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 務

　　深化改革，發展至上﹔轉變職能，服務至上。市場時代的有效政府必須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

　　中國農村改革經歷了30年波瀾壯闊的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三次轉型：第一階段是結構型改革，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即調整農村所有制結構，使國家、集體和農民三者各得其所。主要特征是放權、分權。這個階段，就公與私、國有與民營（姓資與姓社）的比例結構問題進行了多次白熱化較量，民營經濟經歷了從允許、可以、也可以、到提倡鼓勵、到大力發展的過程。三十年前中國民營經濟佔GDP不到1%，今天已超過三分之二，非公經濟在就業上佔75%，在社會投資總額中佔70%。第二階段是動力型改革，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即千方百計尋求激活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動力，在土地、經營、領域、空間、組織、金融等方面放活。第三階段是功能型改革，即著力構建社會和諧、人人幸福的社會功能。構建這一功能，焦點在政府，關鍵是服務。同時，我國、日本及亞洲四小龍走的是一條外生型增長模式，美國、歐洲走的是內生型增長模式，今天這種外生型增長的路子越來越顯露出弊端，長期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的經濟結構顯然不是一個良性的結構，中國亟待擴大內需拉動經濟發展。內需的主要市場是農村，八、九億農民的消費一旦激活，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偉力。而擴大內需的重要條件就是政府必須做好該做的服務。從理論上看，世界各國政府可分為五種類型：一是計劃型，如前蘇聯，今天的朝鮮（尚有12種商品憑票供應）﹔二是監管型政府，如美國，政府不直接與企業和經濟實體打交道，而是通過法律監管﹔三是掠奪型，如非洲一些國家，靠家庭勢力壟斷掠奪人民財富﹔四是發展型，如日本、韓國等，主要通過政府對部分資源的掌控引導產業發展。我們今天要建立服務型政府，發展的推拉力就是來自服務。

　　從政府與農民的關系來看，1.政府不再是農業外在的輔助力量，而是農業內在的組成部分，應把農民無力辦、辦不了、也辦不好的事情主動承擔起來，與農民協同推進現代農業建設。2.政府不再把農民籠統地看成同一群體，而要將其細分成不同的政策目標人群，制度的設計應細化到不同的目標人群，在最大程度上協調、處理好農民中各個階層和各種利益群體的關系。3.政府不再陷於與農民經濟矛盾的糾葛，而要著力消除對農民政治上的歧視，“官權退民權進”的基本思路應從單純的生產經營領域向政治、社會領域延伸。4.政府不再袖手於農民的失業，而要高度關注農民的就業狀態，要為農民改善就業環境，提高就業能力，創造就業機會（崗位）。5.政府不再大包大攬，而要依靠民間組織擴大農民的自域空間，實現從“組織農民”到“農民組織”的轉變。6.政府不再單純依靠號召發動、指標壓力，而要通過民主合作的方式開展工作。7.政府不再具有經濟獲益性，而要具有社會服務性，應積極探索為民服務的渠道和方式，建立新型而高效的體制機制，著力打造服務型政府。8.政府不再重物輕人，而要以人為本，從關注農產品、關注農業向關注農民、關注農民的全面發展轉變，不斷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農民群眾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權益。9.政府不再隻重生產層面，而要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並舉，逐步實現“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和“生態文明”。10.政府不再用強制性手段解決非理性對抗，而要採取有策略的談判、對話予以疏導，充分調動農民群眾參與改革、推動改革的積極性和主動。政府與農民這些關系的轉變，充分說明政府的職能越來越凸現出優質高效的服務性。

　　從服務本身的性質看，服務大致分為公益性服務、市場化服務、合作自助式服務三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重點要做的就是公益性服務，應著力構建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政府是公共服務的主要提供者，包括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交通、通信等公共產品和公用設施建設，解決人的生存、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所需要的社會就業、社會分配、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秩序等公共制度建設。這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是政府調控社會群體之間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障社會安定有序的有效手段和機制。當前，公共服務領域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公共服務發展滯后、總量供應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分配不均衡。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就是要逐步完善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按照逐步均等化的原則，既不斷增加公共服務總量，向社會全體成員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又著力優化公共服務的結構和布局，努力擴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覆蓋范圍，以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民生問題為重點，著力向農村、基層、欠發達地區傾斜，讓公共服務的陽光普照共和國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位公民。對市場化服務，政府要注重培育﹔對自助合作式服務，政府要注重引導扶持。政府隻做市場和農民做不了、干不好的事，絕不能大包大攬。否則，效果就會適得其反。全能政府的教訓是深刻的。

