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緣起

最近，面對許多人過馬路闖紅燈的現象，有人調侃，十字路口成了景陽岡，“等湊了二三十人，就一齊過岡”，而不管是否亮紅燈。這種現象引發了人們對中國人的規則意識和公共文明問題的思考和討論。

規則意識缺乏導致“廣場效應”

主持人：“等湊了二三十人，就一齊過岡”，這種現象反映了什麼問題？

劉作翔（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對交通規則的遵守狀況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中最感性、最廣泛，最能反映對規則遵守狀況的標志，並由此可以看出其他領域的規則遵守和執行的情況。北京電視台有個“紅綠燈”欄目，發現大部分交通事故是因為不守規則造成的。前些年上海搞了一些強化行人交通規則意識管理的措施，結果，一位大學裡的女碩士因為闖紅燈，被交警攔下，這位女碩士反抗，還打了警察。有一年的世界交通日一個數據：全世界每天死於交通事故的有3900多人，而亞洲佔三分之一，非洲佔的比例也較大，可以看出大部分發生在發展中國家，這與規則意識是密切相關的。

喬新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這種“廣場效應”或者“群體效應”，並非今天才有，也並非中國才有。早在古希臘，哲學家們就已經發現這個現象，人群有時候就像羊群一樣，隻要有一個行動，其他人也會跟著做。20世紀美國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的“破窗理論”也是揭示這種現象的：“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又得不到及時的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

新舊社會控制機制轉型誘發規則意識淡漠

主持人：當下社會為什麼出現公民規則意識淡漠的現象？

蔣傳光（上海師范大學法政學院教授）：國人規則意識缺失，與當下的社會轉型以及轉型期公民意識的缺乏有直接關聯。當前整個社會正處於一個轉型變動期，轉型帶來的是社會多元化發展。這種變化的結果，使得原有的各種社會控制機制受到沖擊和削弱，而新的有效的社會控制機制還未完全建立起來。針對社會轉型時期的各種無序和失范現象，目前具有共識性的觀點是，法治社會的建立，離不開公民文化的弘揚和公民意識的塑造，而規則意識淡薄或缺乏是一個重要方面，主要表現在缺乏誠信意識、正當程序意識、合法利益意識、積極守法精神及公德意識等。

確立法治意識和理念，最重要的是要確立公民規則意識。當然這首先需要各級領導干部和國家機關擁有規則意識。公民的規則意識（或者說程序規則意識）應是公民意識中最基本的層面，或者說是公民意識的核心內涵。當下，應該確立“公民規則意識是建立法治秩序的基礎”的觀念。

喬新生：無論是法律還是規則，中國傳統社會中很少有這些概念。傳統社會是一個典型的以家為本的社會，國也不過是一個放大的家，是皇帝一個人的家。這樣的社會中，其實沒有真正的公共生活，自然也沒有公共規則。公共規則來源於西方，無論是古希臘的廣場辯論，還是現代歐洲的議會制度，都是一種公共規則，這種環境下的法律，是以普遍約束權力為原則的。當然不是說傳統社會中沒有法律，但是傳統社會的法律和現代法律的概念是不同的，現代法律觀念是建立在多數人民主協商的基礎上。當規則和多數人無關的時候，多數人既沒有權利意識也沒有規則意識。究其根本，其原因都在於規則不是眾人制定的。很多人說中國人缺少權利意識和規則意識，這是事實，但為什麼缺少規則意識？是因為沒有參與社會規則的制定，權利意識自然難以覺醒，對法律和規則也不是尊重，而是漠視。

規則意識的培養還須制度約束

主持人：給我們介紹一下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

劉作翔：在一些北歐國家，我特意注意到：一是綠燈時，行車毫不減速，即使在鬧市區﹔另一種是在沒有紅綠燈的情況下，行人絕對優先。在國內我們經常是行人給車讓路，駕車人很少有斑馬線意識﹔在國外是行人優先，車給人讓路。在瑞士、瑞典，我看到大巴車、小客車行駛在十字路口時，司機有一個動作：他會將車停下，用手向左、向右、向前比劃三下，等確認之后才開車。后來才知道這是交通規則的規定，用這種方式確保有沒有車和行人，是非常嚴格的。這是從小就培養的規則意識並形成的習慣。我在巴黎乘旅游車，導游講，在幾點之前必須趕到旅店，否則會回不去，這是因為他們有規則規定：司機每兩個小時必須休息一次，並且每天開車不得超過十小時。我問誰來監督？又沒有警察。他說根本不用監督，也不需要警察，車上有自動記錄儀，警察隻要看記錄儀就可以了。司機如果違反規定，那可能丟掉飯碗。可見，並不是外國人的規則意識天生有多麼強，它也需要制度的約束，久而久之就變成了一種習慣。規則意識的培養還須制度的約束。

持之以恆地建設規則認同的渠道

主持人：養成規則意識和公共文明，需要從哪些方面著手？

蔣傳光：公民規則意識的養成，要靠公民在對法律信仰、認同的基礎上，積極主動、自覺地遵守法律規則。既包括公民的法律意識，也包括公民的公德意識。這裡需要注意幾點：一是強調公民規則意識與強調權利意識並不矛盾，也不意味著要求每個公民缺乏自主地奴性服從法律，成為法治理的對象，而是要求每個公民在對法律規范的內在價值認同的基礎上，能夠理性地行使權利，積極主動地服從規則。二是公民守法意識的形成,有賴於法律的宣傳,也來自於嚴格的懲戒教育。面對各種違法現象，我們一定要避免陷入一個怪圈，即一方面期盼和呼吁要加強法治社會建設，樹立法律的權威和尊嚴﹔另一方面以各種特殊的理由為免除法律的約束和制裁尋找借口，通過一件件鮮活的案例向人們昭示，法律的遵守不是必須的，是可以因人因事而改變的，法律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底線可以被具體的個案以特殊的理由突破，以致法律的權威總是樹立不起來，對法律敬畏的社會心理也難以形成。三是社會公德意識。遵守社會公德既是一項道德要求，也是憲法規定的公民的一項基本義務。強化公民的公德意識，除加強對公民各種形式的道德教育外，還應重視從制度層面來完善，把制定具體的道德規范、完善道德立法、建立監督制約機制作為社會公德建設的主要內容。

喬新生：社會規則意識的養成，有賴於“公共的規則需要大家共同制定”這樣的理念的確立和實施。這幾年我們開始“開門立法”，意思就是讓公眾參與到制定規則的過程中。既然是公共生活，其中的規則自然也需要多數人認同才行。而開門立法，正是建立人們對法律的認同感的渠道。管理部門應更多征求民眾的意見。

劉作翔：規則意識的培養要通過教育，這是沒有含糊的。我們每個人從小到大，都要經歷社會化的過程。這個社會化過程是通過無數的教育方式去完成的。所以規則意識的培養是通過各種不同的教育方式如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去完成的。但是，我們也看到教育的作用有時候是有限的，比如我們經常看到許多成年人不遵守交通規則，有些人是明明知道，但是他就是不去做，不但自己不去做還領著自己的孩子闖紅燈，這就需要法律和制度的硬約束。但無論如何，培養中國人的交通規則意識將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主持人：魏志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