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鐵男案后，限權和放權改革再次成為輿論熱議焦點。李克強總理在多個場合強調，要推動放權改革，強調不能什麼事都到北京來批，強調以簡政放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放權”是新一屆政府一直強調的關鍵詞，新一屆政府也擬以放權改革釋放制度紅利。

“放權”確實把握住了當下中國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本，貪污腐敗是源於官員手中權力過多過大，市場化改革的爛尾是過多權力被壟斷在政府手中。無論是治理公眾深惡痛絕的腐敗，還是解決種種經濟問題，都要從限權、放權和分權改革著手，不僅是把權力關進籠子——更首要的是把關在籠子中的權力放出來，也就是還權於市場，還權於社會，還權於民眾。我更看重放權改革的效應在於，能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擺脫“政府說什麼公眾都不信”、“什麼問題都歸咎於政府”的被動局面。

好幾位高層領導都推薦過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這位政治學家說過一句經典：當政府取代上帝時，連最無法避免的天災都會歸咎於它。這話的意思是說，當政府自命為萬能的上帝，手中掌握著太多太大的權力並對萬事大包大攬時，人們會習慣性地將所有問題都推給政府，將一切不該由政府負責的災禍也都歸咎到政府身上，政府會成為所有責難的中心和所有怒火的集中發泄點。

權力是個讓人著迷的好東西，自古以來人們都迷戀和追逐權力，依附權力，想方設法去佔有權力，迷信佔有了權力就能通吃一切。可權力往往與責任和義務相伴而生，有多大的權力，就須承擔多大的義務。這種理念投射到政府身上就是，無限責任對應無限政府，有限責任對應有限政府。

當下，政府公信屢遭詬病的一大症結正在於：政府和官員手中掌握著太大的權力，在輿論和公眾面前樹立了一種“全知全能”形象，處處有審批的身影，時時有監管的目光。雖然經過這麼多年來的市場化改革，政府已向社會和公眾分出了不少權，但政府手中的權力依然過多過大。當政府以全能的上帝自居，手中掌握著似乎是無限的權力時，自然就會被輿論和公眾課以無限責任。

很多官員都抱怨過，輿論對政府過於苛刻，賦予了政府很多他們無法承擔的責任。地震預測是一個世界難題，每次發生地震后，政府部門都會受到批評。泥石流是自然災害，可災難發生后人們本能地會想到政府。人的生老病死方面，隻要有壞消息，無論怎樣不可避免的災難，政府總會被千夫所指。人的吃喝拉撒方面，隻要有需求，人們就會理直氣壯地把目光投向政府。這要負責那要負責，不要怪民眾苛責苛求，政府享受著權力的集中帶來的利益，就必須為所有問題負責。

當所有問題都歸咎於政府時，公信沒有辦法不受損。當政府承擔了不該承擔的責難，被賦予了種種不切實際的期待時，官民矛盾的激化就不可避免。民怨沸騰地指向政府，可政府又無法滿足這種期待，權力這時就成了一個燙手山芋。

所以，放權改革對政府是一種減負改革，分權給社會和民眾，失去的是權力，得到的卻是輕鬆﹔放手的是權力，同時減去的是重負和枷鎖。交給社會去自決，出了問題，社會會分擔責任﹔交給民眾去民主決策，出了問題，民眾自己會承擔選擇的責任。這是民主決策最大的好處，政府雖然放棄了專斷，同時也卸掉了責任，不至於一出問題就矛頭都指向政府。

政府有必要謙卑地示弱，承認“這事兒政府辦不了”、“那事兒政府無能為力”，這不僅無損政府的權威和公信，反而能樹立實在的形象，政府能力確實是有限的：官員的理性有限，政府的財力有限，很多事情交給市場和企業辦會更好，這沒什麼可羞恥的。一味地逞強，將什麼權力都攬在手上，豈能不成為眾矢之的。“那事兒政府無能為力”對應的其實是“那事兒政府不應該負責任”。

專權的結果，是把所有矛頭都集中到專權者手中，而民主的結果則是，參與決策的每個人分擔了責任。一個民主的社會雖然也有民怨，但不至於事事都歸咎於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