　　當前，我們已經建立起一個消費型社會，社會成員的消費需求表現為三類產品：物質產品，精神產品，政治產品。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消費眼下基本都很容易獲取，而政治產品的消費卻比較艱難。一項調查表明，當農民不容易，農民要辦的各種審批手續、証照和需要服務的項目加起來高達206項，這些項目基本都是農民需要消費的政治產品。干部說計劃生育是天下第一難，而農民認為找官辦事是“天下第一難”，許多好的政策法規都遭遇“玻璃門”現象，只是具有觀賞性，不具有實用性。如何克服“玻璃門”現象，讓農民與政治產品實現零距離對接，關鍵就在於政府如何做好服務。為解決這個問題上，安徽省自2006年開始推行“全民服務全程代理制”。亳州市譙城區對此進行了細化、量化、標准化、規范化的深入探索，成效顯著。2007年初，譙城區開始建立區、鄉、村三級代理服務網絡，區設立為民全程代理中心，鄉鎮設立代理室，村設立代理接收點，區、鄉鎮有關部門設立代理受理室，形成接收、代理、受理、回復四個環節縱橫貫通的封閉辦事系統。用幾個月的時間進行徹底摸排和全面梳理后，共排出108項可以全部代理的項目和98項可以部分代理的項目，並將這些項目印制成冊，廣泛散發給農民，同時利用多種方式大力宣傳，讓每個村民都知道。村干部在村部每天兩人一班，輪流值日，收取村民申辦事項材料，然后分送鄉代理室，屬於鄉鎮能辦的就地辦理，由區一級辦的再通過鄉鎮代理室轉送區級有關部門。每個項目需要哪些材料、每個環節由誰辦理、多長時間辦結，服務手冊中都有嚴格規定，哪個環節限時不辦，即予處罰。他們還開發出全程代理服務系統軟件，區、鄉鎮、村三級聯網辦公。區裡還把為民服務全程代理納入責任目標管理，制定代理投訴處理辦法，設立監督舉報電話和群眾投訴箱，並派出5個督查組不定期進行檢查。這種服務模式，變“干部動嘴群眾跑腿”為“群眾動嘴干部跑腿”，變“民對官”為“官對官”，變“多次辦理”為“一次辦理”，實現了“大事小事不出村”，農民省時、省錢、省心，比較徹底地解決了農民“辦事難”的問題，促進了政府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使服務由淺層次向深層次、由被動向主動、由鬆散向規范轉變。譙城區的這種做法，體現了當前農村社會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日益增長的階段性特征，符合建設服務型政府、統籌城鄉發展、形成城鄉一體化格局的基本方向，是新階段深化農村綜合改革的關鍵抓手，是市場時代打造有效政府的成功范例。

　　合 作

　　凝心聚力，合作就有力量﹔集腋成裘，合作創造效益﹔“人”的合作與“錢”的合作，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所在！

　　自建黨以來，我黨堅持發揮組織農民的優勢和作用：革命戰爭年代，組織農民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最終實現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勝利﹔建國以后，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逐步形成了最完善的組織農民形式，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特殊歷史條件下，組織農民按照下級服從上級的行政管理模式，能夠有效地把農民組織和集中起來，充分發揮群體力量辦大事，但它在本質上否定平等合作精神，模糊個體與群體的權益界限，忽略農民的自主權和產權，農民的主體地位不明確、個體利益極易遭受侵害。隨著農村改革深入和農村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確立農民自由、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地位，但農民的弱勢決定個體參與市場是不現實的，必須抱團、合作，以一種新的組織形式抵御來自各方面的風險，維護自身權益。這種背景下，組織農民顯然不適應時代要求，必須實現從組織農民向農民組織的跨越。從字面來理解，農民組織應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農民自己“組織”自己，即農民平等自願地合作在一起，由“被組織者”變成“組織者”﹔二是農民建立的是自己的組織，當然農民組織的成員不一定全部都是農民，但必須確定農民的主體性，農民利益的目的性，否則就成為其他階層的組織。在推進民主化進程中，政府應堅持引導、鼓勵、支持的方針，想方設法培育和發展農民組織，加強農村“人”的合作與“錢”的合作。

