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后，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化以洋務運動為開端，開始了艱難的進程，它是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引進西方機器設備，搞中國近代化的運動，是中華民族面對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不甘滅亡，企圖建立近代化國家，以自強御侮的運動。這場運動是以“中體西用”貫穿始終，成為近代洋務思潮的總綱，也是近代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中體西用”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影響很大。

“中體西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縮語，這裡的“中學”，一般是指“綱常名教”、“四書五經”、“歷朝典故”等一整套封建文化思想、道德觀念。“西學”最早是指“西藝”，即造船制炮及其他技術﹔爾后開始超出應用科技，推廣到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經濟思想等﹔再進一步涉及到西政、西史、轉向社會制度等方面。最早提出“中體西用”思想的是洋務政論家馮桂芬，對這個思想表述的最為全面的則是孫家鼐，他詳盡地說明了“中學”和“西學”在洋務運動中的地位，即以中國正統封建文化為主體，以西方近代文化為輔用。洋務論者一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大一統的局面，跨出了興西學的第一步，興辦同文館和各種洋務學堂，較大規模地派遣留學生和翻譯西學書籍，充分表現出“西學為用”的革新意義。他們提出“中學為體”，主要也是用以應付頑固派對所謂“用夷變夏”的攻擊，因為“中學”作為古代東方文化的核心，有幾千年積累起來的優越感，在伴隨侵略者的炮艦和商船而來的西方文明面前，具有一種頑強的排他性，所以洋務派“中學為主體”的說法可減少來自頑固派方面的阻力和抵制，以保障“採用西學”的順利進行。

“中體西用”思想產生的原因有三：一是近代西方文化的傳入與傳播，是“中體西用”思想產生和發展最重要的思想基礎﹔二是西方列強的侵略是“中體西用”產生的外部原因﹔三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文化的精華是“中體西用”思潮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體西用”思想產生很大的影響：一是打破了“閉關鎖國”的封閉文化思想，促進了開明思想和改革思潮的出現。“中體西用”思潮貫穿洋務運動三十余年，對當時的歷史進程產生過重要影響，為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維新思潮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二是學習西方，創立軍事企業，開展“求強”運動﹔三是創辦民用企業，走向了工業近代化道路﹔四是仿效西方，努力造就和培養人才﹔五是“中體西用”思想的實踐產生了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當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時，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后促進了自然經濟的解體，特別是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日益深入，使商品市場擴大，大量農民和手工業工人破產、失業，使勞動力市場擴大，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造成了客觀的可能條件﹔洋務派利用官僚資本舉辦近代企業，從外國引進機器設備和技術，為民族資本主義產生創設了重要條件。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利用手中積累的貨幣財富學習西方開辦企業，同時，少數原有的手工工場開始轉變生產方式，採用機器生產，成為近代企業，民族資本主義就這樣應運而生。不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近代企業是在中國社會開始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條件下產生的，走了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獨特道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一開始就分為官僚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兩部分，中國的資產階級一開始也就分為早期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六是“中體西用”對維新運動的影響。維新運動的迅猛發展，資產階級改良派提出學習西方的議會和實行君主立憲制，他們批評洋務派學習西方是舍本逐末，認為學習西方要從政治制度入手，才能“體用”一致，並開始改革維新，這些被以西太后為首的頑固勢力所不容，隨著西太后的權杖所指，天下頑固派群起而攻之，特別是洋務派。張之洞拋出了對抗維新思想的代表作《勸學篇》，他主張用封建綱常加強對人民的政治統治和思想束縛，而用西方的生產技術和堅船利炮來鎮壓人民，反對維新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堅持維護封建專制制度。在歷史的車輪前進的情況下，“中體西用”思想又跟不上形勢了，這時，又對歷史前進起到了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