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被稱為“善變”豪杰,這一點連他本人也不避諱,他一生橫跨晚清、北洋、國民政府三個時期,擔當過維新派、保皇派、立憲派這三種理念不同的團體主力。當然,梁啟超絕不像馮玉祥、石友三那樣的“倒戈將軍”,他的“變”與“不變”,復雜得必須要像解璽璋一樣,用兩大冊六十萬字的《梁啟超傳》來解釋。

　　解璽璋在這部書中,分別詳述了梁啟超與時政要人之間的關系。所列的人物中,梁啟超對康有為、汪康年、孫中山、章太炎、楊度、袁世凱的態度都有過重大的轉變,大多是從不認同到認同,再從認同到反對。而其中問題最為重大的是康有為、孫中山、袁世凱三人,其中前一個是恩師,后兩個都曾當過中國的一把手。“維新”與“保皇”,貌似是兩個敵對的觀念,但康有為和梁啟超卻很正常地完成了期間的過渡。康有為一貫主張“孔教”治國,把孔子樹立成中國的耶穌,在鄉村各地像建立教堂一樣建立儒家的學堂,甚至採用孔子紀年。而梁啟超的“保皇”,則是為了保光緒皇帝這一人,他所暢想的是革命成功后,把光緒請出來做大總統也未嘗不可,就像在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中他寫道,中國的大總統叫羅在田,也就是愛新覺羅·載湉的擬音。梁啟超對恩師康有為所作的評論如下:“故短先生者,謂其武斷,謂其執拗,謂其專制,或非無因耶。”即使是尊敬一生的康有為,但凡有所不認同,最終也是要分道揚鑣的。梁啟超同孫中山也曾有過一定的友誼。然而康梁一黨多是世家子弟,是團聚在萬木草堂、時務學堂周圍的同學老師﹔而孫中山的同盟會、興中會多是下層的士民游俠,更容易接受排滿復漢、暴力革命的手段。改變中國,梁啟超用的是民智,而孫中山用的是炸彈,二人最終勢同水火,革命黨與保皇黨之間的坑也就越挖越深。

　　歷史每每翻開嶄新的一頁時,往往都會把這一頁撕破。而1912年的這一頁,就是被清廷退位民主共和時的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國民黨這四個黨派裹挾著梁啟超一起撕破的。戊戌變法之后,梁啟超在海外流亡了十三年,思想在這時期已經基本形成。從這段時間開始,作為思想家的梁啟超,更多地成為了實干家。隨著清廷的遜位,他終於有了實干的平台。但是,文化人總是悲哀的,梁啟超隻能選擇跟著誰干,而自己不能挑大梁。然而,民主共和更多的時候只是一紙空文,《梁啟超傳》一書中寫道,當時的黨政多是爭奪權力,少有真正的信仰,深入考察過歐美各國政治的梁啟超自然是每個黨都爭取的對象,加入一個就會得罪另外三個。他選擇了實權握在袁世凱手中的共和黨,這一選擇幾乎使他成為當時的“全民公敵”,幾乎身敗名裂。然而,袁世凱是梁啟超繞不過去的合作對象。他對每一個黨的理念都不完全認可,他隻能尋找一個與自己理想最為接近的黨。他和袁世凱合作,把共和、民主、統一三個黨合並為進步黨,定了袁世凱為總統之后設立憲法,這也許是他能做到的最好的結局了。

　　通過解璽璋的這本書不難發現,梁啟超是真正的性情中人,他外表溫文爾雅,長於辭令,內心卻慷慨激昂。他既大氣,又細膩。大氣到他說話、做文章、做事都是大手筆,都是“為了天下”雲雲﹔而他在具體操作上,還總是事無巨細,就連子女的生活都要親自關心過問。最為令人感動的,是他在給兒子梁思順的信中寫道:“……思成呢?我就怕因為徽因的境遇不好,把他牽動,憂傷憔悴是容易消磨人的志氣……我到底不知徽因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狹的人,一定抵擋不住憂傷憔悴,影響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毀了……”舔犢之情,感人至深。

　　晚清那一代人對於社會責任的擔當感足以令今人慚愧。梁啟超自從讀書以后,所想的是要建設一個新的國家、孕育出一批“仁、智、勇”三德的新民。這個理念貫穿了他的一生,為此他先追隨康有為,隨后跟各種革命團體一起干,晚年時提攜后進,最終退居書齋成為一代學人,並以身作則教育出九個優秀的子女。他一生都在做時代的引路人。為此,不論是師友還是后學,他都是抱著好感接觸,發現問題后試圖改變,無法改變后選擇離開,甚至不惜走上敵對的道路。梁啟超變化的是思想觀念與合作伙伴,但他永遠不變的是那顆拳拳的赤子之心。

　　《梁啟超傳》

　　解璽璋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