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傳統道德范疇的忠德，早在《周易》中已有萌芽，特別是《易傳》中蘊涵著豐富的忠觀念內容，並對中國傳統忠德的形成、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首先，《易傳》天道尚中、天尊地卑思想開啟了忠觀念之源。按照取象《易》理，人類社會活動包括道德規范都是取象天地之道的。忠德的理論元點可上溯到《周易》天道尚中觀念。在各卦彖辭、象辭中，多見剛中、柔中、中正、中和、時中、中行、中道、得中等詞語，而且都是對“中”的正面肯定，體現了《易》道尚中的理念。同時，從爻位上看，《易》非常重視中爻，所謂“二多譽”、“五多功”。且在古文字中，“中”與“忠”通假。《忠經·天地神明章》：“忠者，中也”。《國語·周語》：“出自心意為忠”。《周禮·大司徒》疏：“中心曰忠”。《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玄認為此處的“中”“猶忠也”。在某種意義上說，“出自心意為忠”和“中心曰忠”，闡述的都是“忠”與“中和心”的關系。《易傳》將天道尚中的觀念與人的道德心聯系在一起，產生了朦朧的忠觀念。《易傳》忠觀念成為先秦時期解卦的原則。如《左傳·昭公十二年》載，南蒯將叛，筮遇《坤》之《比》，子服惠伯提醒說：“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直接將所佔之事是否忠信與《易》佔卜准確性聯系起來，說明先秦時人對《易傳》忠觀念是普遍認知的。此外，《周易》天道觀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天尊地卑。《系辭傳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認為人類社會的尊卑等級、上下秩序是天生地設的，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則。從這個意義上講，天尊地卑觀念也是忠德產生的重要理論淵源。《周易》首乾次坤體現的就是尊君卑臣觀念。乾不僅指天，“於人事言之，則君也，父也。以其至尊，故在諸卦之首，為易理之初”。（孔穎達《周易正義》卷一）與乾相對應的坤則為地，為臣，為卑。既然世界萬物都是由陽尊陰卑構成的，無疑人類社會秩序也是上尊下卑的，卑者對尊者的忠也就成為一種社會普遍認同的道德規范。楊簡在《易傳·坤》中所說的“乾坤之道，為臣為妻，不得此至柔動剛、至靜德方之道，則為臣不盡忠，為妻不盡正”，明確將“為臣應盡忠”作為坤卦義理來闡揚。

其次，《易傳》的忠信進德思想揭示了忠在道德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周易》之“周”有多種解釋，其中之一就是“忠信為周”（毛亨、鄭玄在解《詩經》時，孔安國在解《論語》時等都主此說）。從某種意義講，《易》本身就是宣揚忠信的。乾《文言》引用“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將忠信與提升道德聯系起來，並將忠信作為進德的路徑。王夫之“正德者君臣父子也”（《周易外傳》卷五）則將《易傳》的進德（或正德）思想與君臣父子的忠孝道德觀念緊密聯系起來。此外，忠在道德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左傳·文公元年》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無獨有偶，《易·系辭傳下》也提出：“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盡管《左傳》中“德之正”的“忠”在《易傳》中並無對應，但結合《文言》中“忠信所以進德”的表述不難看出，《易傳》是把忠信作為進德路徑的，雖然沒有像《左傳》一樣明言忠為“德之正”，但無疑也是把忠作為道德的重要基礎來看待的。

再次，《易傳》的忠觀念凸顯了卑以自牧、謙卑柔順的臣德之忠。“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序卦傳》）道德禮義所重的就是君臣、父子、夫婦的上下尊卑。在《易傳》看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人類社會的尊卑等級、上下秩序是天造地設的，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則。即所謂的“崇效天，卑法地”（《系辭傳上》）。正像孔子把“正名”作為維系統治秩序的基礎一樣，《易傳》也把“正位”作為維護尊卑秩序、踐行忠德的首要條件，並把是否當位、是否正應作為吉凶悔吝的判斷要件。強調“列貴賤者存乎位”（《系辭傳上》），“聖人之大寶曰位”（《系辭傳下》），“君子以正位凝命”（《鼎·象》），“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象》），肯定了卑以自牧、致恭以存其位的謙謙君子。“鳴謙貞吉，中心得也”（《謙·六二·象》）強調的就是發自中心、忠順守分的謙卑之忠，抨擊的是以下犯上的悖逆。如“君子以順德”（《升·象》），“從上吉也”（《訟·六三·象》）﹔反之，“自下訟上，患至掇也”（《訟·九二·象》）。“德薄而位尊，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系辭傳下》）。《易傳》的尊君卑臣觀念還集中體現在坤卦中。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這種講求敬順的臣道思想成為后世“君為臣綱”的內在思想根源。同時，《易傳》的臣子之忠不僅僅是柔順謙卑，還有不易乎世、立不易方、從一而終的忠貞恆德。這種觀念后世發展成“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道德鐵律。需要注意的是，《易傳》雖強調臣道忠君，但本質上也認同“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反對無條件的片面愚忠，倡揚“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系辭傳下》）的獨立人格，並以“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系辭傳下》）來警示在上者如果窮凶極惡，臣民是可以“不應”、“不與”的。這與后世的“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單向度愚忠是有本質區別的。此外，《易傳》還鼓勵“干父之蠱”（《周易集解》釋干為“正蠱事也”﹔《周易本義》釋干為“飭治而振起”）的諫諍之忠，反對“裕父之蠱”的愚忠愚孝行為。《易傳》干蠱思想與荀子的爭子、爭臣思想，都成為后世忠諫思想的源頭。

難能可貴的是，《易傳》的忠觀念還保留了在上者之忠和平等主體之忠等忠之原初意義。無疑，最初的忠是盡心竭力對待一切人、一切事的態度，其主體除了在下者，也包括在上者和平等主體。對於在上者而言，自古就有“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左傳·桓公六年》）的觀念。《易傳》“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思想實際上強調的也是“忠於民而信於神”“上思利民”的君德。這種順天應人的邏輯指向就是敬天保民，具體表現為“君子以容民畜眾”（《師·象》）、“不傷財，不害民”（《節·彖》）等仁君愛民利民之舉。遺憾的是，隨著中國君主專制的強化，順天應人、敬天保民的君德之忠很快就湮沒在臣子對君主的片面服從之忠中了。對於平等主體之間，春秋時期普遍認同“與人忠”（《論語·子路》）的竭己為人精神。《易傳》基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乾·文言》）的類觀念，提倡“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系辭傳上》）的平等主體之忠，強調“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中孚·九二》）推衣共食的忠義之情，把“中心願也”、“中心得也”等發自內心的忠誠作為人際交往的基礎，體現了竭己為人的忠之原初本義。此外，《易傳》對和、兌、孚、信等精神的肯定，宣揚的也都是人際交往中的忠信原則。對於平等主體之間，《易傳》強調的是雙向義務，凸顯的是我爵爾靡、彼此應和的忠信人德，而非片面的、不平等的卑順愚忠。可惜的是，《易傳》這種同心同氣、平等待人的忠之元精神隨著后世君主專制的不斷強化，也很快從忠德主流話語體系中消失了。

（桑東輝，男，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2011級博士研究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論文《中國傳統忠德之演變》。

博士導師：黑龍江大學教授 張錫勤

通訊評委：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肖群忠

湖南大學教授 朱漢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