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毛澤東》，王子今著，西苑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是一位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政治人物。他的政治成功，與他的歷史學素養有直接的關系。他對於歷史的關心、重視和熟悉，超過許多政治家。他對於歷史有著深刻的思考和獨特的見解。借用斯諾對他“一位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的評價，我們也可以稱他為“歷史學者”。

　　■“商鞅徙木立信論”

　　現在我們所看到毛澤東的最早文章，是1912年6月寫作的學生作文，題目是《商鞅徙木立信論》。署名“普通一班毛澤東”。18歲的毛澤東肯定商鞅是“吾國四千余年之記載”中“首屈一指”的“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而商鞅之法也是為“戰勝諸國，統一中國”奠定基礎的“良法”。這已經是一反傳統史論主流意識的新見。另一方面，毛澤東又指出商鞅採用“徙木立信”的“非常”政治手段推行新法，背景在於“吾國民之愚”，在於“民智黑暗”。這種對“國民性”的反思，與毛澤東后來成為《新青年》“最熱心的讀者”思想軌跡是一致的。《商鞅徙木立信論》得到閱卷先生的高度贊賞，指示同學“傳觀”。571字的短文，評語竟多達151字。先生寫道：“實切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精理名言”，“積理宏富”，“具哲理思想”，“是有功於社會文字”。又說：“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大概先生發現了這個青年學生的文化資質將促成未來的發展。而歷史識見，應是所謂“理”的基礎。

　　歷史証明，毛澤東的歷史學素養成為他得以“最充分發揮一個具有淵博學識(主要是指中國舊學)的知識分子的領導作用”，從而“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領導的威望”的重要條件之一。

　　■當歷史“教員”

　　晚年毛澤東曾經多次強調自己只是一個“教員”。“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確實，毛澤東自青年時期起就經歷多次擔任歷史教員的人生實踐。

　　毛澤東有較多的從事教學實踐的經歷。而毛澤東執教，每每選擇“歷史”這一學科。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寫給黎錦熙的信中，說到自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畢業之后”的意向：“自思讀書為上，教書、辦事為下。”他還說到自己“久思組織私塾”的念頭，計劃“採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課程則以略通國學大要為准”。“歷史”是“國學”之根本，是毛澤東久已形成的觀念。通過他當年冬季主持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友會附設夜學工作的實踐，我們可以知道所謂“略通國學大要”，確實是以歷史學為基本的。據《夜學日志首卷》記錄：“十一月九日，是日為夜學開學之期。”任課教員名單，可見：“甲班歷史，毛澤東。”十一月十日記錄“前日在學校圖書館領來參考書如下”，毛澤東領到的是“高小歷史教科書及教授法”。此后第4天，又可以看到這樣的記錄：“十一月十四日，甲班上課。……歷史常識毛澤東出席，教歷朝大勢及上古事跡。”關於教學經驗的總結，毛澤東寫道：“其講義宜用白話，簡單幾句標明。初，不發給，單用精神演講﹔將終，取講義略讀一遍足矣。本日‘歷史’，即改用此法，覺活潑得多。”

　　1926年，毛澤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課程，有分析中國歷史的內容。據當時學員保存的筆記，在“中國政治史與中國地主階級”的題目下，毛澤東講道：“中國的歷史甚多，而小說史如三國、說唐、水滸、說岳等，都是看過的。昔人的思想，多遍(偏)袒統治者即地主階級。我們是革命者，這種思想，是不可要的。我們以前，雖多居鄉，又為農家子弟，但對於農民的真正狀況，是不大清晰的。即是說我們要造一個鋤頭。這個鋤頭，馬克司(思)已競(經)造出來了，即唯物史觀之表現是也。”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驗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毛澤東在1936年12月完成的論著。據他自己說，“是紅軍大學的講義”。其中不僅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歷史，還借鑒了更為久遠的戰爭史——中國古代戰爭史的經驗和教訓。在關於“戰略退卻”一節，毛澤東舉春秋時期著名的“曹劌論戰”史例。毛澤東還說，“中國戰史中合此原則而取勝的實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漢成皋之戰、新漢昆陽之戰、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秦晉淝水之戰等等有名的大戰，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后發制人，因而戰勝的。”1939年冬季完成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也是一個課本。據《毛澤東選集》題解，其中“第一章《中國社會》是其他幾個同志起草，經過毛澤東同志修改的”。這一章的第一節“中華民族”和第二節“古代的封建社會”，傾注了作者對於中國歷史的深沉思考。其中的主要論點，是集中體現了毛澤東的歷史觀的。而平時以歷史知識來開導說服身邊的戰友和部下，是毛澤東常用的工作方式。

