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研究

2012年，我國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研究集中在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式、勞動價值論、危機理論和利潤率下降規律等方面。

（一）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勞動過程

高峰沿著吳易風教授提出的從“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基本原理分析生產方式含義的思路，將“生產方式”的基本用法分為兩種，一是社會生產的類型或型式﹔二是社會生產的勞動方式。結合《資本論》第一卷的實際內容，進一步提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應該理解為“資本主義勞動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社會化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矛盾運動的中間承載體，同時體現勞動的技術方式和社會方式，它以生產力的社會化發展為基礎，又被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規定和塑造，具有明顯的社會歷史特征。而對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研究，就是探討資本主義勞動方式的演變過程。由此他進一步提出，應該將勞動方式和勞動過程納入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中，並闡明了其理論與實踐意義。論文提出，資本主義勞動方式或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以社會化的機器生產為基礎，細密的分工，工人勞動的片面化、簡單化和畸形化，日益成為機器的附庸。

林崗認為，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生產方式”這一概念在不同的語境有三種不同的含義：第一，指生產方法或勞動方式，即生產力﹔第二，指社會生產關系﹔第三， 指社會經濟形態，即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統一體。而在規定《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時，馬克思是在第一種意義上，即生產力的意義上使用“生產方式”這個概念的。 

林崗認為，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生產方式”這一概念在不同的語境有三種不同的含義：第一，指生產方法或勞動方式，即生產力﹔第二，指社會生產關系﹔第三， 指社會經濟形態，即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統一體。而在規定《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時，馬克思是在第一種意義上，即生產力的意義上使用“生產方式”這個概念的。

謝富勝、周亞霆闡述了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研究復興是基於馬格林對“技術決定論”的批判而提出的“社會控制論”，他們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保持統治地位的必要條件是整個社會佔主導的勞動過程能夠再生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不僅要求與資本的特定統治形式相適應的生產力的增長，更重要的是能再生產出資本控制勞動的生產關系，必須將技術決定論和社會控制論結合起來。 謝富勝、宋憲萍梳理了馬克思在1863-1864年手稿及《資本論》第一卷相關章節對勞動過程的重要論述，為馬克思的勞動過程理論的系統化作了初步嘗試。 謝富勝系統介紹了蒙哥馬利、弗裡德曼和愛德沃茲等基於工人主體性的視角，從資本積累出發，資本如何控制勞動過程的具體組織方法的相關研究，闡明了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不同時空范圍內，具體勞動過程的組織存在著多種選擇，而究竟選擇什麼樣的勞動過程，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於特定的社會經濟關系。 在另一篇論文中，謝富勝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研究日益多元化，但缺乏共同的研究主題或理論硬核，布萊頓研究小組的勞動過程理論、法國帕洛瓦斯的勞動過程變遷理論、湯普遜的勞動過程核心理論，為勞動過程理論從分散走向聚焦並形成其理論范式提供了借鑒和思考，回歸馬克思主義勞動過程研究的邏輯則是未來勞動過程理論發展的主要方向。 謝富勝、周亞霆基於國外對知識、知識管理和技能變化進行的理論和案例研究闡明了知識經濟下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確實發生了某些新的變化。勞動過程中的控制依然嚴密，控制的目的仍然是為了榨取剩余價值﹔知識管理是採取新的方法榨取雇員的“知識”﹔對低技能工作的大量需求與“技能提升”宣傳之間的沖突反映了資本與勞動間的沖突，反映了“知識經濟”條件下勞資之間內在矛盾的新形式。他們指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變革的實質是社會剩余價值的創造通過語言的、交際的和情感的網絡採取了合作的互動性的方式。 （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2013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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