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能過剩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必然結果，因此，市場經濟環境下，適度的產能過剩是必要、必然的。有研究指出，約90%的產能利用率是適度的。目前，我國的鋼鐵、建材、造船等傳統制造行業出現嚴重產能過剩，新興產業如光伏、風電設備制造業也出現了嚴重產能過剩，還有一些產業存在嚴重產能過剩的勢頭。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這些行業產能過剩特點明顯，可謂“中國式”產能過剩。

一是“一哄而上”。目前的過剩產能都是最近幾年所在行業井噴式增長形成的，像風電、光伏制造業，從產能嚴重不足到嚴重過剩的時間跨度隻有兩、三年，產能適度期一閃而過。如此迅猛增長勢頭，其中有各地大力發展經濟的積極因素使然，也有地方政府和企業不顧自身條件和市場風險，盲目跟風上項目的消極因素起作用。以光伏產業為例，有研究指出，目前我國幾乎所有省市自治區都把光伏產業列為優先扶持發展的新興產業，300多個城市規劃發展光伏太陽能產業，100多個建設了光伏產業基地。“一哄而上”式增長形成的產能過剩，因其來勢猛、產能適度期短、大多數企業尚未來得及盈利，所以給企業造成的傷害更大、連帶出的社會風險也更大。由此可見，“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危害較國外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更大。

二是“火上澆油”。在市場機制健全的環境下，當出現產品市場需求疲軟、價格下跌時，行業內的企業一般不會冒然擴能，行業外的企業也不會冒然進入。但在我國，一些地方和企業的做法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導致產能過剩愈演愈烈，最后是萬馬齊喑。究其動因，不外乎無知、無畏。所謂無知，是對市場競爭的殘酷性認識不足，對市場信息沒有完全足夠掌握，我國在市場統計、信息發布方面確實存在不足。所謂無畏，是存在盲目樂觀、自大心理，對各種風險和損失無所謂，說到底是對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法則不夠敬畏。

三是“垂而不死”。還有一些企業，產能水平低下，在市場競爭中已經處於被淘汰的境地，但由於地方政府或母公司的市場保護、補貼等因素，總能強撐著生存。在這些行政干預下，市場競爭機制是失靈的。

四是“過剩與不足並存”。深入剖析這些產能過剩行業，不難發現，過剩的都是中低端產品的產能，高技術、高性能、高附加值產品仍然不能滿足國內市場需要，還要依靠進口，比如某些精品鋼材、特殊用途鋼等﹔過剩的是整機組裝和一些輔機附件生產能力，高技術含量的關鍵零部件仍然不能自主研制，需要進口配套，比如風電設備的變槳、偏航系統和主軸軸承等。前述“一哄而上”、“火上澆油”和“垂而不死”的往往都是一些進入門檻較低的產品。

解析“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動因，不難看出有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沖動因素，企業投資決策的粗放因素，更進一步剖析，還有政府部門對行業發展和對待產能過剩指導思想的某些偏頗因素等。

地方政府因素。一是不當激勵。很多地方發展經濟的基本套路是招商引資、大上項目、上大項目，不少資源稟賦差的地方飢不擇食，採取供地優惠、稅費減免、降低環保准入標准、市場保護，甚至允諾投資者擔任本地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等不正當激勵手段，千方百計吸引投資。這些不當激勵手段，嚴重扭曲了生產要素價格和企業生產成本，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和企業決策程序，出現低水平產能過剩是必然的。現階段，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積極性很高，如果引導調控不力，極有可能助長產能過剩。二是行政干預。一些地方借助本地市場需求，要求設備供應商在本地投資建廠，或與本地企業合資合作，並作為投標中標的必要條件。許多企業無奈隻得答應。如目前很多大城市正在建設地鐵輕軌，幾乎所有城市都提出了主要設備制造本市化的要求，而目前地鐵輕軌車輛等產能已經過剩，還在增加布點擴能。

企業因素。要承認，我國企業的整體素質較國外同行還有不小差距。一些企業，投資決策機制不健全，對決策者缺乏決策約束和責任追究措施，因而企業決策隨意性較大、水平較低。這種情勢下，其他企業不敢進入的領域，決策水平低的企業敢於進入，但並沒有獨特優勢，隻能加劇產能過剩。

