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王淑芳，來自懷柔區喇叭溝門滿族鄉帽山村。我是個農民，沒有什麼文化，可我們農民也有自己的中國夢，中國夢，本來就是咱老百姓的夢。

17年前，我有個夢，就是想改變我們村的風氣。

那時候，村裡有些風氣不好，有不孝敬公婆的，有打麻將賭博的，有愛講葷段子的，俗著呢！有的家小兩口還為打麻將輸錢，生氣打架鬧離婚的，那真是白天輸，晚上贏，白天晚上稀裡花拉一片麻將聲。

我看到這些現象，心裡急呀！正在這個時候，我的姐妹張淑萍來了。我說：趙本山一出現，誰都盯著電視看，要不，咱倆也整個小品給大家看看，你看行不，張淑萍說：“行”。說干就干，我倆坐在炕頭上拿起筆就寫了第一部小品《勸丈夫》。可是小品當中的男主角沒人願意演，怕寒磣。沒轍，我就自己當起了男一號，嘿，我一上台，把男人在麻將桌上的那點德行，學的是分毫不差，逗得村民是邊看邊樂。村民喜歡，我們姐妹幾個就經常坐在炕頭上寫小品，表演唱，三句半，自編，自導，自演，成了村裡的文化人兒。

慢慢地，村裡打麻將賭博的人少了，我的夢實現了。

我又想著，咱庄稼人，不光要過好日子，還得圖個樂呵，要建設新農村，更要當新農民。

我們帽山村過去有個花會，扔了多少年了，我們姐幾個琢摸著，要把它恢復起來，那該多好啊！可是辦花會，得要錢呀，咋也得置辦點鑼鼓家伙事兒吧？

沒錢，咱就想沒錢的轍，我提出大家伙兒湊錢，我們幾位，每人湊500，辦成了就把錢還給大家，辦不成就算了。當時我們家並不富裕，上有七十歲的老人，下有兩個孩子，兒子正在上高中，一年要花幾千塊錢。全家人收入全靠幾畝土地。

晚上，我和孩子他爸合計：“上哪兒弄錢去？要不，把咱那頭豬賣了吧？” 他爸說：“那豬才多大呀，現在賣了，虧大了？”我說，不賣豬，咱家還有啥值500塊錢呢？要不，你把我賣了？他爸樂了，“算了，你還不值500塊呢，咱還是賣豬吧”。

第二天，就把我們家那頭過年要吃的豬給殺了，賣掉了我們全家人一年要吃的肉，賣了400多塊，又添上好幾十塊錢，才算湊足了500塊。小女兒看到豬被賣了，一個勁地跟我哭鬧：“媽，你把豬賣了，我就沒肉吃了，我要吃肉，我要吃肉！”我趕緊安慰她：“孩子，等把花會辦起來，咱再買頭豬，媽天天給你燉肉吃。”

沒成想，在我們的帶動下，村民們這個20，那個30，一下子湊了7500多塊。有了錢，我們置辦了鑼鼓镲、服裝和好多道具，道具齊了花會辦起來了，一百六七十人站在村街中央，領頭的叉腰一喊“起會嘍”。你看吧，耍龍燈，舞獅子、跑旱船、逗小車，節目一個比一個俏，一個比一個好﹔村裡人樂了，十裡八村的鄉親們都叫好，比大年三十吃餃子還樂三分呢。

辦完了花會，我接著辦晚會，2003年的大年初一，帽山村的“春晚”開始了，三四歲的小孩朗誦著《國旗我愛你》，年輕人唱著《在希望的田野上》，七八十歲的老人笑得合不攏嘴，高興得也上台唱起了秧歌柳子（唱秧歌柳子：你說那個一來呀，我給你對上一，百姓的生活真富裕），我嘛，是村裡的明星啊，節目壓軸兒。這時，我手裡拎著個大王八，一上台說道：“老太太我今年八十八，連兒帶女生了五加三，受盡了苦和累，如今我又得了高血壓。可兒女們呀還真孝敬，今個兒給我拎個大王八，媽，給您補補吧，您瞧，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現在都孝敬老人著哪。”

戲沒演完，那掌聲就嘩嘩地。晚會結束了，鄉親們還圍在一起說啊，笑啊，半天都不願意回家。

2010年，我進了北京市百姓宣講團，百姓宣講團，把話筒交給咱老百姓，讓咱有機會把自己這點事兒說出來，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們農村的快樂生活。這回，我又成立了我們的家庭宣講團。

我們一家4口齊上陣，我講咋給大伙兒找樂，兒子講他咋扎根基層給老百姓干實事兒，兒媳婦講她咋扔下6個月大吃奶孩子到山裡支教，小女兒講她咋在學校當個三好學生。

習總書記提出要實現中國夢，我們老百姓都樂意聽。人有夢，才有得琢磨，沒夢，沒理想，就是沒出息，瞎胡混。

前不久，我見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同志，我對他說：首長，我現在又有了一個夢，希望中央首長有機會到我們山裡來看看，到時候坐在我們炕頭上，吃著農家飯，喝著山泉水，聽聽我們老百姓說自己的夢，那是我們草根兒的夢，也就是最接地氣的中國夢。

我想，咱們的中國夢實現了，老百姓幾輩子的夢想也就實現了，為了實現中國夢，我們人人要埋頭苦干，人人要出力流汗，人人要多作貢獻！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