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

陀斯妥耶夫斯基

托爾斯泰

大學時讀赫爾岑的《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發現其中大量篇幅其實是談論俄國文學的，在赫爾岑的心目中，俄國革命思想史的最重要構成似乎就是俄國的文學。最近翻譯米爾斯基的英文版《俄國文學史》，發現作者在論及批評家拉祖姆尼克時這樣寫道：“他的《俄國社會思想史》（改寫后以《20世紀俄國文學》為題於近期再版）是對個人主義（他將這一概念等同於社會主義）發展過程的深入研究，他以這一社會思想史取代文學史。”這兩個例子告訴我們，在俄國，革命思想史，社會思想史，乃至一般的思想史，首先是與文學史挂鉤的，兩者甚至可以輕而易舉地相互“改寫”和“取代”。換句話說，俄國文學可能是最富含思想成分的，最具有思想史意義的。

我們可以從俄國文學的歷史意義和內在特質、創作主體和表達方式等方面來梳理或理解俄國文學的思想史意義：

首先，俄國文學在俄羅斯民族和國家崛起中曾發揮重要作用。俄國科學院俄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巴格諾院士在中國社科院外文所所作的題為《西方的俄國觀》的講座中曾提及：西方的俄國觀在神聖同盟時期形成，后一直呈現為“哥薩克威脅”之敵對形象，直到19世紀70—80年代，隨著俄國文學的崛起，尤其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的面世，才使得整個西方針對俄國的輕蔑、責難和聲討迅速轉變為好奇、同情和贊賞。19世紀中后期的俄國現實主義文學構成世界文學史上的三大高峰之一，贏得全世界的尊重，俄國文學從此成為俄國的文化名片，蘊含在俄國文學中的俄國意識和俄國思想也憑借俄國文學的翅膀翱翔於整個世界，獲得了廣泛的理解、認同和接受。其次，俄國文學始終是一種思想性、意識形態性十分濃重的文學。在俄國，對一部文學作品的最好贊譽是“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別林斯基），關於“美”的最著名定義之一是“美即生活”（車爾尼雪夫斯基），文學被奉為“生活教科書”，作家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斯大林），文學藝術的根本目的在於創造“第二自然”（高爾基），在於“創造生活”（別雷）。換言之，在俄國人的心目中，文學從來就不是無關緊要的高雅文字游戲，而是介入生活、改變生活乃至創造生活的最佳手段。所謂“審美的烏托邦”，是俄羅斯民族意識和思想構成中一種特殊的集體無意識。

從創作主體角度看，俄國作家在社會和歷史中享有的崇高甚至至高無上的地位，是其他民族的作家難以望其項背的。關於每一位大作家的研究都可以成為一門學問，如“普希金學”、“陀思妥耶夫斯基學”等等﹔俄國文學界的“尋神”和“造神”運動從未停止，從“普希金崇拜”、“托爾斯泰崇拜”一直到20世紀的“高爾基崇拜”、“索爾仁尼琴崇拜”乃至“布羅茨基崇拜”。人們樂此不疲地在每一位俄國大作家的創作中深入發掘其思想內涵﹔任何一部俄國思想史類著作，其最重要的論述對象必定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說，俄國作家始終在扮演社會代言人和民族思想家的角色。

再從文學作品的社會影響和教諭功能的角度看，俄國文學始終是俄國人最重要的思想載體和思想表達方式。在《往事與沉思》中，赫爾岑通過對19世紀中期俄國社會文化生活的描寫展示了“思想成為一種力量”的過程，而別林斯基則曾將赫爾岑的文字的價值歸結於其中的“思想的力量”。像赫爾岑這樣兼小說家、哲學家和思想家於一身的大師，像《往事與沉思》這樣同時具有文學史、社會史和思想史意義的著作，在俄國文學史中俯拾皆是。

我們或許可以作出這樣三個歸納，即：俄國文學在俄國文化中的“中心主義”位置主要是仰仗其強大的思想性獲得的﹔俄國文學與俄國思想相互疊加，相互滲透，構成了俄羅斯民族文化的獨特構成和特殊本質﹔俄國思想的表現形式或曰存在方式，往往就是文學的泛社會化、泛思想化以及關於文學的文化學闡釋。

文學家扮演民族思想家的角色，文學史構成國家的思想史，這樣一種文化現象為何會出現在俄國，或曰為何在俄國獲得了最為典型的體現呢？

首要的原因自然要到俄國的社會體制中去找。近代以來，俄國一直是一個相當專制的國家，從伊凡雷帝到彼得大帝，從葉卡捷琳娜女皇到沙皇尼古拉，專制統治和君主意志的傳統在這個國家源遠流長。人民的不滿和抱怨，甚至憤怒和抗議，在這個言論和出版不夠自由的國度，往往隻能通過文學的形式來間接地表達，久而久之，作家們便逐漸扮演起社會良心、民族先知、民眾導師、真理代言人等角色，從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家，文學作品也逐漸被視為俄國思想的集大成者以及新思想產生的源泉和溫床。

其次，俄國文學被當作后起文化的一種突圍途徑。隻有千年文明史的俄羅斯民族在文化上的相對落后一直延續到19世紀中期，彼得的改革雖然使俄國在軍事、地理甚至政治上謀得與歐洲列強平起平坐的地位，但文化上的劣勢在彼得之后近兩百年間依然是俄國的一塊短板。在英國的工業革命、法國的民主思想和德國的哲學體系之后，俄國或許隻能在文學藝術方面尋求突破了。肩負著俄羅斯民族文化崛起之重任的俄國文學，自然會具有嚴肅的責任感和庄嚴的使命感，而這類情感的積累和滲透，又塑造並進而強化了俄國文學的思想屬性。

最后，或許是俄羅斯民族性格使然。俄國橫亙於歐亞大陸，所謂“歐亞”之合稱是俄國人標榜其獨特性的重要依據之一。如果說西方人相對而言更為理性、更重分析，而東方人更為感性、更重綜合，那俄國人似乎就介於理性和感性、分析和綜合之間，文學性的思想或思想性的文學，或許正是這種思維模式的最佳體現。得到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表現和別爾嘉耶夫的理論描述的俄羅斯民族性格的“二律背反”、“雙重人格”或曰極端性，自然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和政治的持續，卻無疑有利於文學和藝術。俄國人大多生活在寒帶森林中，地廣人稀，被迫的獨處或主動的隱居，對自然的靜觀和對相遇的渴求，都會同時促進靜思和傾訴這兩種能力的發達。俄羅斯人信奉東正教，東正教相對於天主教而言較多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和溫情柔和，較之於新教而言它則保持了更多的儀式性和傳統性，而同時相對於其他兩種基督教流派，它的最大特色或許就是由所謂“彌賽亞意識”帶來的虔誠感和使命感，以及由“羅斯受洗”時便已表露出的宗教審美情感。可以說，對於俄國文學有著強大影響的東正教，自身也蘊含著教諭和審美，亦即思想和文學這兩大因素。

由此可見，俄國文學之所以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深遠的思想史意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會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歷史文化方面的原因，還有民族心理和宗教傳統方面的原因。這些原因相互交織，互為因果，共同塑造出了具有強大思想史意義的俄國文學。

作者介紹：劉文飛，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俄羅斯文學研究室主任，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