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原野》，公方彬著，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恩格斯說過，“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理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個理論從提出到多數人認同，在一元時代相對容易，貫徹落實也並非難事。但在當下多元時代，要整合理論、達成共識，就非常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世界和中國社會發展太快，新生事物太多，就如乘坐在火車裡，剛看清眼前景色就被新圖景所替代。比如，中國的經濟總量排序快速提升，由受援到助人，由跟著他人制訂的規則跳舞到參與規則制訂，僅僅30年。當然，最重要的還在於世界政治生態變化帶來的影響，因為由此而來的是新的博弈規則的形成。

其二，理論工作者的創新思維與創新能力偏弱，尤其缺乏敢於為真理獻身的勇氣，制約了重大創新理論成果的產生。兩年前我曾發文提出中國為什麼難出思想家的命題，在種種原因中有梁啟超所歸結的“中國人缺少高尚之目的”。理論工作者原本走在社會的前列，其存在天然的風險，沒有擔當和犧牲精神，就隻能解讀和詮釋。

其三，社會大眾除自身參與不夠外，尤其沒有承擔起為大思想、大理論的產生創造良好環境氛圍的責任。看一下人類發展史，那些偉大的思想和偉大的思想家都是產生於優良的土壤。仔細想想，我們是不是把自己化作成了思想和思想家成長的推動力量，而不是相反。其實，如果我們每每為新銳思想而詫異時，就意味著自己尚未成為理論創新的推動力量，而是羈絆者。

其四，在一元的時代整合理論易，在多元的時代整合理論難。在理論建設方式上，我們與西方存在很大的差異，西方政黨理論多出於思想家、理論家，並不一定出自政黨或政黨領袖，比如西方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都是建立於亞當·斯密、盧梭、洛克這樣的大思想家的理論之上的，政黨和政治領袖只是拿來主義者。在這一點上，我們與西方國家不同，多是執政黨的領袖提出和創造新的理論。同時，完成宏大的理論，領袖需要借助包括理論工作者在內的廣大群眾來進行。為什麼說毛澤東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結晶，就是這個道理。當然，由於我們的政治制度和權力運行、文化傳統的原因，領導人在理論發展上所起的作用更大，更具主導性，這也是事實。

此外，也必須承認，我們確有一些領導干部甚至領導機關採取了一些抑制理論創新的做法，凡事看老祖宗講過沒有，領導人說過與否，時時事事“對表”，有時甚至掄起權力的大棒，結果思想被扼殺於萌芽狀態。按照這樣的邏輯，我們黨永無發展，更談不上贏得革命的勝利。講毛澤東偉大，在於其不搞王明那樣僵化的馬克思主義，而是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如果他也堅持照搬蘇聯，走城市開花的道路，中國革命成功的路還會很長﹔講鄧小平偉大，在於其創新的勇氣，敢於跳出“兩個凡是”的禁錮﹔等等。除了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的原因外，還在於私利作怪，不創新隻有一個問題，創新會產生很多問題。所以，這樣的人表面看其立場最堅定，最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盯著自己的那頂烏紗帽。

十八大報告特別強調要“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要“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無論是“自我革新”的要求，還是“創新型”的執政理念，都預示且反映著我們的理論需不斷發展。

社會進步是共同努力的結果，國家民族的強盛，根本的希望在於全民族的共同擔當和參與，隻有每個人都承擔起屬於自己的那份責任，這個民族才能走向偉大，創造輝煌。

（作者為國防大學軍隊政治工作部教研室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