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地域流動”與“勞動力職業轉移”是兩個不同概念，不能混淆。必須引導飄搖於城鄉之間的邊緣農民盡快告別“亦工亦農”的非穩定就業狀態，找准自己的職業定位，以理性的態度對待職業選擇，將職業分化轉移進行到底——　

　　經歷30年改革開放的風雨洗禮，中國農村正由傳統的“全耕社會”演進為“半耕社會”。但由於城鄉二元結構以及附著其上的社會保障、土地制度等種種因素的制約，絕大多數的務工農民在職業分化上深陷僵局，只是如“候鳥”一般頻繁遷徙於城鄉之間，像“浮萍”一樣飄零游弋於工農邊緣。職業定位上“亦工亦農”的搖擺正顯現出職業分化上“非工非農”的徘徊，長此以往，不僅阻滯務工農民向城市市民、產業工人和新型農民等社會角色的分化過渡，更會對農村社會的徹底轉型和城市化進程、工業化水平提升帶來重重牽絆。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既包括農民由農村向城市的地域分流，也包含從農業向非農業的職業分化。如果將地域分流看作外在表現，那麼職業分化則為實質目的，二者合一方才體現一種積極的社會發展過程。也隻有農民實現了徹底的身份轉變、職業轉移，形成了清晰的職業定位，才能真正發揮地域流動的現實意義，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因此，決不能混淆“勞動力地域流動”與“勞動力職業轉移”兩個概念，必須引導目前飄搖於城鄉之間的邊緣農民盡快告別“亦工亦農”的非穩定就業狀態，分別在農民非農化、農民職業化和就地兼業化的道路上找准自己的職業定位，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以理性的態度對待職業選擇，將職業分化轉移進行到底。

　　長期非穩態就業：誤城誤鄉、誤農誤工

　　農民工，一個尷尬的群體，他們的前面是工人，他們的后面是農民。他們前進一步是城市是市民，他們后退一步是農村是農民。他們人人都想前進一步，但前進一步何其之難。他們被城市一張無形的大網纏繞著，進不去，走不開，欲罷不能，欲舍不忍。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形成的民工潮至今已有二十個年頭，第一代農民工如今已是青春不再。他們中除極少數能在城市扎根外，絕大多數已被企業不招40歲以上農民工的潛規則或逼回農村或即使留在城裡也隻能在更加苦、累、臟、險的低端產業就業。這種逐步退化的非穩態就業現象如長期持續下去，將嚴重影響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也十分不利於勞動力整體素質的提高。

　　1、務工農民長期非穩態就業，制約自身全面發展，背離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要義所在，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要培養和依靠全面發展的人，從而在實踐上把提高人的素質、發揮人的作用問題融入建構和諧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整體進程之中。我國的務工農民現已達兩億之眾，是二、三產業勞動力資源的主體力量。但由於其在城市中的非穩定就業狀態和“無根生存”狀態，使得農民工在教育、衛生、文化等多個方面面臨著嚴重的權利貧困，要在這樣的狀態下實現個人的全方位發展是很難做到的。特別在教育培訓方面，就業狀態飄忽不定加之城市社會各方都無意為其支付成本，務工農民的“能力再造”與“深度開發”無法實現，知識技能、文化素養難以提升，隻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從事簡單的、機械的、低水平的勞作，通過出賣體力和消耗青春來換取在城市稍作停留的機會。據調查統計，全國3200萬建筑業的農民工90%是小學以下文化，90%沒經過專業技能培訓。巨大的教育素質斷層不僅剝奪了農民工享受現代文明的權利，而且制約了其能力、素養的全面提高，進而形成社會整體演進中的障礙與短板。

