學擷英等。

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不為功。文之敝，則救之以質，質之野，則拭之以文，此質文代變，為學屢遷之跡也。清人章學誠曰：“學業者，所以開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弊，猶羲和保章之法，不能歷久而不差也。”是所謂學術者，可以開風氣之先，可以救風俗之弊。要而言之，學術可導人心以正，乃扶社稷之危也。章氏斯言也，責學術以高義，勉學人以大任，厥意誠非不美矣！

然揆諸史實，則又未必盡是也。果學術皆能導人心以之正，則轅固生無由側目於漢庭，而公孫弘亦不必見斥於醇儒也。然則何若？蓋治學者操守為先，心術為上。心術端而后學術正，道德醇而后文章懋，棄德操而專取文才，重學殖而輕忽心術，世道人心，焉有不敗！

案之漢末魏晉，曹孟德唯才是舉，棄仁孝廉隅之士如敝屣，自是氣節風義之操恆不為士人所重﹔阮嗣宗放誕任性，司馬昭優容曲護，由之禮法名教轉大為世人所譏。自此以往，風俗日趨淫僻，恥尚漸失其所，貴游子弟無不爭相祖述，相與散髪倮身而飲。所謂“魏晉風流”，亟為近世學人所艷羨，所樂道津津者，實如晉人干寶之所論：“﹝清﹞談者以虛薄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其頹風靡俗，浸假而被及梁陳，致使士習浮華，民風流蕩，不唯政屢遷而國亟亡，幾幾乎其種族猶將滅之於強胡而不保矣。其所以淫風大暢而士民浮靡，垂載竟三百有余者，雖由魏祖慕通達而輕節義，典午容輕簡而薄禮法導夫先路，特因魏晉學人誤讀老庄，以虛淡不究世情為高尚其事，以駘蕩不顧人理為通侻達觀，廢黜人倫之教，相率禽獸之行，從而上下相煽且彼此相激有以啟之也。斯學術之不正，而牖民之不善，千古殷鑒，可不為今世學人所疎懼驚恐者乎！故曰：能開風氣之先，能救風俗之弊，能導人心以之正者，唯正學為能！由此觀之，則轅固生所以斥公孫弘，其曰“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者，千古不磨之讜論也。而朱子重緝白鹿書院，又題其額曰“正學之門”，則前賢后聖，異代同心，亦良有以矣！

竊擬漢廷儒先之意，實涵為學之軌轍、之動機之二義焉。所謂“務正學以言”者，為學之軌轍也﹔所謂“無曲學以阿世”者，為學之動機也。軌轍不正，趨向必誤，則南轅北轍不翅緣木以求魚﹔動機不淳，立意必污，則率天下而路實不如草野之無學。則為學之軌轍及為學之動機者，實乃古今學術成敗之宏綱大本，古今邦國存亡之樞機大節，古今斯民其幸與不幸之歧中之歧也。請嘗試而論之。

夫為學之軌轍者，則曰下學而上達，即器以明道也。非下學無以上達。下學者，讀書以考文﹔上達者，通經以明道。故戴氏東原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則文字、音韻、訓詁者，通經明道之具，下學之事也。通經以明道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上達之事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有實據而道無定形。道不可見，即器以見道，而器物之繁，知之亦非易也。是以戴氏又曰：“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之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虫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是宮室衣服，天文地理，名物度數，典制因革，暨乎草木虫魚，皆古人寓道之器，寄理之事也。致知在格物，則名物典章，器服度數，必格之而后來之者，非考據不為功，亦下學之事也。是以音聲詁訓，名物考証，所謂乾嘉之朴學者，下學所必不可無也。

