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的敦煌文學

　　一般文學史上分唐代為初、盛、中、晚“四唐”，敦煌文學有其特殊性，根據敦煌歷史文化進程，將其分為唐前期、吐蕃攻佔期和歸義軍時期三個階段。“安史之亂”爆發（755年）后，朝廷調動軍隊到中原平叛，西北邊防驟然空虛。吐蕃趁機進攻隴右河西，涼州、肅州相繼淪陷，河西暨敦煌地區進入吐蕃佔領時期。從李唐開國（618年）到此時（764年）的大約一個半世紀，我們稱之為唐前期。

　　中原文學的一部分

　　唐前期的敦煌，與中原聯系十分密切。在文化、文學上可以說是中原的一部分。比如，今存的30個《詩經》寫卷，大多數抄於這個時期。李善的《文選注》，在李氏尚健在的時候，就在敦煌傳閱。編成於梁武帝大通年間的詩集《玉台新詠》，就見於這個時期的敦煌寫卷中。作為盛唐之音代表的唐詩，在敦煌地區的流傳和中原地區流傳相比幾乎毫不遜色。初唐王績的《東皋子集》，就見於敦煌遺書P.2819卷，大約抄於武則天時期。初唐詩文運動改革先驅者陳子昂的詩文，在敦煌遺書中就有四個寫卷，大約都抄於盛唐時期。另外，孟浩然、王昌齡、李白、高適、常建、岑參等著名詩人的詩作都在這個時期的敦煌遺書中有部分抄錄。還值得一提的是，著名邊塞詩人岑參，曾兩度出塞，在河西和西域寫下了數十首詩篇，敦煌遺書中今存岑詩24首，其中就有在敦煌寫下的《敦煌馬太守后庭歌》、《苜蓿峰寄家人》、《玉門關蓋將軍歌》等。

　　當然這一時期的敦煌文學中，還有大量的發願文，保持著北朝以來的文化傳統。同時，由於社會相對穩定，文化生活也較前更為豐富，各種文化儀式及相關的應用性文學作品也空前增加。如碑、祭文、書儀、功德記、社邑文書等。這些文章，雖以實際應用為主，但正是在應用中體現其文學性。我們舉S.1477《祭驢文》為例。1992年，法國學者艾麗白把敦煌遺書中的有關驢、馬、牛、狗等家畜的祈禱文、頌、願文等匯集一起進行研究，發表了《上古和中古時代中國的動物喪葬活動》，其中對《祭驢文》的論述就主要著眼於其文學價值。《祭驢文》寫人和驢之間的真摯情感，毫無半點矯揉造作，反映了中國農民的朴實。此外取事用典，詼諧而深沉。

　　講唱文學是特色

　　唐代前期敦煌文學中最具特色的文學現象，是王梵志詩、天寶年間的《降魔變文》、《禪師衛士遇逢因緣》等一批講唱文學以及為數甚夥的歌詞的出現。

　　王梵志詩見於敦煌30多個寫卷，保存了390首左右的詩篇。前輩學者對這30多個寫卷進行研究，認為可分為三個版本系統：三卷本，一卷本，一百一十首本，還有不好歸類的零篇。這些“王梵志詩”並非一人一時所作，而是從初唐（或許更早）直到宋初的很長時間陸續產生的。三卷本存詩205首，主要產生在初唐時期，特別是武則天時期。一卷本收錄92首詩，是當時民間流行的童蒙讀物，當是晚唐時期的作品。一百一十首本存詩69首，主要是盛唐時期僧侶們的創作。零篇存詩26首。王梵志詩的出現，標志著中國白話通俗文學的崛起，它在敦煌廣泛流傳充分說明敦煌與中原在文化上的一體性。

　　在唐前期的敦煌文學中，變文也已粉墨登場。如《降魔變文》，不僅是現存變文中藝術性最強的一篇，其產生的時代也很早。變文興盛是在中晚唐時期，敦煌所出變文絕大多數是9世紀中期（歸義軍初期）的作品，傳世文獻中記載講誦變文的幾條材料，像吉師老《看蜀女轉變》、李遠《轉變人》、李賀《許公子鄭姬歌》、王建《觀蠻妓》及郭湜《高力士傳》等，都出現在中晚唐時期。《降魔變文》應當是變文發展初期的作品。它出現在邊陲敦煌，且已發現6個寫本，說明敦煌的文化娛樂生活同長安幾乎同步。