　　人類的合作，不是天性的、自然的，而是社會的、歷史的、經濟的產物，是人們或組織為了實現同一目標，相互幫助、共同行動的一種方式。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改善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在一定時期內促進了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但隨著改革深入，農村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農業的專業化和社會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農業產業化進程加快，一些制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也日益突出：一是農民的商品生產活動越來越依賴於各種社會化服務，需要為農業提供產前、產中、產后的配套合作與服務。二是小生產和大市場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分散經營的農民難以及時、全面、准確地掌握市場信息，生產經營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三是我國正處於轉型期，地區差距和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收入差距加大，作為初級產品生產者的農民是中國社會最大弱勢群體，隻有開展各種形式的合作，才能保障他們的自身利益。四是農業競爭從國內延伸到國外，專家分析入世后我國農產品出口逆差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存在，發達國家對農業高補貼、高保護形成的不公正貿易環境短時間不能改變，“散、小、差”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難以適應嚴峻的國際農業市場競爭。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就是適應農業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是農業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以農民為主體，由農民按照合作制原則自願聯合、自發組建，實現了生產組織形式、產品交換方式和分配方式的變革和創新，與過去產權不分、分配上大鍋飯的合作組織存在著本質區別。因此，培育和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是創新農村經營體制、完善農村生產關系、進一步解放農村生產力的過程，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推動農村產業化發展、促進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培養農村精英人才的重要途徑。

　　政府扶持是世界各國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通行做法。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目前還處於初步發展階段，更離不開政府的引導和扶持：一是放手發展。應克服害怕農民合作、難於管理的心理，堅持“引導不領導、推動不強迫、扶持不干預”的原則，加大扶持力度，積極培育和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二是財政和信貸支持。政府應對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增強農業生產能力和興辦服務設施的項目給予支持，以增強其市場競爭能力和對農民的服務能力﹔應通過財政貼息、政策性信貸、保險等金融手段，解決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啟動資金和收購環節資金投入不足及發展風險問題。三是提供稅收優惠。應對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為成員提供服務或勞務所得的收入免征所得稅，銷售農產品免征增值稅，農業生產經營服務免征營業稅，興辦加工和流通實體給予稅收優惠。同時，還應提供用地用電和農產品運輸等優惠政策。四是提供信息服務。通過政府網和互聯網平台以及新聞媒體等途徑提供信息支持。五是在組織建設上做好幫扶工作，切實保護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合法權益，為其發展創造寬鬆的環境。