　　2、務工農民長期非穩態就業導致資金、社會資本及自身素養難以積累，制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的關鍵是如何把人“化”入城市。務工農民真正為城市所“化”，既需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資金、社會資本等等方面的代內積累，維持城市生活，又需要在代際之間實現素養的積累，使自身與后代徹底融入城市社會。但“亦工亦農”的職業飄搖，使務工農民長期徘徊於低端勞務領域，且有一些人迷陷於城市高消費攀比之中，自身的勞動積累和資金節余極為有限。農民工一年忙到頭，收不抵支的現象屢見不鮮，而他們能夠通過資金積累，支付居高不下的城市生活成本，實現進城定居的過程則延綿無期。最新的社會學研究表明，社會資本對於民工等城市新移民的生活和職業，意義重大。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職業生涯和社會生活所掌握的社會關系網絡，人們可以憑借社會資本獲取信息、影響、信任及其他社會資源，以達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這是中國特有的傳統文化和特殊國情所決定的。但在不穩定的就業狀態下，絕大多數農民工的社會交際圈，僅限於少數同鄉之間，從業領域難以固定，職業聯系缺乏持續性，保障城市基本生存的社會資本極度匱乏。據東莞和晉江兩地調查，外來務工人員基本3－4年就要全部更新一次，能連續務工五年的不足10%﹔同時城鄉之間頻繁的空間轉換，不僅影響務工農民自身傳統落后觀念的改造，亦使得他們的子女游離於正常穩定的教育環境之外，游走於城鄉二元體制之間。可以預見，繼續生存於這種不良的教育環境之下，民工子女、留守兒童將極有可能囿於素質低下，延續父輩的生存狀態，成為“城市邊緣人二代”。這一方面阻礙城市文明進程，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社會隱患。就總體而言，職業上“亦工亦農”，生活上城鄉兩棲的務工農民及其子女只是被“准城市化”、“假城市化”、實質上被“邊緣化”。　

　　3、務工農民長期非穩態就業導致知識技能普遍斷裂，制約工業化水平提升。改革開放以來，依靠數億務工農民源源不斷地從邊際效率遞減的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我國廉價勞動力無限供給的趨勢得到強化，工業化在量上的擴張基本得以實現。目前，我國工業化已經進入生產技術革新、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時期。完成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跨越，實現從“裝備中國”到“中國裝備”的飛躍，需要一支就業穩定、素質過硬的現代產業工人隊伍作為支撐和驅動。但在非穩定的就業狀態之下，進城農民普遍缺乏清晰的職業定位與連續的職業履歷，適應現代產業升級的職業技能、知識素養無法穩步提升、持續生成，從農民到產業工人的角色轉型時續時斷、逐漸趨緩。發達國家的中高級技術人員佔產業工人總數的80%，初級技工隻佔20％，我國恰恰倒過來，中高級技工所佔比例與計劃經濟時代都相去甚遠，工人隊伍的總體技能已出現較大滑坡。從更為長遠的角度看，愈來愈多的進城農民周而復始地出入於低端勞務領域，其所造成的“勞動力價格過於低廉，遠遠偏離價值”的現象正使中國經濟和企業的未來發展陷入惡性循環。勞動力越便宜，企業越不願投資新技術、新設備﹔而為了保証產品競爭力，就越不會提高工人工資。長期維持這種局面，我國后期工業發展將會陷入低水平的“平面化”擴張而不能自拔，經濟發展方式的轉換亦將無法順利實現。　

　　4、務工農民長期非穩態就業導致對農村、農業不斷疏離，阻滯新農村建設。推進新農村建設、發展現代農業都亟需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善合作的新型農民。但在頻繁往復的城鄉遷移中，不少農民身在城市卻感嘆“城裡的生活很無奈”，回到農村卻感覺“城裡的世界很精彩”。“民工潮”的起起落落之間，農民勞動價值觀正逐漸改變，農業勞動受摒棄、被疏離的現象已經彌漫於農民工群體，空洞的農村裡隻有老弱婦孺無奈固守著田園，傳承幾千年的農業文明正走向沒落的邊緣，建設新農村、發展現代農業正在遭遇一個無所依托，難尋主體的年代。據安徽省對5個縣區調查，平均在家務農的青壯年勞動力不足總勞力的10%。而青壯年勞動力正是農村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的大量外出造成農業從業人員素質的快速下降。在另一個方面，目前很多城市的企業不招40歲以上的農民工已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務工農民在透支了體力、精力之后，身無長技，無業可就，隻能離城返鄉，以民工“40歲現象”為代表的城鄉勞動力反流趨勢正在顯現。但回鄉農民一無社會保障，二無工資積累，農活荒廢，農技生疏，重操舊業已力不從心，重新返貧隨時可能發生。再加上不少人已被繁華奢迷的城市生活吊高胃口，十分厭倦農村生活，更排斥“面向黃土背朝天”的辛苦勞作，新農村建設的主體無法成為主力。　