然事之本末未易知，理之先后未易明，此其事理所以難言也。上達固須下學，而下學未必即可上達。舍器固無以明道，即器亦未必道易明。老子曰：“道，可（何）道也？非恆道也。名，可（何）名也？非恆名也。”韓退之曰：“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老聃之經，退之之道，豈非《記》之所謂“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而已”邪？言非一端，立言必各有宗旨﹔道其所道，章句必自成家法。苟不明立言之宗旨，不辨章句之家法，迷其宗旨，失其家法，則音韻訓詁必流於文字游戲而徒為誤人之障，而名物考証必至於數典忘祖遂成溺心之蔽。學者夙夜勤劬，著述滿家，不過饾饤獺祭，終身言之而未嘗有言也。何則？見木而不見林，能博而不能約，昧於立言之宗旨，闇於章句之家法，陷於淫辭，無所歸趣，不知道為何物也。於是有高明之徒，矯其枉而祛其蔽，先立乎其大者。繼而泛濫百家，資左右之採獲，驅策群言，任己意以宰割。為文則汪洋恣肆，放言以高論﹔立言則惝恍迷離，游談而無根。以其為自樹之義耶？則已陳之芻狗，於當世無所補。以其為前人之意耶？則無稽之讕言，於往古無所征。所謂矯枉過正，以蔽易蔽者也。何則？既迷於宗旨，亦闇於家法，與夫饾饤獺祭，博而寡要者，同其蔽也。由斯以觀，沉潛之徒，失之於陋，高明之徒，則失之於誣。語雲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是知陋之與誣，其失也兩均。則所謂正學者，以訓詁考據通其道，依宗旨家法專其門﹔無夸奇炫博碎義逃難而寡其要，無虛辭濫說離經叛道以迷其宗，其庶幾也夫！

然則庶幾雲者，猶近之矣，非盡之之謂也。易曰：知以藏往，神以知來。由訓詁考據以通其道，依宗旨家法而專其門，蓋好古敏求，實事求是，所謂知以藏往，斯亦善矣。然其為學也，未造乎其極而非善之善者也，猶慭慭然下學而非稠適以上遂矣。若夫神以知來，則見微知著，引端而長，能發前人所未發之蘊。由此及彼，盈科而后進，仍舊貫以為開物之始，則學有本源而不匱﹔觸類而通，深造以自得，融新知以為成務之終，則業精入神以致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如是，則牢籠天地，魑魅魍魎，牛鬼蛇神，雖天下之至賾無所隱﹔曲成萬物，小大精粗，內外本末，乃容光之微忽無不到。如是者，博洽而會通，則為學日以益﹔萬殊而一元，則為道日以損。此其為學之至矣，極矣，蔑以加矣！若非大賢至聖與夫命世弘才，其道德文章不能臻乎其極。彼高明之徒，其學固不及此，抑逞其私知、奮其小慧而已，惡足以窺其奧哉！若夫斗筲駔儈之人，直混跡於學，或釣射名利，或附庸風雅，亦猶朝菌蟪蛄之不知春秋晦朔，則等諸自鄶而無所譏焉。雖然，所謂正學者，不可不懸此以為鵠的者，學術乃天下之公，非一人能成，非一時可就，積漸而后可謂大，日新而后可謂業也。

原夫自古講學之家，焚膏繼晷，孳孳不倦，其器識或有小大﹔殫精竭慮，汲汲以求，其造詣亦不免有所偏至，揆其終極之歸趣所在，一曰審問慎思以求其真，二曰明體達用而求其善。振古如斯，其為學之動機也，於焉二途，概莫能外！

其求真也，既謂別裁偽體，刊削訛謬，祛其疑，解其惑，明正是非，若大匠之理龜鑒，必刮垢而磨光﹔亦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勾其玄，提其要，條理終始，如工師之奏簫韶，猶金聲而玉振。其求善也，或明道而計功，通經以致用，其顯而著者，以《春秋》決獄，以《禹貢》治河，以《三百篇》當諫書，所謂成而上比，與古為徒，炎漢兩京之經今文學，可謂極其能事者也。或深窮宇宙之本原，為天地立心﹔研幾人生之極則，為生民立命﹔倡明至道，懸揭弘規，然后鼓動天下，朝乾夕惕，篤實踐履，剛健以行己，絜矩以成人，則宋儒天道性命之學，明儒良知慎獨之教，可謂集其大成者也。要而言之，夫求真之學者，求其是非究竟，期其符合於已成之事實也，故非考証歸納不能畢其功。夫求善之學者，求其價值祈向，期其賓從於既定之理則也，故無推類演繹不能成其學。則求真之與求善，其歸趣各有不同，其道亦並行而兩不相妨﹔夫積學之士，其立言亦各有其當，各行其是而互不相雜，若乃其可也！