政府部門因素。面對產能過剩，這幾年中央和相關部門非常重視，做了很多工作。國務院2009年轉發過10個部門關於抑制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的文件，2010年下發過進一步加強淘汰落后產能工作的文件。與10年前相比，目前我國的產業政策規劃已經很健全，與國外相比有過之無不及。但這兩年產能過剩現象仍然非常嚴重，一些行業愈演愈烈，一些剛成長起來的行業也出現了產能過剩問題，因此，有必要反思相關指導思想和做法是否對頭？

首先，核准審批的管法能否管得住企業擴能？從結果來看，管住了膽小的，管不住膽大的。而且，核准審批形成了“圍城效應”，即圍城抵擋城外者的同時，保護了城裡的，因此城外者極力沖破城門，進來后積極擁護把城門關嚴實，防止城外者進來分享待遇。反過來想，如果沒有這個圍城，一部分城外者並不一定進入城內區域。因此，目前行業准入管理辦法的利弊很難定論。可能弊大些，因為目前我國一些競爭力強、市場佔有率高、產能適度的產業，如各類家電產業、食品類產業，並沒有准入的行政限制﹔鋼鐵、水泥、電解鋁等產能過剩嚴重的行業，恰是准入管理較為嚴格的行業。汽車、電子信息等產業也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不得已放鬆行政管制后才快速發展起來的。

其次，一些調控措施產生的副作用，也助長了產能過剩。如前幾年，對鋼鐵、水泥、火電等行業，從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節能減排出發，實施“上大壓小”，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同時，一些地方借助下馬小產能，偏面追求上馬大項目，個別地方甚至沒有落實下馬小產能，仍然上馬了新項目，導致產能總量得到合法擴張。目前國資部門為了推進100多家央企兼並重組，正在推行央企“大魚吃小魚”的做法，使這些央企爭相做大，有的通過新建項目或兼並擴產現有企業進軍上下游產業，如航運企業發展造船業、電力企業發展電力設備制造業等，一些外貿型、科研型央企極力發展制造業，兼並了不少地方企業。這些央企做大的背后大多是行業產能加劇擴張，但是否提高了央企的綜合競爭力？尚難定論，前一階段也引起了國進民退的輿論。

另外，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對工業的各類投資補助，雖然其初衷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促進技術進步、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等，但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企業投資擴能的沖動。前幾年光伏、風電設備制造行業都曾是各級政府投資補助的重點。今天政府投資補助的重點，明天可能產能過剩。個人認為，對競爭性行業，無論出於何種良好用心，也不宜給予公共資金補助﹔即使補助，一定要把握好度和方向，嚴格資金使用的審計監察，確保把好事做好，否則寧可不做。

歷經20年的改革發展和思想觀念轉變，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機制已經基本確立。但在經濟活動中，還有不少不正當的現象存在，它們對我國經濟健康發展和深化改革提供的是負能量，是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抹黑，因此，不宜以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為借口予以認可和容忍，應該深究根源，堅決摒棄或改良。“中國式”產能過剩就是其中之一。

我國產能過剩的背后，反映出來的是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要褪去產能過剩的“中國式”外衣，應該從根本上著手破解。這個“根本”就是目前體制機制上的弊端。比如，在現行財稅體制下，各地都認准了“無工不富”，發展農業、保護生態是為別人做嫁衣，吃虧的是自己。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制度對各地經濟發展也起著指揮棒的作用。再如，政府和企業還沒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決策責任追究機制，政府對企業的影響力很大，“三拍”現象（拍腦袋決定、拍胸脯保証，決策失誤后拍屁股走人）還很普遍。還有，政府部門對市場主體的管理過多過細，說白了是不相信市場、不相信企業，實質是不相信市場經濟，而對政府管理過於自信，管了些不該管、管不好的事情。

多年來產能過剩的結果証明，政府部門針對競爭性行業的准入管理應屬於“管不好”事項，靠行政管理手段和政府文件三令五申化解產能過剩，無異於隔靴撓痒和麻袋上繡花。按照黨的十八大精神和本次機構改革職能轉變的要求，必須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企業改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今年打出幾套改革放權的“組合拳”，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優勝劣汰”的市場主體，主動接受市場機制調節，才能使“中國式”產能過剩不再重復上演。

（作者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東北振興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