　　讓農民不當農民

　　推進城市化是歷史的必然，農民是城市勞動力資源的主要供給者﹔同時，跳出農門也是中國農民世世代代的追求。“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解決三農問題，功夫在農外”之類的觀點已成為三農學界與決策領域的基本共識。當前，尤需花大力氣優化政策環境，盡快使那些有條件有能力“不想當農民”的農民做圓城市夢。　　　

　　1、讓一部分農民不當農民，是我國城市化、工業化的大勢所趨。2007年5月23日，全世界城市人口總量達到33.3992253億人，農村人口總數為33.3866404億人，城市人口首次超越農村人口。與世界城市化水平相比，我國的城市化率還很低，至2006年僅為43％。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的最新評估表明，在2001至2010年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的10年中，中國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總規模繼續擴大，估計將達到1.6億－1.8億。到2010年，中國的就業規模將達到7.97億人，第一產業勞動力繼續加速向二、三產業轉移，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將會調整為40：24：36。2010年以后，受農村人口年齡結構及農村人口數量逐年減少等因素的影響，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速度將有所放慢，但平均每年轉移量仍在1200萬－1300萬人之間。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農民就業非農化是大勢所趨，是牽動城市化水平、工業化質量全局的重要問題。　

　　2、讓農民不當農民，前提是要優化農民在城鄉之間轉移就業的政策環境。促進農民向城市轉移就業是一個持續、漸進的過程，需要一個多維的政策框架。首先，應在農村積極、穩妥地破除人口流動和職業轉移中的土地產權制度障礙。現行的農村土地政策給農民的流動就業提供極為便捷的條件。可以說土地既是農民最后的社會保障，又是牽絆他們滯留農村的腳鏈、枷鎖。為此，要在堅持“依法、自願、有償”原則的基礎上，規范土地流轉行為，建立服務體系，創新流轉方式，以土地的合理、有序流轉促進農民的轉移就業，在加快農民轉移就業中擴大土地流轉空間﹔第二，應在城市中徹底消除農民工就業的制度性約束。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分割體制，特別是附著其上的各種歧視性待遇，如隻向市民覆蓋的安居工程等仍是當前農民進城務工的主要障礙之一。城市政府要改革現有勞動就業制度，打破勞動力市場中的城鄉壁壘和地區分割格局，降低農民進城就業成本，公平農民工收入水平，消除農民進入城市的體制、政策障礙，為農民工提供如廉租房等基本的生活條件﹔第三，應秉承統籌城鄉的發展思路，加強農民工社會保障機制建設，並在此基礎上將農民工納入城市社保體系，實現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與整合，最終建立起覆蓋城鄉、面向全體勞動者的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對於身處異鄉的農民工來說無疑是“安全網”，對於當地社會和企業來說則是“減壓器”。從農民工的現實需求來看，其社會保障須區分輕重緩急，有重點、有步驟地推行，當前下大氣力解決工傷保險、大病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三大問題，這是保証城市社會安定和諧，實現進城農民穩定就業的基礎性措施。 　

　　3、讓農民不當農民，關鍵是要提升務工農民定居城市、轉移就業的素養和能力。通過對其“深度加工”、實現“能力再造”，促進由“空間流動”到“職業轉移”的過渡，為農民變工人、成市民搭建平台。其一，應對農民進行城市文明的規范教育，通過豐富多彩的公益行動和社區活動，宣揚科學文明健康的現代生活方式，確保先進的思想觀念和道德規范真正扎根務工農民，化為文化修養，轉為自覺行動﹔其二，應將成人再教育和勞動技能培訓等補償教育的基礎工作抓實抓好，要把收費門檻放低，培訓范圍擴大，教學形式搞活。著力建立起一個由政府、企業、個人共同出資，面向基層、覆蓋城鄉的，包括職業技校、成人夜校、社區教育以及就業輔導在內的多元勞動力轉移轉崗培訓教育體系﹔其三，讓進城務工農民的下一代和城市孩子一樣享受城市教育、沐浴城市文明，這才是農民工離開故土、走向城市的真實價值。解決農民工子女的公平教育問題，流入地政府應切實承擔起責任，要為其提供助學貸款、降低收費門檻、制定相應政策、消除制度障礙，對積極吸納農民工子女入學的辦學機構給予優惠政策，對於打工子弟學校要加強管理而非懲罰處理，應盡力幫扶絕非全面取締。每一個城市都應明白：現在多放幾張書桌，將來就可能少建幾座監獄。

