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黨政干部學刊》2013年第3期
[摘要]革命和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形成和發展的基本歷史境遇。毛澤東思想的文化理論是在近代救亡圖存的革命性訴求中形成的，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文化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反映著近代中國革命的現實，始終貫穿著革命性的本質，承載著完成中國革命的歷史使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是在改革開放的全新歷史境遇中形成和發展的，反映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要求，承載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歷史使命，並且，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不斷取得重大成就，以及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而日益擁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歷史使命。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 文化理論 文化哲學
[作者簡介]胡長栓（1970-），男，哲學博士，河南嵩縣人，中央編譯局辦公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編譯局黑龍江大學文化發展戰略研究基地教授，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哲學研究。）
毛澤東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1](p663-664)一定的文化理論也總是在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背景中形成的，是這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上的升華，與這個社會的政治理論和經濟理論一起揭示這個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發展變化，表征這個社會發展變遷最主要的價值訴求。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經歷了由“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變化，前者主要表現為革命的實際行動，后者則主要表現為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就是在中國革命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形成和發展的。
一、救亡圖存的革命性訴求及其文化選擇
進入19世紀以后，有著輝煌歷史與文明的中國在發展中越來越落后於西方。1840年的鴉片戰爭，既是中國近代恥辱史的開始，也是近代中國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救亡圖存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開端。它不僅以極端的方式凸顯了中國傳統文化面對現代化世界歷史進程的困境，也使救亡圖存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成為中國近代尋求新文化的重要歷史使命。
在西方日趨現代化的發達國家的槍炮聲中，中國近代社會的落后已經到了“瓜分豆剖，漸露機芽，尤不可擾”的地步。為了挽救瀕於滅亡的民族和國家，不同思潮承載著不同階層的價值訴求，你方唱罷我登台，在中國大地上演繹著一幕幕救亡圖存的民族悲歌。首先是農民代表舊有的封建文化，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他們渴望像以往一樣通過推翻舊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封建王朝，在田產均耕，均田均賦中來拯救中國，實現民富。但19世紀的歷史對於這樣落后的選擇是無情的，太平天國運動既是在中外聯合勢力的絞殺下，也是在其內部矛盾的作用下，更根本的是在現代化世界歷史進程的選擇中被殘酷地淘汰了。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與西方國家的交往使開明的地主官僚看到了堅船利炮、工藝技巧的強大力量，認為“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2](p32)於是在“自強”、“新政”的旗幟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以制船造炮為核心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企圖“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場來自清朝政府內的改良運動效仿西方，通過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方式，希望通過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發展新型工業，創辦兵工廠，建立海洋水師，以增強國力來維護清政府的封建統治。但甲午中日一戰，使洋務運動“制器為先”的救國夢想灰飛煙滅。這使當時自強維新的中國人認識到，船堅炮利，工藝技巧並非西洋“命脈之所在”，而只是其“形而下之粗跡”，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3](p7-8 )“中國所以不可以為者，由上權太重，民權盡失”。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分別以和平和流血的兩種方式對這一思想進行了實踐。結果是戊戌變法成了百日維新，辛亥革命雖然趕跑了一個皇帝，卻並沒有給徹底改變中國的落后和走向獨立富強帶來光明。從器技強國到改制救國，反映了人們認識上的進步，但最終的失敗說明，他們並沒有自覺到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本病因。
隨著救亡圖存革命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思想家和志士仁人認識到，“中國近百年來的危機，根本上是一個文化的危機，”[4](p5 )“今日中國的問題，……其最內在的本質是一個文化問題。”[5](p246 )“我們以為改造中國──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應有三種的步驟：本科學的精神，研究現代思潮，使中國人對現代思潮的趨勢有一個明確的觀念……。”[6]正因如此，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思想舞台空前活躍，伴隨著哀鴻遍野的紛飛戰火，思想領域也到處是刀光劍影。面對西方列強的瓜分狂潮和災難深重的民族危機，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各種社會文化思潮也風起雲涌，爭相登場。從改朝換代的封建主義思想，到“資產階級改良思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再到“民主與科學思想”、“教育救國思想”、“實業救國思想”、“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等，爭奇斗艷，競相綻放，構成了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文化思想領域的主要景象。但隨著代表這些社會文化思潮的社會變革運動一個個的失敗，中國的革命必須尋找能夠真正代表社會歷史發展要求的全新社會文化。意義深遠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展開，馬克思主義也主要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傳入中國，並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在各種社會文化思潮激烈的角逐與厮殺中，中國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曾經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事實上，馬克思主義主要是通過日本、法國和俄國三條渠道傳入中國的。日本是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主要渠道。清末流亡日本，具有救亡圖存意識的進步思想家、革命者和留學生，受當時日本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依據日文翻譯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最早把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五四運動時期，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大批革命知識分子，通過勤工儉學赴法尋求馬克思主義，他們以各種方式和途徑向國內介紹馬克思主義，開闊了國內早期共產主義者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視野，使法國成為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第二條重要渠道。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向全世界宣布了社會主義這一嶄新社會制度由理想變成現實，從而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傳遍世界，也使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尋求民族解放的重要工具，他們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派人到蘇俄學習，開始自覺地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自己。正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看到了中國革命的方向，更加堅定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並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因此，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的俄國就成為中國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渠道。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標志著中國最終實現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必然的歷史選擇。
