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從大部制改革試點地區深圳調任東莞不久的全國人大代表、東莞市委副書記、市長袁寶成對尚未實行改革的東莞尚有些不習慣，“一條高速公路有6個部門在管，城管管一段，交通管一段，公路局管一段，高速路公司管一段……確實感到非常有必要進行大部制改革。”

　　2004年，深圳試點大部制改革，袁寶成是當年調整后的深圳市外事辦公室的第一任主任。這個部門，整合了外事辦、港澳辦、僑務辦、友協、僑聯5個部門，當時的編制是1正9副。

　　一年多后，袁寶成又調任深圳市鹽田區擔任區長，全區總共才12個局，袁寶成分管其中的3個經整合后的“大局”，局名最長的一個叫“深圳市科工貿信委”。

　　有著近10年改革經驗的袁寶成特別強調機構改革過程中的“權責界限”問題，“比如新成立的總局管食品藥品安全監督，但是，農業部還要管生產環節的農產品。如果是在農業生產環節添加了瘦肉精的豬，按道理是農業部管的，但是上了餐桌，出了問題誰來管？”

　　在一個大部之下，各個內設機構之間也存在權責界限問題，“這方面，我是有體會的。部門內部機構扯皮時，通常是一個領導，手心手背都是肉，誰都不好得罪。這會導致辦事效率降低、內部矛盾激化，造成老百姓的不滿。”袁寶成說，權責界限必須清晰，否則，“出問題時想問責都不知道該找誰”。

　　針對大部之后人事安排的問題，袁寶成認為這並不是大難題，“我們深圳改革最多的時候出現過1正十幾副的情況，領導干部都有這個胸懷，不難相處，關鍵還是權責界限要明確。”

　　他建議，大部的內部機構要進行嚴格的“流程管理”，“內部一定要有規則”。

　　袁寶成還建議，對大部制的改革效果最好能“一年評價一次”，“現在的改革是5年評估一次，最好是每年，為什麼非得等到5年以后才來完善呢？”

　　他說，一年一審對行政效率要求較高，涉及到控制“制度成本”的問題，“要通過一個好的制度設計來控制成本”。

　　“隻靠建議是不夠的，需要監督與評估。”全國人大代表黃寧生提出一個設想，能不能在每年全國兩會期間，由全國2000多名人大代表對國務院25個組成部門進行打分、考核和評估，“列出他們的主要成績，寫下需要改進的地方”。

　　在黃寧生看來，改革要簡政放權，要調動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但從現階段來看，調動地方積極性更重要。以前全國兩會期間，人大代表們不僅要開好兩會，還要搞好與中央部委的“約會”，因為地方有很多事情要求著中央部委。

　　廣東深圳市和佛山市順德區被媒體譽為大部制改革的“雙黃蛋”。

　　早在2009年，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就開始了大部制改革的嘗試。那一次改革中，順德區原有的41個黨政機構，最終被精簡為16個。據悉此次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正也一定程度上參考了順德和深圳的經驗。

　　不過，全國人大代表、佛山市市長劉悅倫並沒有因為順德區率先進行的改革沾沾自喜，反而主動提出要“再對政府職能進行清理”。

　　“這個方案對機構改革來說確實是重要的一步，但也僅僅是第一步，接下來還應該有第二步、第三步。”劉悅倫說，應該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對政府職能再來一次“徹底清理”。

　　劉悅倫所說的“徹底清理”並不僅限於行政部門，還包括了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因為這些機構“也有一些行政審批權”。“還要對行政審批流程進行再改造。”劉悅倫說，機構改革是載體，政府職能轉變是核心，而支撐點則是行政審批流程再造。

　　按照過去的審批流程，如果要辦成一件事，需要當事人連續同多個部門打交道，一個一個地辦理。而在劉悅倫的設計中，這種“串聯式的流程”應該改造成“並聯式”的——前台接單，相關的多個部門在后台共同審批。

　　如今數字化的理念也已經滲透到行政審批流程當中。廣東省要求，今年90%以上的行政審批要進行網上審批。這也就是說，今后，當事人不需要與審批人見面就可以完成整個行政審批過程。而這樣的流程是此前沒有想到的。

　　“權力下放了，流程也改造了，接下來能不能管理好？這是關鍵。”劉悅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