　　讓農民當好農民

　　農民工職業定位上的不確定性，使多數務工農民既不能穩定地進入城市產業系統，也無法有力地馳援新農村建設。從我國城市的預期承載能力和農村農業發展的客觀需要出發，“當好農民”依然是當下和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一部分農民的現實選擇。

　　1、讓一部分農民當好農民，是建設新農村、發展現代農業的客觀要求。從身份性農民向職業型農業者的過渡是農村、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而這一演進在我國遠未完成。在農業發達國家，隻有拿到一定農業學歷或職業証書，才有資格去繼承或者經營農場。他們的農業勞動生產效率和土地生產率都很高，農民是一種很富有的職業。先進的生產方式造就先進的勞動者，先進的勞動者推動先進生產方式的發展。在新農村建設中，我國農業面臨發展戰略轉型的歷史使命，即實現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這一重要過程既包括產業結構的轉型、產業組織的轉型，也涵蓋農民生產技術的轉型和發展觀念的轉型。如同現代工業的生產主體是產業工人一樣，走上現代產業化發展道路的現代農業，亟需職業化的新型農民。

　　2、從城市化的發展規律看，當好農民依然是一部分農村勞動力的必然歸宿。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6年的43%，這個速度在全世界是創紀錄的。達到同樣的水平（即從20%到40%），英國花了120年，美國花了80年，日本30多年，而我們隻用了22年。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表明，城市化進程是建立在農業發達、農村發展的基礎上，不是要放棄農業和犧牲農村，而是要發展農業，繁榮農村，富裕農民，否則隻能導致城鄉關系的過度畸型。拉美一些國家發展中出現一系列社會問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過快的城鄉斷裂，帶來農民的“假城市化”。中國基本的國情是農業人口基數大，那種“小國寡民”的迅速城市化顯然更加不適用於我國。20多年來，在承載能力不足和公共服務水平有限的城市之中，1億多農民工實質上處於“無根生存”的狀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只是完成了從鄉到城的“空間流動”，身份和職業轉移還遠未完成。農民工長期游離於城鄉之間，不僅造成“假城市化”的虛假繁榮，而且使“農村問題城市化”、“農民問題市民化”、“農業問題社會化”。從理性的角度看，在未來幾十年裡，我國人口將達到16億以上，就算實現了60%、70％的城市化，屆時農業、農村依然承載著幾億人口的生存與發展，他們的就業轉移、增收致富相當程度上還需要在農內下功夫，讓一部分農民當好農民也仍將是我們統籌城鄉發展中的首善之選。況且，城市普遍不招40歲以上農民工的現實使這一年齡段中的大部分人隻能回歸故土。

　　3、讓農民當好農民，首先要在城鄉之間調整政策、利益和輿論導向。“重城輕鄉、重工輕農”是我國二元社會結構的根本特征，它不僅體現於公共政策、經濟利益層面，更已滲透於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社會輿論之中。當前，亟需在政策、利益和輿論等各個層面調整導向，使那些經過多年磨礪，經歷長期漂泊后仍難以融入城市社會的農民清楚的意識到，眼下，無論是國家的能力，城市的能力，還是個人的能力都還不能使他們真正城市化，同時城市也並非改善生活、增加收入的唯一場所，農村可能更是自己求生存、圖發展的理想之地。為此，在公共政策方面，要緊密結合當前新農村建設的各項工作重點，著力提高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水平和公共服務質量，積極改善農村居民的生存環境，逐步彌合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目前，隨著新農村建設的強力推進，國家對三農的投入越來越高，以“非轉農”為代表的逆城市化現象正在浙江、河南的一些地方發生。可以預見，保持並強化現有農村公共政策，“當好農民”將逐步成為一部分城鄉居民的理性選擇。在經濟利益方面，要進一步提高各種農業補貼水平，不斷縮小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的勞動收益差距。隨著農業多功能性的日益凸顯，農業作為社會“准公共產品”的特征更加強化。目前即使在世界上較為發達的國家，也無一例外地投入大量國家財力補貼農業生產，穩定農民收入。近30年來，美國農業部的年度財政預算在整體聯邦預算中，一直維持在3%∼6%，農業補貼對促進美國農業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社會輿論方面，應大力宣傳農業日益強化的食物保障、原料供給、就業增收、生態保持、觀光休閑、文化傳承等六大功能，努力扭轉全社會輕視農業、輕賤農業勞動、蔑視農村農民的不良傾向，大力弘揚積極向上的農業文明、鄉土文化，積極宣傳農村致富帶頭人和農業生產大戶的良好業績，鼓勵那些不宜進城務工的農民安身農村、安心勞作。那種不分情形，一味鼓勵引導農民進城務工的宣傳，讓農民在職業選擇上失去理性的選擇，應適度降一降溫，把關注點更多地放在幫助他們認清腳下的道路，在城鄉之間做出明智的選擇。

