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王淑芳,來自懷柔區喇叭溝門滿族鄉帽山村。我是個農民,沒有什麼文化,可我們農民也有自己的中國夢,中國夢,本來就是咱老百姓的夢。
17年前,我有個夢,就是想改變我們村的風氣。
那時候,村裡有些風氣不好,有不孝敬公婆的,有打麻將賭博的,有愛講葷段子的,俗著呢!有的家小兩口還為打麻將輸錢,生氣打架鬧離婚的,那真是白天輸,晚上贏,白天晚上稀裡花拉一片麻將聲。
我看到這些現象,心裡急呀!正在這個時候,我的姐妹張淑萍來了。我說:趙本山一出現,誰都盯著電視看,要不,咱倆也整個小品給大家看看,你看行不,張淑萍說:“行”。說干就干,我倆坐在炕頭上拿起筆就寫了第一部小品《勸丈夫》。可是小品當中的男主角沒人願意演,怕寒磣。沒轍,我就自己當起了男一號,嘿,我一上台,把男人在麻將桌上的那點德行,學的是分毫不差,逗得村民是邊看邊樂。村民喜歡,我們姐妹幾個就經常坐在炕頭上寫小品,表演唱,三句半,自編,自導,自演,成了村裡的文化人兒。
慢慢地,村裡打麻將賭博的人少了,我的夢實現了。
我又想著,咱庄稼人,不光要過好日子,還得圖個樂呵,要建設新農村,更要當新農民。
我們帽山村過去有個花會,扔了多少年了,我們姐幾個琢摸著,要把它恢復起來,那該多好啊!可是辦花會,得要錢呀,咋也得置辦點鑼鼓家伙事兒吧?
沒錢,咱就想沒錢的轍,我提出大家伙兒湊錢,我們幾位,每人湊500,辦成了就把錢還給大家,辦不成就算了。當時我們家並不富裕,上有七十歲的老人,下有兩個孩子,兒子正在上高中,一年要花幾千塊錢。全家人收入全靠幾畝土地。
晚上,我和孩子他爸合計:“上哪兒弄錢去?要不,把咱那頭豬賣了吧?” 他爸說:“那豬才多大呀,現在賣了,虧大了?”我說,不賣豬,咱家還有啥值500塊錢呢?要不,你把我賣了?他爸樂了,“算了,你還不值500塊呢,咱還是賣豬吧”。
第二天,就把我們家那頭過年要吃的豬給殺了,賣掉了我們全家人一年要吃的肉,賣了400多塊,又添上好幾十塊錢,才算湊足了500塊。小女兒看到豬被賣了,一個勁地跟我哭鬧:“媽,你把豬賣了,我就沒肉吃了,我要吃肉,我要吃肉!”我趕緊安慰她:“孩子,等把花會辦起來,咱再買頭豬,媽天天給你燉肉吃。”
沒成想,在我們的帶動下,村民們這個20,那個30,一下子湊了7500多塊。有了錢,我們置辦了鑼鼓镲、服裝和好多道具,道具齊了花會辦起來了,一百六七十人站在村街中央,領頭的叉腰一喊“起會嘍”。你看吧,耍龍燈,舞獅子、跑旱船、逗小車,節目一個比一個俏,一個比一個好﹔村裡人樂了,十裡八村的鄉親們都叫好,比大年三十吃餃子還樂三分呢。
辦完了花會,我接著辦晚會,2003年的大年初一,帽山村的“春晚”開始了,三四歲的小孩朗誦著《國旗我愛你》,年輕人唱著《在希望的田野上》,七八十歲的老人笑得合不攏嘴,高興得也上台唱起了秧歌柳子(唱秧歌柳子:你說那個一來呀,我給你對上一,百姓的生活真富裕),我嘛,是村裡的明星啊,節目壓軸兒。這時,我手裡拎著個大王八,一上台說道:“老太太我今年八十八,連兒帶女生了五加三,受盡了苦和累,如今我又得了高血壓。可兒女們呀還真孝敬,今個兒給我拎個大王八,媽,給您補補吧,您瞧,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現在都孝敬老人著哪。”
戲沒演完,那掌聲就嘩嘩地。晚會結束了,鄉親們還圍在一起說啊,笑啊,半天都不願意回家。
2010年,我進了北京市百姓宣講團,百姓宣講團,把話筒交給咱老百姓,讓咱有機會把自己這點事兒說出來,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們農村的快樂生活。這回,我又成立了我們的家庭宣講團。
我們一家4口齊上陣,我講咋給大伙兒找樂,兒子講他咋扎根基層給老百姓干實事兒,兒媳婦講她咋扔下6個月大吃奶孩子到山裡支教,小女兒講她咋在學校當個三好學生。
習總書記提出要實現中國夢,我們老百姓都樂意聽。人有夢,才有得琢磨,沒夢,沒理想,就是沒出息,瞎胡混。
前不久,我見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同志,我對他說:首長,我現在又有了一個夢,希望中央首長有機會到我們山裡來看看,到時候坐在我們炕頭上,吃著農家飯,喝著山泉水,聽聽我們老百姓說自己的夢,那是我們草根兒的夢,也就是最接地氣的中國夢。
我想,咱們的中國夢實現了,老百姓幾輩子的夢想也就實現了,為了實現中國夢,我們人人要埋頭苦干,人人要出力流汗,人人要多作貢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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