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百年前英德兩國的艦炮博弈，有助於我們理解行為經濟學，認識人的理性與非理性。

一戰前的歐洲，一場造艦比賽在大英帝國和新興強國德國之間轟轟烈烈地展開。有趣的是，雙方造艦的直接目的不是戰斗，而是為了在談判桌上獲益。作為老牌海上強國，英國皇家海軍認為隻有讓德國人見識到自己的強大，才能有效威懾對手。於是定期在德國家門口舉辦各種炫耀式的閱艦儀式，清晰地展示強大戰斗力。當時的德皇威廉二世得出一個結論：自己必須強大，才能迫使英國改變提防德國的態度，甚至使英國放棄與俄國的同盟關系，轉而與德國結盟。要想獲得結盟的資格，無疑需擁有足以防衛自己海岸的軍艦！

在德國開足馬力制造軍艦后，英國人又陷入思維怪圈：如果德國人造巡航距離長的戰列艦，他們就是要和英國爭奪海外殖民地並且殲滅英國主力艦隊﹔如果德國人造巡航距離短、威力相對小的巡洋艦，他們是要切斷交通線，直接威脅英國本土！戰爭就這樣一步步不斷臨近。

戰爭開始后，德國內部也陷入了一場爭論。海軍高層斤斤計較主力艦的數量和噸位，認為艦隊除非保持一定優勢，否則不能一戰。他們認為，德國公海艦隊的存在能為日后談判留出足夠籌碼。而提比茨元帥明確指出：哪怕拼光了德國艦隊，德國的核心優勢陸上霸權仍然存在。但英國則將蒙受巨大災難，喪失核心制海權。

但是，被陸軍思想統治的德國未能領會提比茨的思想。威廉二世決定，在雙方主力艦比降到2:3之前，公海艦隊決不能出港作戰。4年后，完好無損的德國公海艦隊全體自沉於英國斯卡帕灣。

回首這場百年前艦炮的博弈，會發現它有著同樣重要的經濟學意義。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假設之一，就是行為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對於理性的博弈雙方來說，威懾本為謀求和平。而行為經濟學認為，在決策中，人是最為關鍵的因素，但是人類往往最不了解自己。行為經濟學的奠基人，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一針見血地指出，“經濟人”假設有諸多不合理之處。

卡尼曼認為，人的思維模式分為兩個系統：系統1在運行時無意識並且快速、不費腦力、完全自主﹔而系統2則將注意力轉移到需要費腦力的大腦活動上來，如復雜運算。也就是說，系統1代表了直覺，而系統2代表了理性。實驗表明，審視自我時，往往更容易採用系統2，自認為頭腦清醒、富有邏輯、善作抉擇。但事實卻是，系統1與系統2卻都活躍著———直覺和理性同樣在影響決策。卡尼曼總結出了很多兩個系統並行致使我們做出錯誤的直覺判斷的例子，比如選擇性偏好———兩國軍艦直接讓對方聯想到戰爭挑戰﹔再比如效用層疊———相對次要事件的媒體報道，引起大規模的公眾恐慌和政府行動。卡尼曼還指出，大腦對風險問題時往往要麼完全忽視，要麼過於重視，沒有中間地帶。每位等待晚歸女兒的家長都能體驗到這種感覺。一戰前英國和德國民眾也正是在這一“概率忽視”的心理影響下，由博弈走向戰爭。

德國海軍在開戰之后拒絕犧牲自己來給英國造成不可承受的損失，在行為經濟學裡則被解釋為心理賬戶影響。從理性角度出發，德國海軍不需要勝利，隻要能給英國海軍帶來無法承受的代價，德國陸軍就能在陸地上挽回損失，就像我們在股票投資中賣出虧損而保持收益一樣。但行為經濟學指出，人們在決策中傾向於拒絕減少損失，因為這樣做就相當於承認失敗。

1914年各方領導人都倍感無助，因為他們卷入了一場絕大多數人都不願看到的戰爭，而起源卻來自於各自認為理性所需的威懾博弈。20世紀后葉行為經濟學對人類理性的研究挑戰了整個社會科學體系，它告訴我們，在人類思維中存在著黑暗與光明交錯的地帶，根植於我們人性的非理性是無法根除的，隻有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自己，才能用理性去避開直覺的陷阱。

（作者單位：海南住房公積金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