　　在8世紀中葉，敦煌遺書中出現了一種類似於后世諸宮調一樣的講唱文學。目前已經知道此類作品有三個殘卷（P.3409、 S.3017、 S.5996），前后題皆殘。內容敘述衛士常貴賤等七人（喻“七垢”）經六個禪師（喻“六念”）的勸導而回心修道的故事，屬於佛教勸導作品。但形式十分新穎，有說有唱。所唱之詞為《偈》、《五更轉》、《行路難》、《安心難》等四調，既不同於變文唱詞之不辨曲調，也不同於宋人鼓子詞通篇一調一曲。《偈》為梵貝，《五更轉》在《樂府詩集》中屬於《相和歌辭》，《行路難》為《雜曲歌辭》，《安心難》無考。有學者認為，它們屬於同一個宮調，和后世的諸宮調相近。諸宮調主要流行於宋金時期，現在我們在敦煌遺書中發現了盛唐時期與此相類似的作品，對探討諸宮調的起源很有意義。

　　引入西域文化音樂文學長足發展

　　唐代前期，尤其是盛唐時期，我國的音樂文學由於注入了西域文化的新鮮血液，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曲子詞的興起，可為代表。敦煌曲子詞寫卷抄寫時間雖在中唐以后，但其中有不少詞作是盛唐時期或之前的創作。《雲謠集》30首是曲子詞的代表。這本詞集的內容主要包括征婦怨、征夫怨、五陵兒女、女性美貌等四個方面，其中征婦怨的作品佔三分之一。征婦怨雖是一個古老的主題，但這些詞中所寫往往同唐代兵制的弊端密切聯系。唐初於開元年間實行的府兵制，是造成這種情況的直接原因。因而可大致推知《雲謠集》中部分作品的創作時間不會遲於開元時代。《雲謠集》中有比較集中描寫五陵兒女的詩句，如“五陵原上有仙娥，攜歌扇”（《天仙子》），“遍引五陵思懇切，要君知”、“但是五陵爭忍得，不疏狂”（《浣溪沙》），“五陵兒，戀嬌態女”、“淡勻妝，周旋妙，隻為五陵正渺渺”（《魚歌子》）等，寫五陵年少“紈绔追歡，歌妓賣笑”的生活情景，反映的也是盛唐社會的現象。所以，我們認為，《雲謠集》雖不是一人一時的創作，但作為演唱的歌詞集，經過樂人的編輯，其編輯的時間，當在“安史之亂”前。

　　《雲謠集》之外的其他曲子詞，也有產生於唐前期的。S.4332抄有《酒泉子》“砂多泉頭伴賊寇”一首，隻殘存19字，詞中出現了“裴氏”，或以為是唐高宗時期的名臣裴行儉，詞當作於唐高宗調露、永隆年間，為“酒泉子”的本事詞。P.3718《搗練子》6首為組詞，借孟姜女故事反映了盛唐的拓邊政策、邊塞戰爭的殘酷及給人民造成的苦難，也應當是盛唐時期的作品。P.2506抄有失佚調名的殘詞“褰舊戎裝”、《獻忠心》“臣遠涉山水”、“驀卻多少雲水”三首詞，據詞意是西北少數民族文人寫給漢族權臣的感恩之詞，詞中洋溢著盛唐文化的氣象，所以一般認為是盛唐的作品。還有P.3821所抄《定風波》“攻書學劍能幾何”、“征后僂羅未是功”、《生查子》“一樹澗生鬆”、“三盡龍泉劍”、《謁金門》“長伏氣”等五首，P.3333《菩薩蠻》“自從涉遠為游客”、“數年學劍攻書苦”等，學者多斷為盛唐時期的作品。

　　敦煌寫卷中還有產生於唐前期的俚曲小調，以《五更轉》、《十二時》、《十恩德》為代表。《五更轉》是以夜間五更為時間單位，分別作成一組相互關聯的歌詞，基本上由5章組成，每章一首或幾首，敦煌寫卷中大約有50多個寫卷。《十二時》是將一天分為12個時段，而分別作成12章歌詞的民間曲調，敦煌遺書中大約有20多個寫卷。《百歲篇》是把人的一生按百歲計算，以10年為單位加以歌詠的民間曲調，敦煌遺書中有30多個寫卷。這些俚曲小調，始見於8世紀初，一直延續到11世紀。唐前期敦煌文學的豐富多彩，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