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的“新結構經濟學”對話上，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不否認消費對經濟的重要拉動作用，但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驅動必須靠投資來達到。 海報集團全媒體中心記者 宋國強 攝

　　由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世行原高級副行長林毅夫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與全球經濟學界已經有的兩版發展經濟學有很大的不同。新結構經濟學緣何提出？與以往的經濟學觀點相比有何不同？它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的發展？

　　在今天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博鰲對話活動中，林毅夫表示，新結構經濟學當中特別強調要素稟賦，以往愛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要學習發達國家，新結構經濟學則提出發展中國家要先看自己有什麼，然后借此要素稟賦實現更好的發展。

　　經濟發展應“田忌賽馬”

　　在林毅夫提出“新結構經濟學”之前，全球經濟學界有兩版發展經濟學，一種強調政府作用，要求發展中國家發展重工業等“進口替代”產業﹔另一種強調市場作用，要求發展中國家實行私有化和市場化。

　　林毅夫認為，原有的經濟學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經濟發展，新結構經濟學的產生正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背后的原因。

　　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是應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來研究一個國家經濟結構的決定因素和它的變遷。在新結構經濟學中特別強調要素稟賦，所指的“要素稟賦”包括資源、勞動力、基礎設施、資本、制度安排等。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特點在於資本相對多，包括勞動力資本和物質金融資本，因此在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就有優勢。發展中國家則相反，勞動力相對多，所以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有優勢。這種要素稟賦相對豐富的產業就構成了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產業，也就是這個國家最有競爭力的產業。

　　“這像我們講的田忌賽馬，你用你最差的馬和快馬競爭，然后用快馬和中速的馬競爭，這樣你就會贏，新結構經濟學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找准你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市場和發達國家比。”林毅夫舉例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勞動力相對密集的制造業等，有效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就是因為這些產業是中國的比較優勢產業。

　　投資仍為經濟主要驅動力

　　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推出4萬億財政政策，其中修建了不少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那麼目前中國的基礎設施是不是過剩？

　　林毅夫認為，中國城市和城市之間的基礎設施確實改善了許多，但基礎設施在硬件和軟件改善上還有很大的潛力，包括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建設、設置等。

　　盡管很多人對林毅夫關於“中國經濟未來20年仍能保持8%的高速增長”持有疑問，但他堅信，中國仍有非常大的經濟發展潛力。林毅夫認為，這些潛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產業差距仍相當大，在產業升級、技術創新上還有不少后發優勢﹔其二，在基礎設施硬件和軟件安排上，中國還須不斷完善和改進，要以改革來提高效率，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

　　林毅夫著重強調投資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性。“消費是發展的目的，投資是發展的手段。”林毅夫不否認消費對經濟的重要拉動作用，但認為消費還不能作為推動中國未來發展的驅動力。原因在於，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是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需要不斷把資源重新配置到有更高附加價值的新產業上去，這必須靠投資來達到。

　　他說，未來驅動經濟發展的投資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一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的投資，二是基礎設施改善方面的投資。其中，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的投資應以企業為主體。但基礎性研發成果屬於公共產品，考慮到其投資的長期性，應由政府主導，提供資金給合適的大學、研究機構來完成。

　　靠“市場”“政府”兩隻手

　　在中國，基礎設施等投資的主體長期是政府，民營企業在基礎設施投資中的佔比很小。新結構經濟學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林毅夫認為，如果經濟發展相當大的程度靠投資作為驅動力，投資則分成兩部分，一個是技術創新的投資、產業升級的投資，一個是基礎設施的改善投資，那麼在技術的創新、產業的升級應該是以企業為主體。“不過有些東西企業是做不了的。”林毅夫舉例說，比如基礎性的研發，在這方面應該以政府為主導來做。

　　林毅夫同時指出，在中國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資金相對薄弱，投資建設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等對於民營企業而言風險太高。“靠市場和政府兩隻手，發展中國家就有辦法挖掘每年8%的增長潛力。”林毅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