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史、古物研究史學復興

　　文藝復興時代，敘事史和古物研究這兩大史學類型再度復興。描繪“各個民族的事跡”的敘事史代表有15世紀的萊奧納爾多·布魯尼、波焦·布拉喬利尼和16世紀的尼科羅·馬基雅維利、弗朗切斯科·圭恰爾迪尼。這類史學家在撰寫歷史著作時往往參照古典史學家李維、薩魯斯特、塔西佗等人的著作。從題材上說，他們都關注當代的政治、軍事和外交，也和古典史學家一樣崇尚修辭，這突出表現在其著作中好用一些虛構的演說詞。正因如此，我們把這類史學家稱為“新古典史學家”。

　　還有一些史學家較少關注當代的政治和軍事，而是關注遙遠的古代，特別是古代的語言、典籍、風俗、制度以及物質文化遺存的歷史。他們運用訓詁學（philology）的知識考訂古史，試圖恢復古代歷史的風貌。這類歷史研究家在當時多被稱為“古物學家”（antiquarians），其中的佼佼者是羅倫佐·瓦拉和弗拉維奧·比昂多。瓦拉運用其過人的拉丁語知識考証教會的重要文獻《論君士坦丁的饋贈》，向世人指出這是一份偽造的文件﹔而比昂多的《光輝的意大利》和《復興的羅馬》等系統地研究了古羅馬的文化遺存。需要強調的是，在同一個歷史學家的身上，這兩類歷史興趣有時是重疊的。隨著歐洲各國接受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 這兩大史學類型也被仿效。

　　“哲學式歷史學”流行

　　在啟蒙運動時期，敘事史呈現出新的面相。敘事史的撰寫深受啟蒙運動觀念的影響，啟蒙運動時期的哲人思考的是更為普遍的人類文明和人類社會演進的歷史，這類史學著作浸透著強烈的啟蒙政治和社會觀念。因此，后人多把他們稱為“哲人史學家”，並相應地把他們的歷史書寫稱為“哲學式歷史學”。這種“哲學式歷史學”主要分為如下幾大類型。

　　（一）市民社會史（civil history）。18世紀，“civil”一詞有多重含義，一方面是相對於宗教和教會而言，市民社會史不同於“神聖史”（即今天人們所說的宗教史）和“教會史”﹔另一方面，civil history也是相對於自然史而言，指的是人類從自然狀態進入有政府之后的社會演進史﹔最后，“civil”也意味著文雅和文明。啟蒙時期的意大利史學家皮埃特羅·加諾內撰寫的《那不勒斯王國的市民社會史》（1723年）首開市民社會史的先河，並對孟德斯鳩和吉本等人有直接影響。市民社會史不注重戰爭和政治，而是關注法律、商業、藝術和工藝等的歷史。

　　（二）風俗史（history of manners）。“風俗史”的開創者是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他的《風俗論》是歐洲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世界史。《風俗論》不再局限於帝王將相、戰爭和政治，而是一部比較視野下人類社會和人類文明的演進史。

　　（三）社會史（history of society）。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的史學家威廉·羅伯遜明確使用了“社會史”這個術語。作為“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重要一員，羅伯遜相信人類社會是一個從低級向高級的前進式發展。

　　上述幾種“哲學式歷史學”存在一些差異，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傾向性。首先，史學研究的對象不再局限於政治、軍事和外交，而是整個社會和文化（或時人所說的“精神”），更接近今天我們所說的社會文化史。

　　其次，擺脫了神學籠罩下的人類發展歷史觀，強調人類歷史由低級向高級的“進步”，強調自由、理性和商業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提出的人類社會的“階梯式演進”最清晰地表達了啟蒙運動時期的“進步觀”。他們認為人類社會經歷了四個階段：狩獵、採集社會，游牧社會，農業社會和商業社會。他們對人類社會原初狀態的描述更多地是憑借想象。由於這種描述缺少堅實可靠的事實依據，當時一位蘇格蘭哲學家把這種歷史觀稱為“猜想史”（conjectural history）。盡管如此，啟蒙運動時期的哲人史學家皆堅定不移地相信人類社會和精神的進步，羅伯遜在《皇帝查理五世時代的歷史》的序言中首先闡述的就是“社會進步的觀念”。

