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10日終於公布，盡管其中亮點頻現，對於社會關切及改革呼聲更是做出了重點回應。但須看到，這才是“萬裡長征第一步”，充分估計到改革的難度，在此基礎上作足應對預案，是目前的當務之急。

首先，相關部門的人員安置問題應作為本輪改革的重中之重。在10日本社記者對鐵道部等部門工作人員的隨機採訪中，盡管得到的大都是贊同改革的聲音，但須看到，改革必然牽涉利益的再分配，改革過程中矛盾在所難免。如何能在保証公平、公正、穩定的前提下實現人員分流，最大程度上化解矛盾，是關乎改革成敗與否、徹底與否的重要因素。

在此過程中，對於前六輪國務院機構改革的經驗教訓必須充分研究、汲取，結合當下實際，制定並出台一套合理完善的方案。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新組建的部門，應按照中共十八大對於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部署，嚴格控制機構編制，減少領導職數，推進政府績效管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將新組建部門打造成為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試驗田”，進而為推動行政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營造一種“鯰魚效應”。

此間就職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的一位學者表示，本次改革重點在於“三個放權”，即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和向地方放權。這體現了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繼續簡政放權”的要求，其意義不可低估。但須看到，在政府放權的過程中，亦存在因權責未理清而出現的“甩手掌櫃”等現象，為今后埋下隱患。

譬如，《方案》明確了中央向地方下放投資審批、生產經營活動審批等權利，同時減少專項轉移支付。但在重新理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一問題上，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難題。如在下放審批權的同時，以何種方式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監管？在減少專項轉移支付的同時，如何保証經濟不發達地區繼續得到政策傾斜(以往的政策傾斜很多是靠專項轉移支付實現)等。這些問題不能妥善解決，改革就談不上成功。

“在這一點上中國有前車之鑒，例如在此前改革中出現的醫療等公共資源過於市場化的現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提醒，如何放權、放權到什麼程度合適，都將成為決策部門亟待解決的命題。

事實上，在中國改革的推進中，一直伴生有“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如何打破這一怪圈，《方案》顯然已有准備，即在“放”的同時，亦強調政府的“收”，具體表現在“三個加強”——改善和加強宏觀管理、加強基礎性制度建設、加強依法行政。

“‘收放自如？的改革很理想，但做到卻著實不易，必要時恐怕還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告訴記者，“眼下要做的是建立有效的制度機制，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在樹立改革權威的同時達成改革共識。”

“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任務艱巨，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事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要精心組織安排，確保改革順利進行。”日前發布的中共十八屆二中全會公報如是論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