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中兩部書《新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新日中戰爭！——迫使中國屈服的30個戰略》，是日本保守派學者、右翼政客否認侵略戰爭和試圖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右為以茨城大學名譽教授荒井信一為代表的一批進步學者創辦的反省日本侵略戰爭和追求和平的學術雜志——《戰爭責任研究》。各期內容以“慰安婦”、細菌戰、毒氣戰、勞工問題等為主要內容，意在向日本社會傳達近代日本發動和實施侵略戰爭的真實歷史，力圖引導戰后日本人形成相對正確的歷史觀和戰爭責任認識。

　　說起日本人的戰爭責任問題，每位中國人，甚至任何一位遭受近代日本侵略之害的受害國國民都義憤填膺，批評戰后日本人欠缺像德國人那樣反省戰爭責任的勇氣和道德品格。受害者很自然地將日本人統統視作加害者，很少有人將實施直接加害行為的日本人與戰后出生的日本人，以及戰后日本右翼與日本進步派、普通國民區別開來。其實，不加區分地將全部日本人作為一個整體的態度是不足取的，無助於我們認清事情的全部真相。

　　■日本戰敗投降至今，其國內圍繞戰爭責任問題的討論從未中斷，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戰爭責任論

　　戰后日本人因戰爭體驗、政治立場、社會地位、生活閱歷、出生地域、工作情況和教育程度等不同，往往具有不同的戰爭責任認識，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隨著經濟環境、國際局勢等因素的影響，也會發生不同的變化。日本戰敗投降至今，其國內圍繞戰爭責任問題的討論也從未中斷，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戰爭責任論。其中，既包括日本進步派人士對戰爭責任的深刻反省，也包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對戰爭責任的頑固否認，還包括進步派與保守派圍繞戰爭責任的交鋒和爭論，以及兩派彼此內部關於戰爭責任認識的分歧和區別。

　　■戰后初期的日本社會，除個別日本共產黨員和進步知識分子外，大多數人是站在受害意識上討論戰敗責任的

　　戰后初期的日本社會，圍繞戰爭責任問題展開了廣泛而熱烈的檢討，但探究其內容，除個別日本共產黨員和進步知識分子意識到日本對亞洲鄰國的戰爭責任外，實際上大多數人竟然是站在受害意識上討論戰敗責任。昭和天皇與麥克阿瑟達成了妥協，不僅以《人間宣言》一紙詔書逃脫了東京審判，而且為未能挽救東條英機等“肱股之臣”扼腕嘆息。戰后日本第一任首相東久邇不僅為戰犯掩蓋、開脫罪責，而且抱著“法不責眾”的心態，提出了“人人有份”的“一億總懺悔論”。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懺悔”並非我們主觀善意的想象——向亞洲太平洋戰爭中的犧牲者“懺悔”，而是向天皇“懺悔”，為戰爭失敗反省。大多數日本知識分子和普通國民，普遍接受了美國宣揚的“指導者戰爭責任觀”，認為自己受到了軍部領導者的“欺騙”，是這場戰爭的“受害者”，提出追究導致日本陷入戰爭災難的“責任者”，忽視自己曾經協助或默許侵略戰爭的加害責任。在“軍部”轟然倒塌和每個加害者都認為自己是受命於“上峰”的日本社會，究竟誰才是戰爭責任的主體呢？這是戰后至今日本社會一直在討論而又未能徹底解決的遺留問題。

　　■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保守派與進步派圍繞戰爭責任出現了爭論和交鋒

　　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日本民眾，更多地關注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提高生活水平，不願提起或刻意忘記悲慘的戰爭記憶，戰爭責任意識似乎也變成了一股埋藏在國民內心深處的潛流。但是，隨著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實現了“趕超歐美”的經濟目標，某種程度上恢復了民族“自信心”的右翼分子，早已按捺不住為侵略戰爭翻案的野心，公開叫囂“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否定南京大屠殺，推動戰犯合祀靖國神社和靖國神社國營化運動。保守派的翻案逆流和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暴行，極大地刺激了剛剛經歷過大戰的日本民眾和進步的知識分子。井上清等人憤怒地批判“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小田實系統地提出了戰爭加害與受害理論，宗教界發表了戰爭責任告白，對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表示反省。激進的日本青年成立了“東亞反日武裝陣線”，不加區別地追究古代日本人對蝦夷、愛努、朝鮮的戰爭責任，近代日本人對亞洲鄰國的戰爭責任以及當代日本人對亞洲各國的經濟掠奪，甚至發動了一系列爆炸事件。這些在日本人看來十分激進的言論和行動表達了對保守派和右翼拒不反省戰爭責任的憤怒，但也因這些過於極端的手段遭到了政府的鎮壓、媒體的攻擊和民眾的誤解。

