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賈立群，今年59歲，是北京兒童醫院超聲科主任。我今天宣講的題目是《賈立群牌B超》。

在兒童醫院，很多家長帶著孩子做B超時，都點名做“賈立群牌B超”。做完了，有的家長還指著B超機問我：“大夫，您做的是‘賈立群牌B超’嗎？”我告訴他們，這台機器加上我就可以叫“賈立群牌B超”了。家長們這才明白賈立群不是什麼B超機的牌子，而是我的名字。

這個誤會讓我感到溫暖和信任。

我在兒童醫院工作已經35年了，從拿起B超探頭那一天起，我就有一個夢想，就是不能讓一個孩子漏診、誤診。

為了實現這個夢想，我經常利用休息時間到手術室看手術，還把手術中切下來的標本拍成照片，晚上回到家對照B超圖像仔細地研究分析。有一個甘肅來的小女孩，肚子斷斷續續地疼了6年，在當地開了兩次刀，都沒有找到病因。孩子很痛苦，家長也非常著急。我給孩子做B超時，突然發現她的腸子上有一個黃豆大小的囊腫，我意識到這就是孩子肚子痛的根源。

孩子的手術正在進行的時候，外科大夫突然打來電話急急忙忙的說：“腹腔打開了，怎麼什麼也找不到啊？”我趕緊跑到手術室，拿起探頭直接放入孩子的腹腔內仔細尋找，發現小囊腫被胰頭包著。外科大夫聽了說：“這難度太大了！萬一碰破了胰管，會有生命危險啊！”手術室裡，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我憑著經驗，用B超引導著外科醫生的手術刀，一點一點地向深層組織劃去。兩個小時過去了，刀尖終於碰到了囊腫，這個讓孩子疼了6年的禍害終於被切除了！孩子的父親專門來道謝，淚流滿面地說：“謝謝您！救了我孩子的命……”這時候，我的眼睛裡也熱乎乎的，這不僅僅是感動，更多的是欣慰和幸福，因為又有一個孩子在我們手中獲得了新生。35年來，我先后挽救了2000多個孩子的生命。確診了七萬多疑難病例，有的病例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見。

我多年來由於診斷比較准確，每當碰到疑難病例的時候，醫生們都會在B超單子上注明要做“賈立群B超”。傳來傳去的就有了“賈立群牌B超”的說法。我也向醫生們承諾，隻要我不出差，我24小時，隨叫隨到。有一個休息日，我正理發呢，突然接到醫院的急診電話，我剛理了左邊，右邊還沒理呢，馬上就停下來，立刻趕往醫院。最多的一天夜裡我被叫起來19次。我家就住在兒童醫院旁邊，每次都是剛躺下，電話鈴就響了，我趕緊穿上衣服跑到醫院。我愛人心疼地說：“你這一宿啊淨在這兒做仰臥起坐了。”

來兒童醫院看病的大部分都是外地的孩子，每天做B超的隊排的長著呢，孩子的家長總催我“快點做”，我就告訴他們：“我吃中午飯以前肯定給你們做完。”其實他們不知道，我已經有20多年不吃中午飯了。我的中午飯都是晚上七八點下班后才吃。你想啊，孩子們做B超都是餓著肚子的，我當醫生的能扔下孩子到點去吃飯嗎，那不合適啊！

30多年來，我加班加點是常事，忽略了家人也是常事。有一次，一個小孩做腎臟穿刺，孩子特別胖，哭鬧得厲害，圖像看不清楚。我就一邊哄著孩子，一邊用探頭引導著腎內科醫生小心地進針。不知不覺地，2個多小時過去了，窗外一直下著瓢潑大雨。最后穿刺成功了，我放下探頭，突然想起來，7歲的兒子放學后還在汽車站等著我接呢。我急得一路飛跑，連傘都沒拿，到了車站，看見兒子還站在大雨裡等著我呢，渾身都澆透了，連書包裡都灌滿了水。他一看見我就哭了，我一把抱住他。又心疼又生氣：“你傻不傻呀，怎麼就不知道躲雨呀？”兒子委屈地說：“您說過，讓我在車站等著您，不准動。”這時候，我抱起了凍得直打哆嗦的兒子，眼淚也止不住了。

很多家長都給我送紅包，我說這不行，不能要。家長們都以為我客套，就硬往我兜裡塞，我就躲，來回的撕扯，白大褂的兩個兜全給撕壞了，而且這樣推來搡去的也很耽誤工夫。我干脆就把兩個兜給撕下來了。同事們看見了說：“主任，您這白大褂怎麼沒兜呀，看著特像廚房大師傅。”我一聽也對，就又把兩個兜給縫回去了，還特意從裡面把兜口也給縫死了。再有家長塞錢的時候，怎麼塞也塞不進去，就納悶，我說，兜縫著呢，這樣家長們就放棄了。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一名醫生，我的夢想並不復雜。醫術高超、病人信賴、百姓滿意，這，就是我最大的夢想和追求﹔看著一個個患兒從我們這裡健康、快樂地走出去，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實現中國夢是我們每個人共同的夢,需要把我們每個人立足崗位,實干興邦的夢融入到中國夢之中,中國夢才能夠實現。為了這個夢，我覺得做任何事情都是應該的，再多的堅守和付出也是值得的。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