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西方有關“大數據”（big data）的理論像旋風一樣席卷知識界。大數據正在成為一股熱潮，不僅是IT業的技術革新，也在不斷沖擊政治、商業、社會和其他科技諸多領域。對其模式的思考，以及如何應用它，已成為新一輪技術變革的最強音。但是，大數據技術也有兩面性。

大數據是巨量資料、浩瀚信息的另種稱呼，實際是上世紀80年代末盛行一時的信息爆炸的同義語。從積極方面說，大數據確實已成為數據王國的主線，是下一步信息研究的主要對象。大眾媒體、社交媒體和各個經濟和社會領域如何使用大數據，正確評估大數據的商業價值，建立大數據的新興產業，培育大數據的專業人員，將極大推動社會變革和經濟發展。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加裡·金說：“這是一場革命，龐大的數據資源使得各個領域開始了量化進程，無論學術界、商界還是政府，所有領域都將開始這種進程。”

虛擬世界有取之不盡的資源，數據可以轉化為資產和財富。每天各種機構、每個人和大量傳媒發散的圖片、文檔、視頻和言論雜亂無章、周而復始，人類早已無法掌控。而這些信息正是人類活動的真實記錄，大量來自人類的心理層面和社會組織的內幕，通過大數據分析，人類完全有可能認識復雜、隱秘的社會和自然現象，使科學研究進入快速發展時期，過去的不可知領域可能將被人類徹底解開謎底。

從消極方面看，大數據技術不是萬能的，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它只是決策的一種量化手段。正確認識事物的是非和利害，遵循人文精神是更為重要的前提。缺少這個前提，大數據不僅毫無用處，而且能為謬論尋求支持的數據。有的文章說：“大數據的時代其實是弘揚理性精神的時代……美國在這方面就做得好很多，美國政府在各個領域都用數據分析，用數據決策，用數據創新。”美國確實重視數據，研究社會問題都搞民意測驗或其他實証調查，已有80多年的傳統。但2008年金融危機已過去5年，它的各種經濟決策沒有使其走出困境﹔它的情報部門搜集的許多數據都是虛假的（例如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向國際原子能機構提供虛假情報等）。盡管有大量腦庫提供佐証與數據，美國歷屆政府都有重大失誤。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所預測美國大選，每次通常搜集、分析十多萬個數據，但多次預測出現錯誤。大數據本身不完全等於理性，決策基於數據分析而並非基於經驗和直覺，是一種理性的表現，但更大的理性是人文法則。即重視人民的普遍要求，維護各民族的尊嚴和文化，尊重人的自由、平等和權利。不尊重其他民族的歷史和風俗，奉行種族歧視，隻知道本國利益而不考慮他國利益，在某些國際事務中實行雙重標准，讓美國政府在內政外交中屢屢受挫，給一些國家的老百姓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例如多次對外戰爭濫殺平民）。

遵循社會（國際）公德、人道主義、公正與正義、平等互利等友善原則，是分析數據的指導性准則。數據是有類別的，它真實與否，對全社會是否有利，哪種意見是絕大多數人擁護、贊成的，贊成的人是哪個階層等等，數據本身還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對社會問題提取大數據，主要了解絕大多數人的意見，依據人民是否滿意做出結論，但大數據與人民的數量絕非完全等同。新聞傳媒反映主流輿論，做出正確而精准的報道，僅僅依賴數據還遠遠不夠。

互聯網、大眾傳媒和社交媒體每天提供的巨量信息有大量冗余、虛假和有害的內容，其中侵犯他人隱私權、生存權和精神健康權的信息與圖像大肆泛濫，“價值密度較低”。人類不但不能把大數據一股腦地當作寶庫，而且要冷靜審視數據的兩面性，拋棄有害和無用的信息，使數據分析立於價值和法律層面，避免浪費專業人員的時間和精力。

機器儲存和分析難以囊括幾十億兆數據，即使儲存了這些數據，專業人員也無法全部調閱，刪除和忘掉無價值的、不相關的信息是處理大數據的重要原則。正如邁爾恩伯格在《刪除：數字時代遺忘的美德》一書中所說，數字技術和全球網絡壓倒一切，使我們忘記自己的自然能力，我們必須重新恢復忘記。人類應採取的措施是“數字化節制、保護信息隱私權、建設數字隱私權基礎設施、調整人類的現有認知、打造良性的信息生態、完全語境化”。“大數據的取舍之道，就是把有意義的留下來，把無意義的去掉。隻有理解了在大數據中，需要的是什麼，以及如何判斷這種需要，才能舉一反三地明白到底為什麼要去掉那些不需要的。”（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