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不斷發生震蕩的今天，我們既要關注富人的發展，更要關注窮人的生存，引導社會不能隻研究如何讓有錢人掙到更多的錢，不研究怎樣讓沒錢人掙到生存的錢。隻有克服“歧視性貧困”，才能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魯迅曾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來表達對中國最底層民眾的復雜情感。八十多年過去了，當我們深切關注生活在農村的貧困群體，我們有理由“哀其不幸”，但我們已經沒有理由“怒其不爭”了！就總體而言，對於全社會分散的個體貧困，文化低、技能差、傷殘病等自身因素是造成貧困的主因，但是，對於區域性群體貧困來說，外因卻成了決定的因素。在那裡，貧困不是窮人的錯。
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下，農村是一個封閉的社會，農民生活在封閉環境之中，城市對鄉村的影響非常有限，獨立的經濟體之間影響也十分微弱，受外力的作用幾乎為零，農民貧困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身的奮斗。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農村的封閉格局已經打破，獨立的經濟體互相影響力越來越大，城鄉之間、工農之間互相依存度越來越高，農民個人的生活被卷入整個經濟社會環境而深受影響。就總體而言，在發生區域性貧困的地方，農民自身的努力程度已經不能決定其富裕抑或貧困，外力作用的大小成了決定他們貧富的關鍵。全國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是發生區域性貧困的集中地區，考察這些地方呈現出的人口集體貧困，無一例外地因外力所致。一方面，外力拿走的太多——農民的土地、資源和勞動力成為現代工業“虹吸”的對象，在國家宏觀戰略和馬太效應的雙重影響下，資源、資金、人力等生產要素均向相對發達地區流動，形成對農耕經濟掠奪式擠壓﹔另一方面，外力給予的太少——貧困地區成為被現代文明冷落、遺忘的角落，與“備受優待”的城市相比，面對的是惡劣的生存環境、落后的基礎設施和欠缺的公共服務。外力造成的嚴重不公與巨大失衡，使貧困地區的農民在現代社會的博弈中總是處於不利的一面，他們為擺脫貧困而付出的努力，往往比非貧困地區還要大得多。同時，傳統窮人與現代窮人生存方式、生活條件截然不同，和過去相比，傳統窮人自給自足的生存方式被打破，現代窮人別無選擇地要支付必要的生存成本：上路要“留下買路錢”，因為沒別的路可走﹔在城裡必須買煤氣做飯，因為不能燒柴草﹔必須靠自來水生活，因為沒有可以掘井的地方取泉水﹔必須買報紙買收音機獲取信息，因為城裡沒有口口相傳的信息渠道。現代社會的制度設計本質上就不允許存在窮人，但由於社保的不完善，現代窮人又實實在在地存在於這種制度現實之中。他們生活在“生存線之上、生活線之下”。在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農民吃不上飯的時候很多，喝不上水的事從來沒有發生過。今天農民工在城裡喝不上水的事經常發生。
2011年9月8日，中國首部人權藍皮書發布。該藍皮書分析指出,中國農村的最大人權問題是大量絕對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30多年來，中國2.5億農村貧困人口成功脫貧，但中國農村的減貧面臨的壓力和挑戰仍然很大。藍皮書建議應盡快制定《反貧困法》，實現由政策扶貧向側重制度扶貧轉變。
綜觀區域性貧困的成因大體有如下幾種。
一是資源豐富，外力過度“開發”，但缺乏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農村一些地區，自然資源原本非常豐富，那裡的農民本可以盡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賜，但長期被外力近乎掠奪式的過度開發，形成“資源的空殼”，農民難為“無米之炊”。首先，對地上資源的濫用。在山區，大自然留下的茂密森林是山裡人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但是，1958年的大煉鋼鐵和三年困難時期，加上農業學大寨運動，森林被砍伐殆盡。現在，城市為了綠化美觀，又把目光對准貧困地區的山林，不少大樹甚至是稀有古木紛紛“農轉非”，有人驚呼，若干年后，隻能在城裡看到珍貴古木了。當不能“吃山”的村民把荒山開成梯田后，又逢“退耕還林”政策實施，退耕還林工程項目區初期每畝最多補助150公斤糧食、20元現金和50元的種苗，補貼期限最高為8年。雖然后來又延長補貼期限並適當提高補貼標准，但解決農戶長遠生計問題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部分農戶貧困依然難以擺脫。