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民法又被稱作私法，是私法的主體部分。但“民”法比“私”法更好，因為“私”法容易遭到人們的誤解和反對，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以公有制為(經濟)基礎，曾經與私的東西不共戴天，“公而忘私”，也因為列寧那句話——“我們不承認任何‘私人’性質的東西，在我們看來，經濟領域中的一切都屬於公法范疇，而不是什麼私人性質的東西。”從而篡改民法，甚至否定民法，導致民法在社會主義國家長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發展。這都是由於“名不正”而導致的“言不順”、“理不通”和“事不成”。但“民”法並不會這樣的，任何社會都有民，而且民還是社會成員的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更是以民為本，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和主體，這與民法的屬性原本是相通的。試想如果人民連民事都不能當家作主，怎麼可能在政事(治)上當家作主呢？不經由民事的意思自治，怎麼能有政事的民主自治呢?民法與民主、特別是與社會主義民主，在本質上是高度一致的。

　　民法的“民”並不是“私人”，民法的權利也不是“私權”，民法的利益也不是“私利”。因為民法的民是社會中的民、社會化的民，不是孤立的個人、私人，其一舉一動都與社會上其他人相關，都會影響到其他人，都處於社會關系網中，誰也無法“私了”，所以民法也把自然人叫做“公民”——民不再是“私”的了，已是“公”的了。這是十分准確的。民法是一套市場規則，民法的民是市場主體，是市民，他們必須參與社會分工，進行等價交換，無人能夠自給自足、自私自利，誰自私自利，誰就自絕於民、自取滅亡。分工交易，互利互惠，這是市民必須遵循的社會公德，它對私人構成強有力的規訓，使人不敢私而忘公。

　　民法的民是社會成員的絕大多數，民權是最廣泛、最普遍的一種權利，人人享有，無民不享，是最具公共性的權利。當然，之所以把民權叫做私權，主要是因為它僅涉及私事。但自從社會化、特別是市場化以來，個人與社會、私事與公事已難以區分，私事與公事密切相關而且常常相互轉化。如婚姻，雖是私人行為，但不到國家婚姻登記機關登記就不能受到民法的保護，許多人不是把真感情而是把結婚証視為婚姻的保護神，就說明了私的東西也需要公的確認、保護。民權雖說是私權，但民權的行使從來不可能私行，民權總是在社會中行使，在民眾之間行使，如合同不僅有相對人，還有第三人。民權之間有互惠的一面，也有沖突的一面，為此，權利不得濫用是民權行使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為私權注入了社會公德的要求。在現代社會，馬克思所批判的那種“脫離了人的本質和共同體的利己主義的權利”的私權已經不復存在了，或者說在社會公德的規訓和譴責下隻能處於潛在狀態。關於私權與公權、私法與公法的區分，已沒有原初那麼重要的意義了。民法是一套平等、自由、交互的利益准則，它保証人人平等自由地逐利，它要求人們等價互惠地獲利。這種利已經發生了質變，一種有利人人、全民的利不是私利而是公利，甚至是真正的公利。一種能使人人逐利、獲利的法律，一種能使利益互惠、利益均等、利益共贏的法律，不是私法而是公法，而且是最名副其實的公法。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去重新理解所謂的“公法”和“私法”。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