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一生中最重要的兩部著作就是《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他在《國富論》中建立的“富國裕民”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已為我國思想理論界所熟知，但他在《道德情操論》中闡明的以“公民的幸福生活”為目標的倫理思想，卻很少引起我國思想理論界的關注，特別是這兩部著作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未被人們正確理解。經濟史專家埃裡克·羅爾說：“我們不能忘記《國富論》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論》的作者。如果我們不了解后者的一些哲學知識，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經濟思想。”所以，要想理解斯密的理論，一定要看《道德情操論》。
　　《道德情操論》前后共出版了6次，斯密一生中不斷修改這部書，直到臨去世前仍然在修改，可見斯密對這本書的重視。當時蘇格蘭學界有一個習慣，很多有名的學者在去世前將自己的大部分手稿焚毀，斯密曾經就想焚毀《國富論》，但要留下《道德情操論》，由此可以看到，兩本書中，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論》。《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不僅是斯密進行交替創作、修訂再版的兩部著作，而且是其整個寫作計劃和學術思想體系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因此，由於這兩部書的關系，有學者就提出了所謂的“亞當 斯密問題”，即《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對比懸殊、相互矛盾的問題。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把人們的行為歸結於同情，而在《國富論》中卻把人們的行為歸結於自私。從此以后，幾乎所有論及亞當?斯密著作和思想的論著，都差不多把斯密看作是倫理學上的利他主義者，經濟學上的利己主義者。這種所謂的“亞當 斯密問題”，其實是出於對斯密著作的誤解，尤其是對《道德情操論》的誤解。
　　那麼，該如何評價《道德情操論》呢？溫家寶曾經在不同的場合6次向國人推薦《道德情操論》。他在接受《愛爾蘭時報》採訪時引用《道德情操論》中的話評價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充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可見，一個高度發達的經濟社會必須是一個公正公平的社會。由此提出一個問題：發展市場經濟要不要講道德？在斯密看來，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而從利己出發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就是斯密假設的“經濟人”。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把這種基於個人利益的利己主義稱為“自愛”，
利己的途徑是利他。所以，斯密的靈魂在於：要一個有良知的道德訴求的市場經濟。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回答了我們：“我們所依靠的增進自己財富的主要方法是那些不致遭受損失和危險的方法：在自己的行業或職業中的真才實學，在日常工作中的刻苦和勤勉，以及在所有的花費中的節約，甚至某種程度的吝嗇。”話很朴實，卻道出了獲得財富的操守底線。財富只是幸福的物質基礎，要來的正，來的靠譜。個人獲得財富只是對自己幸福的關心，自己的幸福不得以犧牲他人的幸福為代價，斯密對此是這樣解讀的：“對自己幸福的關心，要求我們具有謹慎的美德﹔對別人幸福的關心，要求我們具有正義和仁慈的美德。前一種美德約束我們以免受到傷害，后一種美德敦促我們促進他人的幸福。”由此看來，現存的一系列假冒偽劣的商家行為，損人不利己，侵蝕了整個社會的幸福感。市場經濟不是無道德的經濟，追逐經濟利益的市場中是存在正義的，道德與市場不沖突。一個社會如果僅僅為了“利”就忘了“義”，那就是一個沒有道德的糟糕社會，人人都是受害者，很可怕，那是一個沒有希望的社會。我們讀《道德情操論》，反思、淨化、進步，不僅繁榮，而且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