在生態林保護區，為了涵養水源，保護生態，確保下游城市的水質，山區農民被規定對山上的樹木實行“零採伐”。通常情況下，水源涵養林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分別是經濟效益的4.51倍和6倍，但森林的多種生態效益長期被水利、水電、旅游等部門和受益地區的全社會無償享用受益，而作為當地山林擁有者的農民卻無法通過市場交換實現價值補償，隻能坐擁青山，空守清貧而“望山興嘆”。其次，對地下資源的無償或低償採掘。一些煤礦塌陷區，地下資源被採光掏空，農民失去生存依托的土地，得不到應有的補償，形成“富饒的貧困”。有關報道稱，山西因採煤導致土地大面積塌陷，七分之一的地面已成為“懸空區”。甘肅省最大的煤炭基地華亭縣，礦區整體沉降日益嚴重，境內局部山坡和梯田塌陷深度已達2米至8米，地種不成了，山坡上栽植的經濟林也因地下採空，失去地墒，逐漸干枯死亡，每年直接經濟損失驚人。我國礦產資源補償費平均費率為1.18%，而國外性質基本相似的權利金費率一般為2%-8%。相比之下，我國礦產資源補償費費率(油氣為1%，黃金為2%)遠遠低於國外水平(美國12.5%、澳大利亞10%)。再次，對土地資源的無償或低償侵佔。城鎮大躍進式的擴張、工業和房地產業的“圈地運動”使我國耕地逐漸逼近18億畝紅線，幾千萬失地農民由於得不到住房、社保、就業等方面的合理補償，將逐步淪為貧困人口。而這種貧困的最大問題是斷了失地農民子孫的生存后路，使貧困出現代際傳遞效應。三農專家黨國英分析，農民多年來應該獲得的土地補償總額在20萬億元以上，但目前農民實際得到的補償不到1萬億元。
二是資源比較充裕而外力開發不足。這類地區由於多種因素制約，長期受社會冷落，外部投入開發不足。社會冷落包括三個層面：空間上的冷落、時間上的冷落和待遇上的冷落。空間上的冷落是指遠離經濟增長中心，天涯藐藐，地角悠悠，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即使擁有充裕的資源，卻無法融入市場，資源難以轉換成資本。2009年夏季，四川新聞網的一位記者在綿陽鹽亭縣龍泉鄉村採訪時發現，那裡的蜜桃熟了，但由於地處深山，交通不便，無法外銷，農民房前屋后的蜜桃隻能任由爛在樹上或喂豬。時間上的冷落是指長期遠離現代文明，生產生活方式極其落后，“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那裡的農民生產生活方式落后幾十、幾百甚至上千年。一些傳統農區，西漢趙過發明的耬犁依然在田間時現身影。在財富的創造已經由“土地時代”、“設施時代”躍進到“科技時代”的今天，正像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的開篇所言：一個像其祖輩那樣耕作的人，無論土地多麼肥沃或如何辛勤勞動，也無法生產出大量食物。待遇上的冷落表現在農村相對於城市存在兩種缺失。其一是基本權利缺失。如受教育權、健康權、就業權、社會保障等等，而現實生活中，他們常常還陷於“失語”的尷尬境地，他們的權利訴求無法形成直達決策層的強音。其二是公共服務的缺失，集中體現在城鄉公共產品供給上的“兩種制度”。在城市，建學校、修橋路、供排水等公共建設，全部由政府“買單”，而在農村，農田水利、道路等各項基本建設，大多實行“民辦公助”、“以工代賑”等方式。貧困地區的農民隻看到了國家強農惠農政策的“激光”，還沒能真正享受到公共財政政策的“陽光”。山東省一位主管農業的領導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根深蒂固，農民生下來就低人一等，你生在城市就高人一等，中國的憲法難道應該寫上‘人生而不平等’嗎？”，耐人尋味，發人深思。
三是資源承載力基本平衡卻要舍小家為大家。這類地區一方水土能夠養好一方人，但為了國家和社會的利益，被明令要求舍小家為大家。如為修建水庫而做出犧牲的庫區農民，統計顯示，建國以來，我國共興建各類水庫8.6萬座，淹沒耕地2000多萬畝，1200萬原住居民因此而遷移。他們無條件地拋家舍業，遠離故土，在隻能維持生存的低補償狀態下艱難生活，近年來，政策稍有調整，但他們要想脫貧致富，融入新環境，尚需時日。再如行蓄洪區，為保障河道和上下游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洪水一來，開閘行洪，房屋良田毀於一旦。淮河是中國最難治理的一條河，建國以來發生行蓄洪近百次，淮河流域數十個行蓄洪區在2007年以前國家基本上沒有補償，2007年開始每次行蓄洪一畝地補償最高才達685元，遠低於農戶的實際損失。一些國家重要的糧食主產區，為國家糧食安全長期以來默默貢獻，糧食是戰略物資，從一定意義上說應屬於准公共產品范疇，但生產糧食的必備條件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卻沒有得到應有的照顧，更不要說其它方面的利益﹔在一些自然生態保護區，“有樹不能伐、有藥不能挖、有礦不能採、有獸不能打”，為了給全社會留下一片原生態環境，他們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靠山吃山的生存方式不得不改變，但來自外部的補貼隻能維持基本生計，想發展沒有任何門路。