　　“人”的合作解決的是農村發展機制問題，“錢”的合作則解決的是農村發展資金問題。資金短缺是制約農村發展的重要因素。農村金融機構逐步收縮，使本來很不健全的農村資本市場更加蕭條，資金短缺與農村發展之間的矛盾愈加突出。當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分支機構隻從農村抽血，而作為名義上的農村金融“合作”組織的農村信用社，沒有突出創辦時所體現的“合作”性質，“非農化”、“城市化”特征十分明顯，在實際經營中官辦性質依然嚴重，經營活動經常受到行政干預，貸款往往最終成為呆賬、壞賬，資產質量惡化現象嚴重，據央行估計，農村信用社積累的歷史壞賬達數千億之多，不良資產率多數在50％以上，在某些經濟不發達省份甚至高達90％以上。同時全國還有2868個鄉鎮沒有任何金融組織，全國農戶貸款覆蓋率還不到10%。可以說，農村金融現狀基本處於“薄弱、滯后、不足、單一”的狀態，雖然中央2008年1號文件明文規定“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和創新”，但官辦金融機構不可能積極響應，即便是搞試點搞試驗，也是走過場、做樣子，其原因：一是沒有積極性。強調貸款質量和回報導致經營的導向和目標為追求利潤。二是缺乏機構和人員。在鄉村沒有設置網點，從業人員城鎮化明顯。三是缺少與千家萬戶打交道的經驗。四是成本過大。網點設置的城市（鎮）機制化，增大了為農民提供貸款的交易成本。五是沒有服務意識。由於農業活動的比較收益較低，官辦金融機構無足夠激勵向農村提供貸款，真正用於支持農村和農業經濟的貸款數量不多，更談不上為農業和農民服務。六是對農民不屑一顧。長期以來，官辦金融機構的經營對象主要是企業，輕農厭農思想嚴重。七是不熟悉農村這個熟人社會的游戲規則。農村社會中以血緣、親緣、宗緣、地緣、人緣等特殊人際關系為紐帶，形成結構鬆散但關系緊密的社會群體，衍化出大量的非正規制度及規則，自發地調整和規范農村社會關系，在農村經濟社會領域發揮著無形而有力的助推作用。官辦金融機構不了解和熟悉這些制度及規則。基於以上原因，農村資本市場存在一個空檔，填補空檔的途徑就是培育和發展帶有合作性質的草根金融組織，以滿足農村對體制外資本市場的強烈需求，為農村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務。

　　實踐証明，哪裡的農村本土金融發育充分，哪裡就有大發展。溫州民間金融非常活躍，“地下資本”佔了民營企業資金來源的30％-40％左右，將近三分之二的中小企業融資來自民間金融。某種意義上，沒有溫州的民間融資就沒有溫州模式的誕生，就沒有溫州這麼多大大小小的老板的出現，就沒有今天溫州經濟的繁榮活躍。印度基層農業信貸協會有92682家，農戶信貸覆蓋率達97.1%，為世界所罕見。孟加拉人尤努斯創辦了舉世聞名的“窮人銀行”，自1976年開業以來，已為數百萬窮人累計提供貸款50億美元，並針對貧困人群逐步開展了保險、電信、教育基金、房屋建設等各項業務。美國收視率最高的商業電視節目《晚間商業報道》與沃爾頓商學院聯合在全球評選“過去25年中最具影響力的25位商界領袖”，尤努斯是唯一入選的亞洲企業家，評選機構說“他打造的孟加拉經驗在58個國家和地區得到應用，改變了數億人的生活”。尤努斯在貧困落后、社會動蕩不安的環境中都能成功地辦好“窮人銀行”，我們共產黨人有很強的執政能力，我國有較好的農村經濟社會基礎，應當有能力也有條件建立和發展這種模式。