　　4、讓農民當好農民，必須要提高其農業知識技能。我國傳統農業是一種經驗型農業，其就業能力的形成，主要依靠經驗積累。現代農業具有更高的技術含量，其就業能力的形成則要依賴於對農業知識技能系統、專業的學習和培訓。同時，促進農業部門內部的分工分業，提高專業協作水平，提升農民的就業能力亦是前提條件。舒爾茨談到，傳統農業是用傳統生產要素即土地和勞動力進行投入的農業，是在一種封閉的狀態下即在農戶自身范圍內、在小的社區范圍內進行傳統要素投入的農業。打破傳統農業的封閉和循環，發展現代農業，就是要引進和開發人力資源。為此，首先，各級、各有關部門應從戰略層面重視農業從業人員的培訓與教育，應專門制定農村人力資源開發規劃，並將其作為農村發展的基礎戰略來實施，作為一個全局性、牽動性和持久性的國家行動來推進﹔第二，應創新農民培訓方式，很多發達國家都採用對農業從業者發放“勞動力培訓券”的制度。發放“培訓券”，有著深遠的制度意義和經濟意義，是一種很好的方式。讓農民自主的根據自身生產、生活情況選擇上什麼學校，學什麼專業，以及什麼時候去。這樣才能真正打破教育資源壟斷的局面，並通過競爭提高培訓教學質量﹔第三，應明確新型農民的培養對象。上世紀80年代初，韓國從80萬農戶中篩選出15萬個核心農戶進行重點培養和扶持，並使之成為“新村運動”和農業產業化的中堅力量。我國下階段應大力突破以往“普惠型”的農民科技培訓做法，要有重點的選擇農村種養大戶、專業戶、打工返鄉戶等具有一定經濟基礎、科技素質和創業能力的農民群體作為一段時期的培植對象。通過農村核心力量的培養，逐步帶動更多農民、輻射更廣農村。

　　5、讓農民當好農民，還需要大力調整農業生產結構，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農業，增加農業的“容人之量”。從國際市場看，勞動密集型農產品需求量一直較大，荷蘭僅依靠22萬勞動力，每年出產的牛肉、奶制品以及花卉和優質飼料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便可創匯300多億美元。從近年來中國國際農產品交易會的情況看，我國勞動密集型的園藝產品、水產品和部分畜產品倍受外商青睞。而土地密集型的糧、棉、油、糖等大宗農產品相比較而言頗受冷落，這表明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備一定的競爭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農業，不僅創造的附加值高，在農戶收入中貢獻率大，而且可以較好地擺脫耕地資源制約，直接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農內消化。因此，我國農業在生產結構上應進一步將重心調整到棉花、油料、糖料、畜產品、水產品以及水果、花卉等農畜產品上，在生產方式上要進一步向庭院經濟、生態農業、立體農業、精細農業發展，使有限的土地容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

　　讓農民兼當農民

　　讓農民選擇農村、經營農業，並不盡然要將其束縛於田間地頭、阡陌之間。農村地區不僅有著二、三產業的寬廣前景，而且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外出轉移就業，土地之上的兼業空間也在不斷增大。現階段，在經營好自家田地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農內、農外兼業范圍、增加勞動時間，應是一部分農民實現充分就業、增收致富的必然之選。

