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肇始問題，學界存在諸多不同認識。筆者略舉目前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肇始問題的幾種觀點，並加以辨析。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馬克思傳入中國時就開始了”嗎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一個實踐過程，可以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馬克思傳入中國時就開始了，盡管那時並不是真正自覺地‘中國化’，而且理解和表述都不完全標准、科學”（何一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題研究》）。關於馬克思主義何時傳入中國，主要有1898年說、1899年說、1902年說、1912年說等幾種看法。這些關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時間的觀點，主要指“馬克思主義”這個詞（或者稱呼）傳入中國的時間。

　　筆者認為，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時間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肇始。當時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僅僅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來自於西方的學術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及其巨大的實踐價值還缺乏認識和了解﹔他們對馬克思及其學說的介紹並不是出於信仰，更沒有把這種“主義”與改造中國的革命實踐結合起來。正如李大釗所言，這個時期“在中國並沒有人真正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李大釗選集》）。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肇始應從俄國十月革命算起嗎

　　有學者提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如果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算起，已經有八十多年的歷史。這個歷史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我認為，俄國十月革命確實使中國人民看到了尋找民族出路的新希望。盡管從那時開始，中國的先進分子把探索中國道路的目光轉向了俄國，但在當時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還僅僅局限於少數先進分子之中，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還是一種朦朧的向往﹔客觀實踐中，也並“沒有對萌發中的工人運動發生任何實際影響”。根據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判別標准，在那時還根本談不上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解決中國問題”。

　　■1920年前后中國已經具備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社會歷史條件了嗎

　　有學者提出，判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邏輯起點的標准有五個基本要件，即：“誰來化”（即承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任務的歷史主體）、“化什麼”（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客體對象）、“為什麼化”（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目的）、“怎樣化”（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現途徑）、“化”的社會歷史條件（即國家、社會需要的程度）。按照這五個要件，1920年前后中國已經具備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社會歷史條件。與此相類的是，有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肇始的標准有兩個：一是李大釗等在1920年前后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水平，二是李大釗等人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實際貢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應從李大釗、陳獨秀等接受馬克思主義並試圖運用其解決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之日算起。

　　筆者認為，不管是“五個要件”，還是“兩個標准”，都忽略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實際過程，也忽略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產生實際效果的要件。這一時期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主要還停留在介紹、宣傳階段。如李大釗1918年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只是贊揚十月革命，指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歷史的潮流。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他認為只是把對“馬克思派學說研究有興味並願意研究馬氏學說的人”聯合起來的最初嘗試，這從一個側面說明1920年前后中國的先進分子對馬克思主義認識水平的局限性。事實上，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並沒有佔據主要地位，以至於在五四運動后、中國共產黨成立前還出現了要不要馬克思主義、以什麼主義改造中國社會的激烈爭論。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標志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始嗎

　　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起點應包含理論起點和實踐起點，理論上的起點是五四時期關於“問題”與“主義”之爭，而實踐起點同樣是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五四時期關於“問題”與“主義”之爭。學界對於這場“問題”與“主義”之爭，至今還存在不同看法。一般認為，胡適挑起這場爭論主要是針對李大釗，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但也有學者認為，胡適文章攻擊的主要目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無政府主義。基於此，無論如何也不能說，這場爭論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起點。中共一大通過了黨的綱領，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並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無產階級政黨。但從嚴格意義上說，一大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並制定出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綱領及方針政策，也沒有確定黨成立后的具體工作任務。對於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來說，制定具體的革命綱領至關重要。可以說，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大時也沒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解決中國問題”。

　　■中共二大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肇始

　　認識不同，源於標准不同。筆者認為，既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成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那麼以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闡述作為判別標准是比較科學的。根據毛澤東的論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判別標准有兩個：一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解決中國問題”﹔二是開始“創造些新的東西”。照此標准，筆者認為，中共二大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真正肇始：二大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情況，從理論上解決了當時許多亟須解決的問題，如厘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提出黨的最低綱領、指出中國革命的前途等，也形成了一些適合中國國情的“新的東西”，包括指明中國革命的對象與動力、中國社會各階級的革命地位及作用、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奮斗路徑和目標等。

　　（作者為華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