　　發端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的我國農村合作基金組織為解決當時農村資金需求作出了一定貢獻，也為培育農村草根金融組織積累了一定的經驗，雖然良莠不齊，問題不少，但應該說大方向是對的。1999年1月，全國宣布統一取締農村合作基金會，否則將按有關文件嚴處並追究主要負責人和有關責任人的責任。各地聞風而動，嚴查轄區內農村合作基金會，全國約4.5萬家鄉、村兩級的農村合作基金會被“一刀切”地清理取締。其實，一風吹地砍掉這一經歷了10年生存歷史的農村民間金融組織，今天看來是過於草率的。從指導思想看，當時過分擔心影響金融穩定，而沒有考慮農村金融的巨大需求，不是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能夠完全包辦得了的。農村資金的需求沒有正規和非正規的民間金融組織作為必要的有益的補充，是無法解決的。從操作程序看，制度的出台隻單方面聽取金融部門的一家之言，而沒有廣泛深入地調查研究，征求如農業部門、專家學者、農民企業家等各方面的意見。金融部門不僅對農村合作基金組織沖撞了他們的體制大為光火，而且也覺得別人要搶他們的飯碗，這當然水火不能相容，不扼殺不足以平積憤。從市場規律看，有失公平競爭原則，對農行和信用社偏愛有加，同是為農村服務的金融組織，合作基金會問題很多，而作為參照物的農行和信用社同樣問題成堆，理應通過清理整頓就事論事來決定生死，並在此過程中不斷吸取教訓，總結經驗，完善提高，和農行、信用社形成競爭格局。從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看，脫離了人民群眾的需求，中斷了人民群眾的創造。古今中外的歷史表明，任何新生事物的發生發展過程，都是源於人民群眾的需求和源於需求的大膽創新，而不分好壞一刀切地取締農村合作基金會，違背了這一規律，沒有照顧到農村如飢似渴的資金需求，也完全忽視了農民群眾的創新精神。從工作方法看，應區別情況對症下藥，該發展的發展，該完善的完善，該停辦的停辦。如果在總結完善提高的基礎上發展到今天，中國農村草根金融組織應該是發育比較成熟的一股力量，對支持農村發展作出的應該是無可替代的巨大貢獻。從改革的路徑看，我國30年改革一條最基本的成功經驗就是“群眾首創、自下而上”，而不是哪個部門、哪個單位坐在辦公室裡拍腦袋想出來的。從大包干到鄉鎮企業、從農民進城到土地流轉，所有改革都發端於草根。農村金融組織同樣不應隻按上級金融部門的意圖設計好框框，再做試點試驗，應根據我國農村千差萬別的情況，充分發揮民間的創造偉力，放手讓各地大膽試驗，金融部門隻須做好指導、監督、總結、推廣的工作就可以了。從一定意義上說，改革就是把人民群眾創造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合法化的過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任何問題，都有解決的辦法，這些辦法都分散在基層社會，我們隻需要認真去發現、認可，然后推廣。而隻到目前，有關方面還把試驗權抓住不放，隻在極少數地方搞小范圍的試點。這種牢牢控制試點試驗權的做法，不符合“群眾首創、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徑。農村“草根”金融必須生於本土、長於本土，形成“芳草連天”的全覆蓋之勢，農村資金奇缺的問題才能真正解決。

