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2日，一個名叫王圓箓的道士在敦煌莫高窟今編號16窟甬道北面的牆壁上發現了一個約10平方米、高2米多的石窟，俗稱藏經洞，今編號17窟。裡面堆滿了寫卷（少數刻經）、絹畫、紙畫等。這就是舉世聞名的敦煌大發現。

敦煌文書的抄寫年代，最早的是前秦甘露元年（359）日本中村不折舊藏（今藏日本書道博物館）《譬喻經一卷》。最晚的是英藏S.4358卷，抄寫有宋仁宗天聖九年（1031）創作《李相公嘆真身（首題）》。這就是說，近6萬件敦煌文書的時間跨度近7個世紀。

敦煌文書的內容十分豐富，就其中的漢文文書來說，古代典籍中的經、史、子、集四部文獻都有。尤其可貴的是，一些官府或寺院的檔案資料，下層民眾的生活應用文、宗教應用文，都是傳統典籍中沒有的。按照現代學術分類，敦煌文書除了百分之八十是佛教典籍外，還包括哲學、經濟、政治、法學、社會學、人口學、民族學、歷史、其他宗教、文學、語言學、體育學、管理學、醫學、科技等方面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中古社會的百科全書。

敦煌文書的價值是多方面的，這裡僅舉幾個方面的例子予以說明。敦煌文書中數量最多的是佛教典籍，這些佛典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敦煌寫經是寫本時代的產物，保存著佛籍翻譯初期的面貌，可以校勘宋代以后開雕的各種大藏經。第二，敦煌寫經中保存了不少的古佚經，可以補足宋以后各藏經的不足。第三，敦煌文書中保存了數量不少的佛教史料，可以利用這些史料研究佛教史上一些重大的問題。比如佛教中的三階教，在唐代多次遭到禁毀，其典籍大都散佚。敦煌文書中的三階教典籍，使我們獲得了較為豐富的史料，可以全面了解和研究中國佛教史上這一重要的宗派。再比如，早期禪宗的經典，大多已經散佚。敦煌禪宗資料則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禪宗史上還有一些重要的人物，沉沒在歷史泥沙中，已無人知曉，而敦煌禪宗史料讓他們重新浮現於世。

敦煌文書中保存了豐富的經、史、子、集四部書的內容。儒家的經典，唐代已形成了12經（宋代增補《孟子》成13經）。這12部經典，敦煌文書中除《周禮》《儀禮》和《公羊傳》外，其余9種都有保存，或有幾種抄本，或有幾十種抄本，還有一些早已散失的漢魏六朝的注疏，更為珍貴。這些寫本中，有一些是當時寺學學郎抄寫的，訛誤較多。也有一些是經過精心校勘的“善本”，反映儒家經典在唐代的情形。

敦煌文書中的史部類著作數量很多，價值更大。可以說這些史料揭開了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史的新篇章。九世紀中葉前后，是中國西北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840年，蒙古高原上的漠北回鶻大批西遷，進入河西走廊和今新疆東部地區。842年，吐蕃王朝內亂，吐蕃在今甘肅和新疆地區的統治土崩瓦解。這樣在西北地區，就出現了諸多勢力集團，它們擴充實力，搶佔地盤，形成復雜的割據政權。比如，以敦煌為中心的漢族歸義軍節度使政權，以張掖為中心的甘州回鶻政權，以吐魯番為中心的西州回鶻政權。規模略小一點的，武威一帶由吐蕃支系末部控制，於闐地區成為小月氏遺種仲雲人的天下。晚唐五代時期，中原王朝勢力衰微，沒有能力控制西北地區，史書記載也極其有限。藏經洞出土的一大批公私文書，為我們探討西北民族變遷提供了豐富的原始材料。

敦煌文書中的文學資料也非常珍貴。我們過去看到的大量的古代文學資料，是經過歷代文人篩選過的，嚴格意義上說是貴族文學。敦煌出土的文學，正是中古社會下層民眾的原生態文學。通過這些文學資料，我們發現，敦煌民眾運用文學，並不是作為案頭讀物，而是作為各種生活儀式的組成部分。比如，婚禮上由伴郎、伴娘和儐相人員口誦對答的唱詞《下女夫詞》，女兒出嫁時母親訓導的唱詞《崔氏夫人訓女文》，鬧新房時的《祝願新郎新娘文》，年終驅儺求福的《兒郎偉》等。敦煌流行著“俗講”，由俗講僧向世俗聽眾通俗講解佛經，“俗講”所用的底本就是講經文，敦煌講經文大約有24篇。敦煌還流行“轉變”，“轉變”就是轉唱變文，由藝人對著圖畫講唱故事，圖畫是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或瞬間。敦煌文書中保存的20多篇變文在敦煌文學中最有特色。像《廬山遠公話》《韓擒虎話本》等“話本”，更是宋元白話小說的先河。敦煌曲子詞是宋詞的源頭，其中有宴飲場合的歌辭，打鬼驅儺的歌辭，還有七月七日乞巧儀式上唱詞，婚儀上的調侃詞。它們與民間儀式的關系非常密切。敦煌文學是民間自生自為的文學，它雖不是原始文學，但其特殊性卻具有“考古學資料”和“現存原始部族的民族學資料”一樣的價值。

（作者單位：西北師大華夏文明傳承發展協同創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