　　1、讓一部分農民兼當農民，是削減剩余勞動時間、實現農民就業增收的必經階段。目前由於我國多數農民身份轉移、職業分化普遍遲滯，不僅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多”的顯性問題，同樣帶來“農民剩余勞動時間多”的潛在障礙，農民增收的瓶頸問題多懸於此。前些年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農民是3個月種田，1個月過年，8個月空閑。其實熟悉農村生產的人都清楚，人多地少的現實和現代化耕作水平已使我國大多數農民種地根本用不上3個月的時間，如果生產規模大一些，所用時間則更短。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要增加農民收入就需要相應增加農民的勞動時間，增加農民勞動時間又必然要求擴展其勞動范圍，使一部分農民在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的基礎上，走上兼業勞動與生產的路子。農民兼業有兩條途徑可供選擇，其一是針對那些由於人多地少或其他原因不適宜以農業為主業的農戶，應在穩定現有種養業規模的前提下，大力引導幫助支持他們就地、就近兼搞二、三產業﹔其二則是對於那些土專家、田秀才等種養能手與核心農戶，應在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的地區，積極創新農業合作互助形式，努力幫助他們擴大生產規模，帶動那些長年在外打工，缺乏勞力、技術、機械等生產條件的農戶發展生產，從而實現小規模與大生產的對接。近年來，在安徽、河南、河北等地的田間地頭，承擔耕地托管的“農田保姆”服務隊悄然興起，既解決了缺少勞力家庭或常年在外打工家庭的收種困難，也使農村富余勞動力找到了新的勞動途徑和增收空間，一舉雙得、收效明顯。

　　2、讓農民兼當農民，應以小城鎮為空間結點。以縣城、中心鎮為重點的小城鎮，是發展縣域經濟的重要平台，是農村二三產業的集聚地，也應是農民就近兼業的主戰場。大中城市有限的承載能力和高昂的生存代價使絕大多數農民工在相當長時期內無法扎根，而小城鎮根植於農村，生活成本較低，是農民通過兼業活動擴展勞動范圍和收入空間的現實選擇。而且，即便是在外發了財的農民，大多都有“衣錦還鄉”、回家購房置業的行為慣性。小城鎮更是農民的精神家園，千百年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鄉土觀念和凝結在農民血脈中的血緣、親緣、地緣關系，也使他們更願意在家鄉的小城鎮發展。一個值得關注的現實是由農民工群體上演的“進城打工”、“成長積累”、“回鄉創業”三部曲今天在廣大中西部地區正在熱熱鬧鬧的上演著第三部。

　　可以說，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部分農民由在小城鎮兼業起步，然后再向大中城市就業過渡應是一個必經過程。因此從宏觀戰略上應充分認識到，發展縣域經濟、推進小城鎮建設既是農村城鎮化最便捷的通道、統籌城鄉最有效的措施，更是實現農民兼業增收最現實的途徑。小城鎮應積極承接大中城市的產業轉移，主動接受多元輻射，結合實際、梯次發展，加快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投資經營環境，全面增強小城鎮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吸納力和聚集度。

　　3、讓農民兼當農民，要把激發創業沖動作為重要舉措。讓農民兼當農民，關鍵是要在農內、農外拓展兼業空間，在農村、城鎮提供就業崗位。而創業是就業之本、之基、之源，沒有熱火朝天的民間創業，廣大農民的兼業就業便無從談起。發達國家每千人擁有中小企業40－60個，我國是6個，13億人口的大國，中小企業總數隻比有1.25億人口的日本多百萬左右，可見我國民間創業的活力有待進一步挖掘。全民創業，農村有廣闊天地，農民是最大主體。為此，各地政府要在積極推動農民進城務工的同時，大力倡導和弘揚創業精神，引導農民既重務工就業，更重自我創業，鼓勵支持農村居民發展家庭作坊式的小規模生產加工，帶動千家萬戶自主創業，使更多農業勞動者兼當農村創業者﹔鼓勵支持農村“能人”大力發展糧食生產、特色農業、農產品加工業和各種非農產業，使各種蓬勃興起的“能人經濟”成為農民兼業的寬廣平台﹔鼓勵支持外出務工致富人員回鄉創業，使外向的“打工經濟”轉為內生的“創業經濟”。通過各種政策措施把農民的創業沖動激活到80年代初期那樣高昂，把發展中小企業、激活民營經濟提升到事關“國計”與“民生”根本大計的戰略高度，作為增加收入的主渠道、拉動經濟的主動力、吸納就業的主陣地，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為一切社會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創設更加開敞的制度空間、更加開明的政策空間和更加開放的社會空間，真正使農村形成家家忙致富、人人思創業的生動局面。

　　山東棗庄水泉鎮地處沂蒙山區，近年來，政府通過強化新型農民培訓、創建鄉土人才庫、重獎科技典型等多項措施，使得全鎮530余名有著一技之長的農民，常年從事果樹管理、畜禽養殖等有償技術服務，成為令人羨慕的“農技藍領”。圖為果樹能手在為農民嫁接大櫻桃。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