然事有利弊而計有得失，權有輕重而勢有緩急。故求真者或有時而妨善，求善者或有時而害真。其利弊得失之間，不無高下之別，其輕重緩急之際，亦不無精粗之分。然所求之真與所推之善，孰先傳焉，孰后倦焉，其效驗或更在數十乃至數百年之后也。若夫閻君百詩，疏証尚書古文之偽，盧氏弨弓，校定群經疋記之訛，例皆求真者也。然東晉晚出之書雖偽，爰自唐宋迄於元明，功令所布，家傳僮習，深入人心既久，亦有不可盡廢者也。閻氏辨偽之學，銳意以求真，其功固不可沒，其意亦不可謂不美，然其得失利弊，卻在小大可否之間，較之盧氏弨弓校勘之業，其真善雙美，則不可等量而齊觀也。何則？盧氏之求真，以讀書必先求善本，其利在有益於來學﹔而閻氏之辨偽，以疑古更先於讀書，其失在啟后昆以蔑古。其心術之醇與疵，其流風之利與弊，雖當世之人亦有知之者，此又不待后人之辨也。此事有利弊而計有得失，其求真之意固不在妨善，乃終不免善有所妨者也。

若夫權有輕重而勢有緩急，或倉促之間不及深思熟慮，或宥於聞見未能博觀約取，或賦詩斷章祇因予取予求，既不問夫原旨是否詮言有當，亦不考乎傳授是否淵源有自，一皆以其既定之理則為准，以當下之致用為歸，歷來綴學之士多有此病，漢宋諸賢猶未能免。此所以《太極圖說》追跡於方外之人，而胡朏明《易圖明辨》所由作也。《大學》《中庸》見疑於曾子與子思，而戴氏塾師窮口不能為說也。若此之類，乃求善而先有所忽於其真，未必有意於造偽以傳訛也。若夫漢儒號稱通經以致用，乃至《周易》衍為爻辰納甲之說，《尚書》流以五行災異之變，《詩經》猥以五際六情之誕。其余諸經之說，無不雜引讖緯，求善致用而多容曲說，終然流於荒怪而竟不自知。此由漢儒天人學說之？理有以致之，非著意於欺世而妄言，然唐人作義疏猶一掃而空之也。若夫急於用世，率爾操觚，造端立極不惜厚誣往古，謗真啟讟不顧遺誤方來，剽竊當世而又自諱莫如，康長素撰《新學偽經考》，以倡維新革命之說，雖美其名曰“藉經術以文飾其政論”，實則“以政論戕害其學術”之極端之惡例也。錢賓四《劉向、歆父子年譜》出，述“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康氏之說即告土崩，良有以也。說者於康氏雖可施以“了解之同情”，則立言之士胡可弗為大戒乎！此立言求善，而有意無意之間亦不免於害真者也。

贊曰：綴學求真，以訓詁考據通其道，依宗旨家法專其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立言求善，仍舊貫以開物之始，融新知以成物之終，學有本源而立言有據，業精入神而致用無蔽。求真者，唯是所在，雖有時而妨善，知其不善，斯為善矣。求善者，唯義所在，雖有時而昧真，知其不真，斯為真矣。知真有所不善，知善有所不真，則學術之演進，必乎之曲翔躍於求真與求善之二邊也。夫積學之士，見有廣狹，知有淺深，道有階級，術有專門，隨其才性之所至，因其習業之所偏，求真焉，求善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有所建樹，耿焉有所祈向，一皆視為正學。

嗚呼，文章道蔽，百有余年﹔漢家陵闕，盡是西風殘照！靜極生動，陰極陽變，運會甫開，其宗風將暢邪？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全體同仁，願步武時賢，上下求索，紹先聖之遺風﹔萬裡折沖，彰學林之正氣。致聖德巍蕩於寥廓，發正學璀璨於河漢。融舊開新，再續華夏人文慧命﹔敬德尊聖，重鑄炎黃民族心魂。則我輩學人，當此貞下啟元之世，亦可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矣！謹以本刊，與海內仁人君子共勉！（作者為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本文系《正學》發刊詞，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