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論世：文風革新與文德之治

宋仁宗“以直言召人”，革除文風之弊，其宗旨不僅是要選拔治國安邦的杰出人才，而且是要糾正浮夸、浮華的時風，推行直言務實的作風。

靡曼浮夸，無益治世，是文章的流風之弊。文風革新后，言之有物，經世致用，成為有宋一代的文壇風氣。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宋仁宗的文風革新與文德之治，對我們當前的轉作風、改文風也不無啟迪。

近日讀到楊慶存著《宋代散文研究（修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我從該書獲得的眾多啟益中，特別感興趣的是作者在厘定宋代散文的歷史成就、解析其淵源的時候，揭示了宋仁宗的“文德之治”對宋代文風革新的“不可低估的導向作用”。

宋代營造了中國散文史的巔峰時期，散文創作卓有成就的唐宋八大家，宋代佔六位。然而，更令人訝異稱絕的是，宋代的六位散文大家，均是宋仁宗趙禎在位時期通過科舉進入仕途，並脫穎於文壇的。宋代綿延319年，北宋、南宋共歷18位皇帝，為何散文之興，獨出仁宗治下？

靡曼之文，無益治道

宋代散文的發展，是接續唐代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而來。唐代科舉以詩賦取士，其導向作用不僅使文章“經世致用”被邊緣化，而且放縱了六朝以來由詩而文的雕琢矯飾風氣。“古文運動”的要義，就是反對六朝以來的以排偶為主、華麗空洞的駢體時文，主張恢復以散行單句為主、自然實用的散體古文，而其宗旨是提高文章的傳達能力和教化作用——“文以明道”。然而，因為與科舉取士的導向相悖，韓、柳追求平易實用文風的主張自然得不到朝野普遍共鳴，而且就他們自己的文章可見，所欲明傳之“道”，也流於“空泛而不實”。

建宋以后，宋太祖趙匡胤立下“以文治國”的國策，崇文抑武，而宋仁宗將之發揚光大，締造了使宋代中興的“文德之治”。出身一介武夫的太祖尚文治，但不知時文之弊，故所倡導不過沿襲舊制，科舉仍以詩賦取士﹔仁宗為太祖孫、宋室第四位皇帝，文教滋養，更加其勤勉慧識，深知時弊所在，因此對革除文風之弊有明確的導向。

天聖七年，年僅19歲、尚未親政的宋仁宗即下詔書說：“朕試天下之士，以言觀其趨向，而比來流風之弊，至於附會小說，磔裂前言，競為浮夸，靡曼之文，無益治道，非所以望於諸生也。” 他親政的第二年，再下詔說：“進士所習詩賦多浮華，而學古者或不得以自進。宜令有司兼以策論。”仁宗身為國君，不僅清楚時文“磔裂前言，競為浮夸”的流風之弊，而且找到了切斷流弊之源的途徑：改科舉以詩賦取士為以策論取士。因此，以科舉取士為導向，求文章的經世致用成為有宋一代的文壇風氣。

宋仁宗的文德之治，並非孤掌自鳴，而是擁有一批卓越的文人士大夫的支持。慶歷四年，范仲淹等文臣上疏，諫言“取士當求其實用，人盡其才”，主張科舉“以策論為先、詩賦其次”。仁宗即下詔說：“士有純明茂材之美，而無文學作成之法，其飭身立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無文徳敏行之才可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仁宗講得很清楚，科舉取士不是鼓勵尋章摘句、因循格套的平庸之輩，而是要給豪俊奇偉之士以發揮其純明茂材之美的空間，不能選拔才俊德優之士，就是科舉的大弊。

直言召人，革新文風

嘉祐二年，蘇軾、蘇轍兄弟同科殿試進士。蘇轍應試的策論，是一篇尖銳批評宋仁宗為君之失的政論文。他在策論中說：“往者寶元、慶歷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疏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污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

宋仁宗進行“以策論為先、詩賦其次”的科舉改革，其宗旨不僅是要選拔治國安邦的杰出人才，而且是要糾正浮夸、浮華的時風，推行直言務實的作風——他的文德之治的要旨就是“以直言召人”。蘇轍這篇策論，不僅直言當朝皇帝仁宗得失，而且僅憑“不知信否”的道聽途說就對仁宗宮中之事妄議是非。考官胡宿認為蘇轍言論“不遜”，呈請仁宗取消其錄取資格，蘇轍也自認為“策入必見黜”。但仁宗審閱蘇轍的策論后，卻欽點錄取蘇轍與其兄蘇軾為同科進士。仁宗批復胡宿的“以為不遜請黜之”奏章說：“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

二蘇殿試時，仁宗47歲，在位35年，而蘇轍不過是一位年不及19歲的書生。仁宗以九五之尊、年壽之長，能容不名小子蘇轍對自己公開直言不遜，以才德取人，是需要何等恢宏的胸襟氣度？他對蘇轍的納取，是切實踐行他“以直言召人”的國策，這不僅使他的朝廷中薈萃了范仲淹、包拯、晏殊、歐陽修等文德敏行的名臣，從而為將宋朝發展帶入鼎盛時期的“文德之治”創造了條件﹔而且也以“直言論政”引導了文壇以平易自然為目標的文風革新。

仁宗逝世后，在繼位的皇帝治下，二蘇兄弟多次遭貶，謫遷異地，晚年顛沛流離，死而后已，蘇軾更是於1079年，被誣“以詩諷刺時政”，不僅被遞解京城，投入御史台獄，備受拷打屈辱，而且險遭性命之災。可以想見，在1022至1063年間，如果在位的不是仁宗，而是神宗，不僅歐陽修的古文運動不可期望，恐怕三蘇問世之初即以“妄論利害，才說得失”（蘇軾語）死於非命了，又遑論此后能以“直言議論”立名傳世？

摒棄浮華，文求務實

宋代王十朋說：“我國朝四葉文章最盛，議者皆歸功於仁祖文徳之治與大宗伯歐陽公救弊之力。”“救弊之力”就是反浮華、浮夸，倡導平易文風的古文運動。有宋一代，歐陽修並非古文運動的首倡領袖，在他之前，宋初柳開、王禹偁，繼后穆修、尹源、尹洙等文壇名士，紛紛以“宗經尊韓”為旗幟，致力於創興平易自然的文風，但均未成主流風氣。古文運動能在歐陽修為文壇盟主時期蔚然成風，其后經三蘇綿延至1101年蘇軾病逝，前后歷八十年而不衰，歐陽修為宋代文壇“一代宗師”之功自不可沒，但若缺少宋仁宗這位“文德之君”作“保護人”，更是不可能的。

《宋代散文研究》中說，歐蘇散文所代表的宋代散文之美，突出風格是“平易自然，婉轉流暢”。極而言之，“平易自然，婉轉流暢”何嘗不是散文作為一個獨特文體所應達成的本真的美學風格？因此，在厘定宋代散文的歷史地位的時候，我們可以說以歐蘇散文為代表，宋代散文是中國散文美學的最后達成。然而，當我們論定宋代散文之大成的時候，又怎麼能低估宋仁宗以一國之君，身體力行，為糾正“浮華”、“浮夸”的文風流弊所起的導向作用呢？

宋仁宗“以直言召人”，為歐蘇一代文人倡行平易自然的文風提供了基本導向，這對我們當下倡導的轉作風、正學風、改文風不無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