中國最終選擇來自於歐洲的馬克思主義，並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這一古老的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這不是一種湊巧的機緣，而是不僅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經濟基礎，而且更有其深層的文化必然性。對此，毛澤東曾指出：“從一八四零年的鴉片戰爭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御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7](p1513-1514)這裡，毛澤東至少從兩個方面給我們說明了中國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因素，一是中國頑固的封建主義文化打了敗仗。它不僅使在它指導下的太平天國運動走向失敗，而且也造成了中國近代在現代化世界歷史進程中的落后與衰亡。這種形成於農耕社會，以農業文明為根基的傳統經驗文化，具有明顯的重經驗、輕理性，重群體、輕個體，重專制、輕民主，重傳統習慣、輕自由創造的特征。“中國自甲午一創於東鄰，庚子再困於八國，海內憬然，始知舊學之必不足恃。”[8](p152)當這種文化在19世紀遭遇到以工業文明為根基的現代理性文化，就很快敗下陣來，再也不能成為中國救亡圖存革命的文化驅動力。二是西方資產階級改良觀念和革命思想敗下陣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的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代表者曾經先后進行過兩次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嘗試，一次是康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改良派建立君主立憲制的嘗試，一次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嘗試。兩次嘗試的失敗，說明19世紀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國沒有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進行資本原始積累所必須的條件，薄弱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在經濟政治上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及來自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遏制，使資產階級共和思想在中國一開始就缺少救亡圖存的歷史基礎。
馬克思認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決定於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9](p11)封建主義文化的敗仗和西方資產階級改良觀念、革命思想的破產，充分說明中國的歷史變革需要更加先進，並且符合中國社會歷史現實需要的理論。作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徹底解放的學說，馬克思主義所具有的深刻透徹的思想力量和改變世界的強大物質力量，使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普遍影響，並為人們所廣泛接受。同時，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立場和徹底的革命性，對近代中國文化救亡圖存革命性訴求的表達，成為中國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10](p272)無產階級要想徹底解放自己，“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11](p307)《共產黨宣言》所表達的這種旗幟鮮明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性態度，揭示了中國近代革命的實質，指明了中國近代革命的道路和方向。對此，我們可以在毛澤東青年時代接受的馬克思主義中得到說明，毛澤東在回憶中說：“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並強調，“我隻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12](p21-22)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文化理論就是在這種革命性的訴求中，繼承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性文化逐步形成的。
二、改革開放的全新境遇及其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並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13](p284)1949年新中國成立，標志著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同時揭開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史進程的新篇章，從而使中國文化及其理論發展進入到了一個新時期。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開啟的中國改革開放新征程，更是把中國的文化建設納入開放的全球化歷史視野，溶入滾滾前行的世界歷史潮流之中。進入新世紀，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又賦予了中國文化理論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歷史使命。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具有新中國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14](p2)“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15](p11)這就明確表明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新時期，文化建設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文化，肅清殘余的封建、買辦和法西斯主義等落后思想，進一步加強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教育，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不斷鞏固和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在全國建立積極服務於實現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社會主義文化。同時，由於舊中國文化教育的極端落后和匱乏，造成了廣大人民群眾文化水平的極端低下，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多數都沒有接受過文化教育，尤其是在廣大的農村，文盲半文盲大量存在。這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俄國普通民眾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相對低下的狀況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正如列寧倡導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設包含著掃除文盲的任務，提高普通民眾的文化水平一樣，切實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努力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也是新中國建立后，我國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面臨的重要任務。
到1956年上半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文化也在全國初步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從此在中國建立起來。這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並進入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就成了擺在黨和國家面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是全部社會主義建設面臨的重要問題。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1956 年 9 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把進行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一起確定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大會討論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並強調，“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我們必須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採取正確的政策，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條件，來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16](p341-342)但之后，由於受“極左”思潮和對國內國際形勢的錯誤判斷等各種因素影響，長期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八大”確立的經濟文化建設總路線並沒有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方面中得到貫徹落實。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轉折。中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開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探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發展也進入全新時期，面臨全新境遇，承載全新使命，擁有全新地位。一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建設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在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之后，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改革開放新時期。這一時期徹底結束了長期以來形成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路線，逐步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方針。