四是資源有限，人口與環境惡性互動。這類地區的資源本來就十分稀缺，承載力有限，但人口發展過於迅速，形成資源和人口之間的矛盾沖突，進而產生“貧困-人口增長-環境退化”的怪圈。一方面，人口的過快增長直接導致了人均收入和人均資源（尤其是土地）的減少，加上基礎設施不足，從而引發過度開墾、放牧和砍伐，進而導致水土流失、土壤沙化和各種自然災害。而環境退化又使得土地生產力下降，產出減少，從而加劇了這些地區的貧困。另一方面，這些地區快速增加的人口無法實現素質的同步提高，而低下的收入水平、落后的思想觀念又反過來加劇了人口問題和環境問題。由於迫切需要解決眼前的生計，加之貧困人口對環境問題及自身當前行為后果的無知，過度利用和不當開發導致這些地區脆弱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進一步下降。調查顯示，中國西部地區因生態脆弱導致的貧困縣概率高達69.9%，貧困縣同時是生態脆弱縣的概率高達74.7%。根據內蒙古草原勘測設計院的統計,內蒙古草原超載過牧現象十分嚴重，草原“三化”(退化,沙化,鹽漬化)的面積正以1.45%的年均速率擴大，專家呼吁，按這樣的退化速度全區天然草原完全退化的時間不會太遠。“黃河源頭第一縣”——瑪多縣素以擁有4077個大小湖泊而有“千湖之縣”的美譽，但前些年由於過度放牧，地上的草根都被啃光，昔日豐美的水草和如畫的景象已被干涸的河床和干枯的草原所替代，生態的惡化和貧困的程度觸目驚心。
五是資源環境十分惡劣，一方水土難養一方人。從全球范圍看，凡是生態脆弱的地方，都是貧困最嚴重的地方。由環保部編制的《全國生態脆弱區保護規劃綱要》顯示，我國95%以上的絕對貧困人口分布在生態環境極度脆弱的老少邊窮地區。這類地區有兩大特點，一是資源匱乏災害頻繁，生產成本巨大。有關資料顯示，貧困地區自然災害發生率是其它地區的5倍。“吃不慌，穿不慌，一場大雨就泡湯”是貧困地區農民普遍擔憂的現實。據統計，沙塵暴、泥石流、山體滑坡、洪澇災害等各種自然災害每年給我國八大生態脆弱區造成約2000多億元經濟損失，自然災害損失率年均遞增9%，普遍高於這些生態脆弱區的GDP增速。2008年的雨雪冰凍災害和汶川地震主要影響中西部貧困地區，不僅造成大量人口返貧，而且使多年建設和扶貧成果毀於一旦，恢復重建任務異常艱巨﹔二是不宜人類居住，生存成本巨大。江西省進賢縣三裡鄉被鄱陽湖緊緊包圍，三面環水，可這片湖水卻被村民們視為威脅生命的疫水，湖水裡面存在著大量的血吸虫，該鄉因病致貧是造成貧困的主要因素。馬斯洛理論把人類需求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依次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生活在諸如三裡鄉那樣不宜人居的區域中的農民，連生存都受到威脅，又談何發展？像這種被聯合國稱為“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在中國西部、北部大量存在，在中部地區也不乏其例。
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今天，區域性貧困是外力使然。按照“貧困惡性循環論”和“低水平均衡陷阱論”的觀點，貧困是一個穩定的均衡系統，這個均衡系統僅靠自身和市場的力量是打不破的，必須通過外在力量。貧困是人類社會的夢靨。作為以科學發展觀為執政理念的共產黨人，應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責無旁貸地承擔起“聚全民之力，攻扶貧之堅”的歷史重任。
一是維權性扶持。人類貧困包括物質貧困、精神貧困和權利貧困。聯合國把“賦權和安全保障”作為反貧的主攻方向。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也必須首先解決貧困人口的維權問題。一應建立和完善對農民特別是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的法律保護體系。首先要將“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口號和政策法律化。這是順應“希克斯—卡爾多過程”這一經濟學原理的必然要求，更是實現鄧小平同志“兩步走”戰略思想和胡錦濤同志“兩個趨向”重要論斷的必由之路，同時也是“確保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具體體現。其次要實現扶貧立法。