　　戰后日本保守派與進步派圍繞戰爭責任的爭論和交鋒，使本已相對沉寂的戰爭責任意識潛流變得波濤洶涌，並隨著昭和天皇戰爭責任的舊事重提而引起日本人的深思。1975年10月，昭和天皇在訪美前后接受記者採訪時，反復聲明發動戰爭的責任不在他，而結束戰爭的“聖斷”卻是他作出的，試圖以此緩和美國國民要求追究天皇戰爭責任的“敵對”情緒。日本政府和保守派學者通過著書立說，極力塑造昭和天皇在戰前是遵守“立憲君主主義”的“和平主義者”形象。既然天皇及其近臣都堅持“和平主義”，反對那場戰爭，那麼，亞洲太平洋戰爭自然無法正當化。這與保守派、右翼一邊叫囂維護天皇的尊嚴和地位，一邊推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明顯地自相矛盾。保守派與右翼無法自圓其說，隻得破綻百出地根據具體情形選擇天皇“和平主義者論”或“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即使進步派學者之間，也因為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出現了分歧，粟屋憲太郎、井上清等人就不贊同家永三郎所謂既然東京審判沒有起訴天皇，故天皇不負有戰爭責任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民眾，也逐漸破除了20世紀60年代的“菊禁忌”（嚴禁談論皇室事宜）。據時事通訊社1989年2月的調查，可知當時至少有52.4％的人認為天皇“有全面責任”和“多少有”戰爭責任，而認識到自己也有加害責任者約為30％，但這已是戰后日本社會認識戰爭責任的頂峰。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國際格局的解體、日本泡沫經濟的破裂和民粹主義的抬頭，對加害責任認識的程度有越來越倒退的跡象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國際格局的解體、日本泡沫經濟的破裂和民粹主義的抬頭，全面肯定“大東亞戰爭”的論調雖明顯地“衰退”了，但加害責任認識的程度依舊在日本徘徊不前，且有越來越倒退的跡象。冷戰結束后，日本對過去的戰爭負責、反省、道歉和賠償的呼聲噴涌而出，成為一項國際性運動。據統計，從1977年韓國人孫振斗偷渡日本並提出賠償訴訟，至今已有80多起要求日本賠償的訴訟案件。這種井噴式的索賠運動被日本保守派和媒體惡意地轉化為——中、韓等國是在打“歷史牌”，意在進行經濟“敲詐”﹔將中、韓等國批評的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右翼分子等與普通國民強行捆綁在一起，在靖國神社、教科書事件等歷史問題上，煽動“日本人”與亞洲各國的矛盾和沖突，激發狹隘的大和民族主義。日本政府在蘇聯解體之初，曾野心勃勃地試圖建立美日歐三足鼎立的國際秩序，故在戰爭責任的表態上似乎有了積極變化，以求得亞洲鄰國的諒解，但除了聯合政府時期曇花一現式的民間賠償外，基本上拒絕了亞洲各國的賠償、補償要求。如今GDP已被中國超越的日本，在經濟毫無起色而又面臨3·11東日本大地震的沖擊之下，不少右翼政客紛紛將目光轉向了周邊鄰國。日本與中俄韓之間的島嶼之爭，以及安倍晉三保守的競選綱領，似乎就是要沖破二戰后國際體制的束縛，急欲率領日本重走政治軍事大國之路。

　　■戰后60多年來，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很難用“翻案”或“反省”這樣簡單的二分法來解釋

　　戰后60多年來，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很難用“翻案”或“反省”這樣簡單的二分法解釋，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有時候是涇渭分明，有時候是霧裡看花。如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對外戰爭的性質，日本進步派大多承認那場戰爭是“侵略戰爭”，但也有人認為應根據戰爭進程、戰爭對象等具體分析那場戰爭的復雜性質﹔日本保守派大多妄圖正當化那場戰爭，但也有人承認在那場戰爭中有“侵略行為”﹔普通國民中則有相當一批人認為那場戰爭是“迫不得已發動的”。在承擔戰爭責任方面，日本進步派大多認為日本人應該承擔戰爭責任和戰后責任，但也有人主張僅僅承擔戰爭責任而不願承擔戰后責任。日本保守派大多否認戰爭責任和戰后責任，拒絕甚至批評受害國民眾提出的道歉、反省和補償要求，但也有人不排斥日本民間對受害國民眾的補償方式。普通民眾中既有人承認戰爭責任，也有人否認戰爭責任，還有些戰后出生的日本人認為那場戰爭與自己完全“無關”。總之，日本保守派或進步派的戰爭責任認識，都很難稱得上是戰后日本社會的戰爭責任認識的主流，普通民眾的戰爭責任也是千差萬別，紛繁復雜。

　　■對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情感宣泄層面，而應開展更為深入的學術層面的分析

　　其實，戰后日本政府、天皇、保守派、進步派、普通民眾的戰爭責任認識，在“變”與“不變”之中都有一個延續的主線，即戰爭責任的缺失與否。“變”是因勢而動，因時而動，如戰后初期、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經濟平穩發展時期、冷戰結束之后四個階段的戰爭責任都有相對明顯的變化。但是，“不變”的是戰后日本政府對戰爭責任的曖昧，天皇對戰爭責任貌似超然的態度，保守派對戰爭責任的否認，進步派對戰爭責任的反省與懺悔，普通民眾在各種戰爭責任認識之間徘徊。實際上，這是日本社會未能厘清戰爭責任的結果，是多數日本人在檢討別人戰爭責任的同時遺忘自身戰爭責任的結果，是日本社會就戰爭責任未能達成一致或大體相近的共同認識的結果。故而，日本國內各派圍繞戰爭責任的討論仍將持續下去，日本與周邊各國以戰爭責任為中心的歷史問題仍將存在。因此，我們對戰后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情感宣泄的層面，而應開展更為深入的學術層面的分析，即戰后日本保守派和右翼“遺失的戰爭責任”，不能在我們的研究中變成“戰爭責任的遺失”。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