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社會發展，“社會包容”可以說是一個常用的概念。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包容”的反義詞是“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也是一個社會學和社會政策學常用的概念。美國社會學家戴維是這樣解釋“社會排斥”的：“主導群體已經握有社會權力，不願意別人分享之。譬如他們擔心移民具有潛在的破壞性，因而感到有必要對這些人加以社會排斥。”

從歷史上看，“社會排斥”，原先是針對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數民族的種族歧視和偏見的，這種歧視和偏見建立在一個社會有意達成的政策基礎上。現在，這個概念的用途已經很廣泛：“社會排斥”是佔據社會主流地位的階層或群體在社會意識和制度安排等不同層面上對邊緣化的貧弱階層或群體進行社會排斥。1995年，在哥本哈根關於社會發展的世界峰會上，“社會排斥”被視為消除貧困的障礙——“他們往往由於民族、等級地位、地理位置、性別以及無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別嚴重的是在影響到他們命運的決策之處，根本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各種社會排斥過程無不導致社會環境動蕩，終而至於危及全體社會成員的福利。”

我們強調“社會包容”或“社會融合”，是指要消除任何形式的“社會排斥”，要使所有的社會成員一起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並且努力消除社會階層、社會群體之間的隔閡和裂隙，使所有的社會成員都包容到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無論是男性和女性，老年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健康人和病人、殘疾人，富裕階層、中間階層、勞動階層和社會底層——都能夠無障礙地融為一體。

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中國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並提出了“近10億人的城鎮化”的目標。從社會學的立場看，城鎮化，並非高樓大廈、馬路廣場……其本質乃是人的城鎮化乃至現代化。因此，要實現這個宏偉目標，中國的城市，尤其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包容性將是十分重要的。

假設中國的城市都隻容留高素質的高端人才，“低素質”都將被排斥出去，那又將形成一種怎樣的局面呢？會不會形成佔人口多數的“低素質”農村包圍城市的態勢？更何況，有的外來人口已經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工作、生活多年，為什麼還是“低素質”？我們的城市難道對長期居留的“低素質”沒有責任？遺憾的是，我們的城市對於這些流動人口的基本態度就是：我隻需要你的勞動力，而對你的基本生活需要，哪怕是生存的需要，我能不負責就不負責。一旦青春不再，勞動力耗盡，那你就自己選擇離開。

城鎮化亟須社會包容。事實上，中國的城市拒絕“低素質”人口已然不可能。我們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想以新加坡、香港為榜樣，可新加坡是國家，香港是特區，有國際通行的法律限制可以阻止外人進入。可在同一個國家之內，這種障礙並不存在，也沒有理由存在。改革開放以來，因為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的需要，與人口流動相關的政策已經很開放。不管有沒有戶口，隻要隨身攜帶身份証，走遍神州大地應該不存在什麼障礙。從理論上來解釋，一個能夠被控制的系統總是一個閉環系統，而一個開放的系統則不可能被完全控制。

如果要以“人口密度”來說事，據2010年美國福布斯雜志公布的全球人口最稠密城市排行榜，世界上人口密度的TOP10城市中，中國大陸隻有深圳和上海躋身其中，深圳名列第五，上海名列第十。排名第一和第二的是印度的孟買和加爾各答，第三是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第四是尼日利亞的拉各斯，第六是韓國的首爾，第七是中國台灣的台北，第八是印度的金奈，第九是哥倫比亞的聖菲波哥達。再說，一個城市的地域范圍是人為劃定的。放眼世界，著名的國際大都市其實都有兩個相連的概念，一個是城市本身，另一個是以這個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圈。

最后，外來人口實際上大大降低了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的老齡化程度。按戶籍人口計算，現在的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老齡化程度都已經很高了。據媒體報道：2010年，以戶籍人口計算，上海市的老齡化程度為23.4%，北京市為18.7%﹔但以常住人口計算，根據“六普”的數據，上海市的老齡化程度為15.1%，北京為12.5%。兩相比較，上海市要相差8.3個百分點，北京市要相差6.2個百分點。如果沒有流動人口的補充，上海市和北京市大概早已陷入缺乏勞動力資源的困境。

這幾年，東部沿海地區普遍鬧“民工荒”，但是目前恰恰是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的峰值。在勞動年齡人口高峰期鬧“民工荒”，這看似矛盾的現象背后的涵義是異乎尋常的。近年來各大城市排斥“低素質人口”的政策難辭其咎。（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