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從政治到經濟、從思想到文化、從科學到教育等等方方面面都制定了相應的法律法規，僅和“三農”有關的法律就有20多部、農業行政法規50多部、部門規章400多部，但扶貧方面的法律一直空缺。那麼，損害貧困人口權益的行為也就“無法無天”了，扶貧立法勢在必行。二應營造和保護對農民特別是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事實上，在這樣一個法制建設的時代，貧困地區恰是法制觀念和權利意識最為薄弱的區域，這些地區的貧困人群也因此成為權利上的弱勢群體。因此，國家應對這樣一些地區的貧困人口實施權利上的保護與幫助。這裡的保護首要地是讓貧困人口平等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利，比如受教育權、健康權、受保障權、勞動就業權、戶籍權、安居權、反傾銷權、組織權、環境保護權以及受尊重權等，權利的保護最基本的是對公平的保証。三應主動擔負起維護農民特別是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權益的職責。由於貧困地區農民往往缺乏理性判斷，容易短視，在資源“他用”的現實中容易滿足於眼前的利益，城市“缺資源”與農村“缺資金”往往一拍即合。因此國家和政府要幫助農民提高資源利用的權利意識，幫助他們可持續地處理資源的開發，避免外來力量不顧當地農民利益，不顧資源的合理利用，毫無節制地濫採亂挖，最后把透支資源留下的包袱撂給政府。四應嚴守維護底層尊嚴的道德底線。現實生活中，底層尊嚴遭到肆意糟蹋的現象屢屢發生，諸如感恩門事件、盲女舔腳等，這些變著花樣羞辱窮人的行為已經超越了文明社會的道德底線。利用公權力無原則保護富人（上學加分、看病發綠卡、過路免費、違章不罰等）也是對底層尊嚴的變相踐踏，必須堅決杜絕。
二是補償性扶持。在計劃經濟“一平二調”時代，在改革開放之初“效率優先”時代，為了國家大局，無論是貧困地區的資源被無償侵佔還是貧困人口的利益被犧牲，都無可厚非。但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城鄉統籌”的觀念日漸深入人心的今天，再也不能讓貧困地區的樹木砍了就砍了、良田淹了就淹了、礦產挖了就挖了、土地佔了就佔了，必須給農民有個說法，給他們有個交代。有人認為國家的財政扶貧資金不就是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交代”嗎？事實上，各級財政用於扶貧的專項投入只是象征性的，政治意義遠大於經濟意義。2002-2007年，6年時間中央財政投入扶貧資金總共753億元，這個數字還不及一座港珠澳大橋的造價。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特別是貧困地區的農民“舍己為城”、“舍己為國”、“舍己為社會”的問題，必須調整思路，認真徹底地做好賠付和補償工作。一是被無償佔有了的應該給予賠付。不管是對地上資源、地下資源還是土地資源的無償佔有都應該給予必要的賠付，國家應痛下決心，拿出真金白銀，逐步清還歷史對舍小家為大家的貧困地區的欠賬，應像對待汶川重建和舉辦北京奧運會那樣，集中一段時間，聚合全局力量，“補齊”農民的損失。二是被犧牲了的應該給予補償。國家對土地的補償是在改革開放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才開始實行，對庫區、行蓄洪區的穩定補償從近年才起步，而且這些補償都是低水平的，遠遠小於農民的實際損失﹔我國的礦產資源長期處於“無價”或“低價”使用的狀態，國家《礦產資源開採登記管理辦法》規定，對開採邊遠貧困地區礦產資源的免繳採礦權使用費和採礦權價款﹔生態補償標准過低，難以解決保護區群眾的生活問題。國家應盡快建立一整套補償機制，制訂一攬子補償細則，包括礦產資源的開採使用補償政策、水資源使用權損失補償政策、行蓄洪區補償政策、生態林佔地補償政策、工業發展權益損失補償政策等等，通過政策的規正，真正實現“誰受益，誰買單”，“誰犧牲，誰獲補”。
三是開發性扶持。對於那些有著相對充裕的自然資源，但由於缺少資金、技術和信息，“青山綠水”成了“窮山惡水”的地區，政府應加大投資解決交通、通訊、教育、衛生、農田水利等公共基礎設施問題，幫助適度開發，使這些地方盡快實現資源的資本化。所謂適度開發，一應從農村實際出發，充分尊重自然規律、市場規律和當地群眾意願，那種從行業利潤出發，從外部強加的開發是不可取的﹔二應不能以資源的耗費為代價，必須以不破壞農村的生態為前提，保証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尤為重要的是貧困地區人力資源開發。國家實行“兩免一補”之后，上小學、初中難成為歷史，但上高中、大學難仍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同時，貧困地區的職業技能培訓和農民的繼續教育十分匱乏，由於醫療衛生條件過差導致的健康狀況欠佳。智力的強壯和身體的強壯亟待下大功夫加強。美國奧巴馬政府在這次經濟刺激計劃中，拿出2000億美元用於教育，而中國在“4萬億資金”中用於教育的不到200億人民幣。繆爾達爾認為，貧困具有“循環累積效應”。也就是說貧困具有代際傳遞性。提高農民尤其是貧困人口的自身素質，不僅可以有效遏制當代貧困，更重要的是，能從源頭上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村貧困問題，需要從改善條件、提高素質、創造機會入手，對貧困地區實行綜合治理，對貧困人口實行綜合開發。核心就在於通過“人”的發展，解決“口”的問題。