　　■“將來擬研究近代史”

　　毛澤東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領導的威望”的關鍵，是他表現出指揮軍隊在艱苦戰爭中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失敗到勝利的指揮才能。《彭德懷自述》寫道，毛澤東指揮戰爭，往往“靈活機動，所耗甚少，收獲很大”。葉劍英《偉大的戰略決戰》也說，毛澤東甚至能夠“使敵軍完全聽我調動，就我范圍”。毛澤東軍事藝術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早年的歷史學積累以及長期以來對中國古代軍事史的熱心研習。

　　毛澤東曾經表露過專門研究歷史學的心願。他在1939年1月17日寫給歷史學家何干之的信中曾經說道，“我們同志中有研究中國史的興趣及決心的還不多”，“我想搜集中國戰爭史的資料”，又說“將來擬研究近代史”。在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的信中，毛澤東也寫道：“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裡，沒有讀書鑽研機會，故對於你的成就，覺得羨慕。”

　　1957年5月，毛澤東在會見伏羅希洛夫時曾經表示：“我不想干了，太復雜。我想去當大學教授。”“當主席太復雜，麻煩人。我是想退下來當個大學教授。”在此前后，毛澤東身邊一些了解他、熱愛他的人，也認為他不如總結中國革命經驗，專門從事理論著述為好。田家英曾經說到這樣一副有針對性的對聯：“隱身免留千載笑，成書還待十年閑。”就暗含擺脫事務，靜心著書的勸告。聯想到1939年致何干之信中“我則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國戰爭史的材料，亦至今沒有著手”的感嘆以及“將來擬研究近代史”的申明，我們有理由推想，這裡所謂“成書”，應當是包括歷史學著述的。1959年5月，毛澤東談到，他要寫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蔣介石登台的大事記。他說，蔣介石集團本身的變化可以不寫，但是蔣介石登台后的軍閥戰爭要寫進去。孫中山當臨時總統，蔡鍔反袁世凱，蔣桂之戰，蔣馮閻之戰等等都要寫進去。看來，他對於“研究近代史”，已經有比較具體的考慮。

　　雖然毛澤東沒有能夠成為專門治歷史學的學者，但是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歷史學，是他長期修養自身，營養自心的最基本的文化內容。毛澤東作為大政治家，有豐富的歷史知識，也有不同凡響的歷史見解。不過，他的歷史觀也有某些偏執的傾向。這些現象，或許可以通過激烈的階級戰爭背景理解其時代原因。1949年以后，毛澤東的歷史思想對中國史學的導向曾經產生過影響。在這種影響的消極作用下史學作為政治附庸的弊端，已經有許多學者指出。

　　■“掌上千秋史”

　　文史大家高亨教授1963年曾經作《水調歌頭》詞表述讀毛澤東詩詞的感想：“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洲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蟄龍飛起，掃滅魔炎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抒慷慨，寫鏖戰，記長征。天章雲錦，織出革命之豪情。細檢詩壇李杜，詞苑蘇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攜卷登山唱，流韻壯東風。”此作1964年2月寄呈毛澤東，又曾發表於《文史哲》1964年1期，《人民日報》1966年2月18日重新刊出。毛澤東次月復信：“高亨先生：寄書寄詞，還有兩位，均已收到，極為感謝。高文典冊，我很愛讀。肅此。敬頌安吉!毛澤東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然而有意思的是，“文革”期間，高亨的《水調歌頭》詞竟然被誤作毛澤東的作品被民間廣泛傳抄。我們今天在這裡說到這一詞作，是注意到高亨在頌揚毛澤東時，首先即以“掌上千秋史”肯定他的歷史學養的。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