　　最后，在這種“人類社會進步觀”的支配下，啟蒙思想家強調歐洲社會對非歐洲社會的優越性。羅伯遜在其《美洲史》裡強調西班牙人處於高級的商業社會階段，而美洲土著社會屬於原始的游牧階段，美洲土著社會比西班牙人社會落后、低劣。盡管他批評了西班牙殖民者對待美洲土著的野蠻和殘酷，也流露出對美洲土著居民的同情，但他認為，美洲土著社會的摧毀，無論多麼悲壯，都是美洲土著社會向更高級社會邁進的一個必要階段。

　　蘭克學派和其他史學流派興起

　　文藝復興時期的古物學傳統在17、18世紀仍然延續，但這類史學被“哲學式歷史學”的光環遮蔽了。20世紀50年代后，由於杰出的意大利史學家莫米利亞諾等人的重新發掘，古物學傳統在西方歷史學傳統的地位和對后世歷史研究的貢獻才得到充分的承認。實際上，17、18世紀的古物學研究取得了顯著成績，突出表現在歷史研究技術層面的長足進步，發展並完善了歷史研究的一些“輔助學科”，如古文字學、古文書學、錢幣學等。古物學家除重視文字証據外，還注重非文字的實物証據，大大拓展了史料的范圍。

　　啟蒙運動時期，法國、英國的史學中心分別是巴黎和愛丁堡﹔在德語世界，其中心是哥廷根，但就史學聲望而言，哥廷根顯然不及巴黎和愛丁堡。19世紀，歐洲史學革新的中心開始從法國、英國轉向德國，這場史學革命的發起者是萊奧波德·馮·蘭克。蘭克的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式歷史學”的反動。他反對把史學研究屈從於一種哲學史的框架，尤其反感黑格爾歷史哲學中虛懸式的歷史解釋，貌似構建了一個關於人類歷史發展的宏大體系，實則扭曲了歷史真相。他認為歷史研究的真正目標是“如實地呈現過去實際發生過的事情”。客觀的歷史真相是至高無上的目標，為了達到這一目標，首先就必須有可靠的歷史資料，因此他強調原始資料，特別是檔案材料的重要性。

　　蘭克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近代歐洲的各主要民族國家。此外，在宣揚歐洲文明史的優越性方面，蘭克比哲人史學家走得更遠，更具種族色彩。他認為，隻有歐洲的歷史才是真正重要的歷史，而歐洲文明史的創造者只是拉丁人和日耳曼人這兩大族群，中歐、東歐和斯拉夫族都被排除在歐洲文明史之外，正是蘭克率先明確表達了西歐中心論的歷史觀。蘭克的史學研究得到了普魯士政府的支持，其本人執掌柏林大學的歷史學教職，其弟子把持了德意志地區重要大學的歷史學教席，形成了一個勢力龐大的蘭克學派。在蘭克學派的推動下，史學研究不再是文學、哲學和神學的附屬，而是一門自主的學科，並且走上了職業化道路，擁有了專業學會和專業刊物。蘭克學派的影響不僅局限於德語世界，在其他國家也有追隨者。正是在蘭克學派的影響下，歷史學在19世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因此，19世紀也被譽為“歷史學的世紀”。

　　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早期，出現了對蘭克史學的批評，德國史學家卡爾·蘭普雷西特率先提出反對。隨后，美國史學家詹姆斯·羅賓遜等人倡導的“新史學”也對蘭克史學提出批評，更晚一些時候，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和呂西安·費弗爾在斯特拉斯堡創辦了一份新的史學刊物《經濟與社會史年鑒》，對蘭克史學在法國的大本營巴黎大學發起挑戰。二戰后，該刊編輯部搬遷至巴黎，最終形成了一個蜚聲國際史學界的“年鑒學派”。“年鑒學派”的出現是西方史學的又一次典范轉移。“年鑒學派”強調“整體史”，極大地拓展了歷史研究的范圍。

　　到今天，歷史研究已變成了包羅萬象的研究，人類歷史上的一切都可以成為其研究對象。史學研究在方法和觀念上更具開放性，向相鄰的人文社會科學敞開了胸懷，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都成為史學家汲取靈感和養料的學科。盡管當今史學家不再迷信歷史研究的絕對客觀性，但蘭克對歷史真相的優先性原則仍然是史學家應當且必須堅持的一種理想！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世界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