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發展目標。在這一目標下，規定了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具體發展目標。筆者認為，實現翻一番比較容易，但是，我們在實現收入翻番的目標過程中，必須大幅度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即縮小貧富差距。這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求共同富裕的本質決定的，也是現階段能夠而且必須做到的。

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了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思想，鼓勵市場競爭，激發廣大人民群眾在創造財富基礎上增加收入的熱情，對於發展經濟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單純的市場競爭必然出現“馬太效應”即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要求利用政府的宏觀調控尤其是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校正市場競爭造成的財富分配不公現象，保護廣大勞動群眾勤勞致富的積極性。然而，隨著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引入，我國理論界尤其是經濟學界，盲目地接受了一些不利於勤勞致富的理論，形成了妨礙共同富裕的理論教條。

這些理論教條概括成一個基本結論就是，現階段即在人均GDP幾百美元到幾千美元的發展階段上，貧富差距拉大是必然的。持有這種觀點的經濟學家們都把如下兩個理論作為根據。一個是“劉易斯轉折點”理論，該理論認為，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之前，農民的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否則就會影響到資本積累，從而影響經濟發展。正是由於這一理論的誘導，多年來，我們在政策上或有意或無意地忽視農民尤其是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使他們對社會的巨大財富貢獻得不到合理合法的利益回報，甚至連工資都經常被拖欠。

另一個理論是庫茲涅茨提出的“倒U型”假說，該理論認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貧富差距要經歷一個先擴大再縮小的過程。“倒U型”假說是依據上百個國家的統計數據得出的經驗性結論，並沒有得到嚴密的科學論証，庫茲涅茨本人已經提示了這一點。但是，我國的個別經濟學家卻奉為圭臬，誘導政府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政策調整中對於貧富差距拉大現象聽之任之，無所作為。

這些理論雖然出自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但隻要不科學，必然經受不住實踐的檢驗。以我國的實踐看，改革開放最初幾年，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是歷史上人數最多、比例最大的時期，但由於農村改革，農民收入增長幅度大大超過城鎮居民，貧富差距迅速縮小。近幾年黨中央對三農採取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政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明顯縮小。這些事實都是發生在農村還存在數以億計剩余勞動力條件下的，証明了“劉易斯轉折點”理論是不正確的。

從國際經驗看，當年日本、韓國和台灣省在經濟高速增長起步階段，人均GDP也隻有兩三百美元，但由於他們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都實行了城鄉之間、工農之間和地區之間均衡發展戰略和政策，所以，都在人均GDP達到五千美元之前就實現了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了城鄉居民收入均等，使得衡量貧富差距狀態的基尼系數控制在0.3左右的合理范圍內，至今仍然保持得比較好。

那些來自於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教條不能指引我們共同富裕。我們必須在解放思想中實現經濟發展理論創新。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制度都要求共同富裕。那麼市場經濟能夠滿足社會主義制度關於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嗎?我們不必諱言，單純的市場競爭會導致貧富差距拉大，但這並不是市場經濟制度的客觀要求。作為市場經濟理論鼻祖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一章就指出過，社會分工基礎上相互交換即市場經濟會帶來“社會各階級普遍富裕”。那些市場經濟教條顯然有悖於斯密的這一偉大論斷。當然，如何實現“普遍富裕”，斯密並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這正是需要我們創新之處。

(作者為中央黨校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