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要求必須適應快速發展生產力的新任務，大力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各個方面的改革。世界發達國家生產力發展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就，要求中國的經濟建設必須積極實行對外開放，努力學習發達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管理經驗等。二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建設面臨全球化的對外開放新境遇。隨著和平與發展日益成為世界主題，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國際間的交流日益便捷頻繁緊密，合作日益普遍廣泛深刻，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開放不斷加強，地球村落化、世界一體化的全球化世界歷史進程日益成為各國社會發展的共同背景。在這樣的世界歷史條件下，中國要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更加迫切需要積極實行對外開放。對此，鄧小平在1984年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17](p78)因為，作為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不但需要積極推進傳統的產業革命，不斷提高工業化的規模和水平，而且也要追趕世界新技術革命，充分發揮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就必然面臨資金短缺、技術落后、管理經驗不足、生產效益不佳等諸多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快速有效解決，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就不能不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發展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交流，以“拿來主義”的態度學習引進發達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雄厚的資金等，積極實行對外開放。三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建設迎來了建設高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新使命。“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18](p208)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一方面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現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全面恢復和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另一方面，人們普遍落后的受教育水平和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就要求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必須在堅持以經濟為中心，積極服務於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大力發展和普及國民教育，切實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四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建設取得了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的新地位。“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9](p367)對此，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表現在它的文化、科學技術水平應該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更先進，這才稱得起社會主義，稱得起先進的社會制度。”[20](p200)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不斷深入，人們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也更加深刻，社會主義的發展應該是全面的發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征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重要戰略地位，與經濟政治建設共同構成歷史上社會主義“三位一體”建設的重要內容。
胡錦濤指出，“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充分表明，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全民族創造精神的充分發揮，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21](p11-12)進入21世紀，大力推進文化事業建設和文化產業發展，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不斷增強文化軟實力，努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開始成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發展的重大歷史使命。這首先是因為，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自身看，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中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22](p14)雖然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但同時也出現了與以往不同的新的階段性特征，即由對物質需要的強烈追求轉向對精神文化需要的更多渴望。這一方面使“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23](p14)另一方面，由於人們在經濟生活得到滿足以后，通常都會產生更加強烈的精神文化需要，再加上中國在長期的改革開放過程中，與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迅速發展相比，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發展相對較慢，就使“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願望。”其次是因為，從世界歷史發展新變化看，“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24](p14)這就要求中國必須大力推動文化的發展繁榮，切實增強中國人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要求中國不僅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同時也要更好地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不斷增強社會主義文化軟實力，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以鄧小平理論強調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核心的文化建設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文化建設理論、科學發展觀強調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文化發展戰略等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體系，就是在這種改革開放的全新歷史境遇中不斷豐富和發展，並且隨著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而日益突出承載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參考文獻
[1] 《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4。
[2] 苑書義：《中國近代史新編》（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2。
[3] 《孫中山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8。
[4] 賀麟：《儒家思想的新展開》，《文化與人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5。
[5]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台灣：台灣學生書局，1985：246。
[6] 李大釗：《為什麼發行這本月刊？》，《少年世界》創刊號，1920年1月1日。
[7] 《毛澤東選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3-1514。
[8] 《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152。
[9] [10]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272、307。
[12]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22。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84。
[14] [15] [16]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2、11、341-342。
[17]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8。
[18] [19] 《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8、367。
[20]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200。
[21] 《論文化建設——重要論述摘編》，北京：學習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11-12。
[22] [23] [24]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4、1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