　　按照我國農村本土金融組織的發展狀況，大體可分為資金互助組、資金合作社、小額信貸擔保、村鎮銀行等幾個層次。從農村現階段經濟基礎來看，前三種組織在提供融資服務上更具優勢，借貸風險相對較小，方法最簡單，實施最容易，成本最低，代價最小，實效最強。因此，當前應從初級階段做起，尤其在中西部貧困落后地區，應大力培育和發展資金互助組、資金合作社和小額信貸擔保公司，規范和完善其資金運作，充分發揮它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作用。其意義巨大，前景廣闊：一是整合零散資金。農村雖然發展資金不足，但仍然存在著大量的零散資金，通過互助合作的形式，可以把零錢變整錢，把小錢變大錢，把死錢變活錢，充分發揮資金整體效益。集小錢辦大事，於國於家都有許多名垂青史的事例。中日甲午海戰，大清帝國慘敗有很多因素，其中一條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日本集小錢辦大事奪取勝利。中國當時論國力，經濟總量是日本的五倍，論兵力、戰艦都優於日本。中國在英國訂購了兩艘當時在世界是最先進的戰艦，由於國庫虧空又不會運用資本市場籌資，一拖再拖不能付款。日本得此消息，馬上發行國債，集中全民資本把兩艘戰艦買回。擁有最先進的兩艘戰艦的日本海軍，所向披靡，無堅不摧，北洋水師在堅船利炮面前一敗涂地。二是有效解決農民貸款難、發展資金短缺的問題。由於官辦金融機構放貸的門檻高、手續繁雜，農民貸款十分困難，使本來資金不足的農民，發展生產資金更加短缺。通過互助合作，把農民手中零散的錢集中起來，再按照借貸方式，向農民提供資金，幫助農民發展生產，可以有效解決這一難題。三是增強農民的金融意識和金融知識。當今時代就是貨幣戰爭時代，貨幣在經濟發展中佔主導地位。互助合作組的資金運作方式基本上借鑒於金融機構，農民在合作和參與資金運作過程中，必須而且能夠了解和熟悉相關金融知識，使自己在世界貨幣戰爭中受到一次初級啟蒙教育。四是培養農民的群體意識和集體精神。資金互助組實質上是一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互助合作組織，廣大農民在關注自身利益的同時，主動聯接在一起，改變了一家一戶分散生產、各自發展的鬆散狀態，集體化和組織化程度明顯提高，互助合作組織的凝聚力得到增強。五是激活農民發展經濟的內力。資金的互助與合作，使農民在發展生產、自主創業等方面，享有更廣闊的空間和更多的權利，農民有了借錢的沖動，得到了資金支持，激發了發展生產的信心、積極性和主動性。借錢的沖動，必須是在有了發展經濟沖動的基礎上產生的，這是發自內因的沖動。六是開發農民的誠信意識。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形成的斗爭哲學使傳統的誠信意識、道德體系崩塌，家庭承包經營形成的鬆散型生產方式，又使農村缺乏和諧誠信的載體和能力。以資金互助組這個載體，通過契約和道德兩種方式，能夠重新喚起農民講信譽、講誠信等道德意識，使構建和諧社會成為可能。七是激活農民的仿效心理，形成產業集群。農民最相信自己所見，最重視眼前利益，隻要少數人通過某種產業發家致富后，其他農民就會“一擁而上”，在這種條件下，極易形成“一組一品”“一村一品”的規模化生產和產業化格局。八是提高了資金的使用效益和效率，具有可持續性，是開發式扶貧的有效途徑。資金在“集中—借貸—回收”的循環過程中，既發展了經濟，促進了農民增收，又產生了利息，增加了資金總量，資金使用效益十分明顯。九是強化了農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地位。長期以來，農業生產由基層組織和干部推動，往往是干部積極性高，農民跟著干部走，最為突出的體現就是被媒體諷刺為農村最會種地的是村書記。資金互助與合作，解決了發展資金問題，不僅使農民獲得了更多的發展機會，也增強農民發展生產的意識和能力。通過自主創業和自我發展，農民在生產經營、參與市場競爭、參與社會管理、抵御各類風險等方面的意識和能力明顯增強，整體素質顯著提高，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得以彰顯。十是推進了民主精神的培育。資金互助組採取農民自我管理形式，內部實行民主管理，建立事務公開、民主議事等制度，重大事項由全體成員討論決定，農民真正享有廣泛的知情權、參與權、管理權和監督權，參與社會事務和民主管理的熱情空前高漲，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識明顯增強，不僅培育了農民的民主精神，也豐富和發展了農村民主建設的內涵。十一是充分利用了熟人社會的道德約束力這一非正規制度資源。農民特別重視血緣、親緣、宗緣、地緣、人緣等人際關系以及由此衍化出來的非正規制度，借債還錢的道德底線等觀念深入人心。在資金運作過程中，農民的借貸行為，不僅由契約關系（如組織章程、規章制度等）進行規范，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來自非正規制度的約束。十二是發展農村高端服務業的探索。良性經濟結構擴大內需，不能光靠出口、投資來拉動，內需的最大市場在農村。近年來，農村市場雖然開始受到重視，但只是發展了一些低端服務。通過互助合作的方式，培育和發展民間金融組織，為農村提供金融服務，能夠滿足農村對資本市場的強烈需求。

　　這些農村金融的本土合作組織的建立和發展，需要政府的積極引導和大力支持，重點是政策支持、資金扶持、部門指導三個層面。從行政機構的設置情況來看，目前由農經部門具體操作較為可行：一是有積極性。農經部門的本職工作是“三農”，長期與農民打交道，對農村、農業和農民有一定的感情，由這樣一個部門開展一項有利於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惠及廣大農民的好事實事，能夠激發工作熱情，調動工作積極性。二是有機構和人員。農經部門在鄉鎮有農經站，基層有農經員，機構和人員能夠滿足開展工作的需要。三是有豐富的經驗。大部分農經工作人員熟悉會計業務，了解金融知識，有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經營農民合作基金會的經驗和教訓，可以較好地進行資金運作。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基層工作經驗豐富，了解國家法律法規，熟悉農村非正規制度，既能確保資金互助合作組織的健康發展，又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資金使用效益。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