四是轉移性扶持。轉移性扶持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實現生產方式的轉移，二是實現生存環境的轉移。實現生產方式的轉移，需要政府通過扶持和引導，幫助貧困農民告別傳統的農耕生產方式，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現代發展理念引領農業，用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提高農業水利化、機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升農業素質、效益和競爭力。大別山區的岳西縣是典型的高寒山區，不宜水稻種植，該縣抓住“整村推進、連片開發”和科技扶貧的契機，通過農民專業協會的帶動，變對抗性種植為適應性種植，改種高山茭白，獲得了超過水稻八倍的經濟效益。實現生存環境的轉移，主要針對那些必須做出犧牲的地方（比如蓄洪區）和“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生態脆弱和環境惡劣的地方，在政府的扶持下，通過整戶、整村甚至整片轉移，“卸載”人口，“鏈接”集鎮，“點擊”經濟中心，“進入”現代文明。“吃水溝底挑，種的坡坡田”曾是左權縣13.6萬山區農民生存環境的真實寫照，如果隻靠一般常規扶持措施是很難奏效的，靠大量的投入去改造這些地方的生存條件，也是不合算和不現實的，該縣通過16個行政村、106個自然村實施整體搬遷，老百姓住上了安全適用的房，喝上了干淨衛生的水，走上了寬敞平坦的路，用上了方便充足的電，過上了生活寬裕的日子。當前，庫區的群眾基本實現了搬遷，但是生活在蓄洪區、偏遠山區和“人類居住危險區”的大量農民亟待轉移。需要強調的是，生存環境的轉移是一項綜合工程，不是單一的房屋搬遷和人員轉移，還應包括生活方式的轉移、生產方式的轉移和思想觀念的轉移，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搬得出、安得住、有發展、能富裕”。
2005年，溫家寶總理曾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語重心長地告誡國人“要懂得窮人的經濟學”。窮人經濟學與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往往背道而馳。經濟學家想通過提高價格節約資源，一種商品價格提高了，浪費自然減少了，但富人不在乎那點小錢，照樣該怎樣消費還怎樣消費。而窮人面對生活必需品漲價，隻能減少其他開支維持生計，同樣無法節約，隻會降低生活水平，進而拖累市場﹔經濟學家想通過市場降價，減少生產，而窮人隻會生產某種商品。降價反而使他為保收入生產更多的產品﹔經濟學家想通過統一標准保証產品質量，但標准一高，成本就高，窮人買不起，隻好去消費更加劣質的產品。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今天，“窮人經濟學”更應高度關注。窮人經濟學是一門特殊的學問，富人不懂，許多經濟學家也未必真懂。懂得窮人經濟學，不僅要懂得窮人經濟學的特殊性，更要懂得窮人之為窮人的根源。如果還把窮人視為“原生態”的、低賤的、可憐又可嫌的形象，仍舊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俯瞰窮人，以一種恩賜施舍的心態憐憫窮人，而不從本質上去探尋貧困的根源，那麼，再高深的理論都談不上“懂得窮人的經濟學”。決定一個艦隊速度的不是最快的那一艘，而是最慢的那一艘，體現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發展狀況，不是隻看最好的，同樣要看最差的。因此，在全球經濟不斷發生震蕩的今天，我們既要關注富人的發展，更要關注窮人的生存，引導社會不能隻研究如何讓有錢人掙到更多的錢，不研究怎樣讓沒錢人掙到生存的錢。
隻有克服“歧視性貧困”，才能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作者單位：安徽省人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