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新農村建設，必須始終堅持用農民視角看問題，走群眾路線，“為農民謀幸福”。從農民視角看，當前關鍵是提升農民的生產、生活和生態環境。　

　　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根本目的是造福億萬農民，必須始終堅持用農民視角看問題，走群眾路線，“為農民謀幸福”。從農民視角看，當前新農村建設的關鍵是提升農民的“三生”環境，即生產環境、生活環境、生態環境。　　　　

　　提升農民的生產環境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首要任務是“生產發展”，即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繁榮農村經濟，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促進生產發展，優良的生產發展環境是前提和基礎。目前，我國總體上已經進入以工哺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農業、農村、農民發展的大環境總體趨好。但受長期的小農經濟、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深刻影響，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仍然面臨著許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突出表現為“金融環境惡化、硬件環境退化、人文環境弱化、體制環境老化”，迫切需要進一步優化和提升農民的生產環境。　

　　一是金融環境惡化，資金成為農民發展生產最緊缺的資源。農村金融是農村生產與建設的血脈。但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血脈在倒流，農村金融機構事實上已經成為從農村“抽血”的主渠道。每年約有7000億元資金通過金融渠道流向了城市，平均每個縣高達3億元以上。農村的增值收益，大部分剩余被金融機構抽走。近兩年，農業貸款余額僅佔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7%∼8%，鄉鎮企業貸款余額佔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4.4％，均遠低於其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農村金融業成為我國金融業中最為脆弱的環節,農村金融業正在逐步被邊緣化。“財政輸血、金融抽血”的局面，使統籌城鄉帶來的支持效益被大大抵消，各項惠農政策大打折扣（2006年，國家財政投入農村的總量3000多億，隻相當於農村通過金融渠道流向城市資金的一半），資金成了農村最稀缺的資源。一面是“流出”表現的過剩，一面卻是需求表現出的稀缺，一個尷尬的“二律悖反”。 　

　　二是硬件環境退化，農村基礎設施薄弱成了制約農村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主要障礙。我國農業基礎設施大部分是大包干以前修建的，現在普遍老化、損毀。而由於國家水利建設資金大部分投向大江大河治理，農民最需要的、受益最直接、受益程度最高的中小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嚴重不足。特別是農村稅費改革后，全面取消了“兩工”，投入缺口擴大。有關方面粗略計算，農田水利年投工量由2000年前的102億個銳減到目前的47億個，淨減少55億個。農民籌資籌勞的唯一渠道——“一事一議”政策操作難度較大，開展面較小（在稅費改革開展較早的一個中部省，近些年真正開展“一事一議”的村僅佔總村數的10%左右），新的投入渠道沒有形成，投入存在巨大缺口，造成當前很多地區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處於停滯甚至倒退狀態，幾千年來農業靠天吃飯的局面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目前，全國農田有效灌溉面積約佔耕地面積的46%，機電灌溉面積不到30%。隨著農業農村經濟的加快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的全面推進，以農田水利為主的農業基礎設施薄弱問題正日益突出，已成為影響我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高的關鍵因素。

　　三是人文環境弱化，誰來建設新農村成為一個緊迫的問題。人文環境是形成整體環境的基石和根本，軟環境建設歸根到底是人的問題。當前農村人文問題突出者有二：一是優質人才資源大量外流，“新生代農民”很少務農。雖然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是工業化過程中的一個必然趨勢，但對中國來說，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農村仍然是農民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場所，仍然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主要陣地，仍然需要大量高素質農民來從事生產與建設。而現在，由於種地收入低甚至不賺錢，農村普遍存在著“輕農、厭農、棄農”意識，有些農民認為：農村一等人經商辦廠，二等人外出打工，三等人在家種地，尤其是年青人在家種地更是被人看不起，大部分素質較高的青壯勞動力外出(《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全國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28.6歲)，據一個中部省對5個縣區調查，平均在家務農的青壯年勞動力不足總勞力的10%。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時代性命題：靠誰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二是農民素質亟待提高。農民不僅勞動就業技能普遍較低，更為重要的問題是思想觀念相對落后，小農意識仍然較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農村還遠沒有真正落地生根，市場經濟理念還遠沒有深入人心。比如在一些地方的開發建設中，資源埋在地下千年萬年無人過問，一旦有人投資開發就漫天要價。農村落后的人文環境嚴重地制約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四是體制環境老化，“以農補工”時代設計構建的農村上層建筑已成為束縛農村生產力發展的重大因素。幾千年“皇糧國稅”的終結，使農村基層工作形勢和任務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遷。但上層建筑的改革相對滯后，舊的體制和工作機制與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是“三個不到位”：一是鄉鎮機構改革不到位。機構設置過多，人員編制過冗，導致行政成本過高。我國現在行政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全國鄉鎮財政收入能力不足1000億，而維持運轉則需2500億，錢少隻能亂收費加重農民負擔，“黃宗羲定律”隨時都會卷土重來。二是鄉鎮職能轉變不到位。責、權、利不明，縣鄉關系、鄉村關系不清，政企、政社不分，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薄弱。三是政策落實不到位。長期的“以農補工”時代剛剛結束，與其相適應的各種向城市傾斜的政策法規以及上層建筑的系統修正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制度體系還遠遠沒有建立。特別是，由於利益驅動，一些部門和地方對“重中之重”、統籌城鄉在認識上還沒有真正統一，在行動上還沒有真正落實，執政理念還沒有真正轉變到科學發展的軌道上來。每年數千億的支農資金經過層層跑冒滴漏，到了農民手裡已變成毛毛雨，公共財政的陽光還遠沒有普照農村。　　

　　因此，提升農民的生產環境，應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機制、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增收為目標，針對以上問題，著力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是“打造新金融”，積極推進農村金融改革，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其中，特別要鼓勵發展農村民間金融組織，建立新型農村金融體系，為農村“止血”、“輸血”，激活農業農村發展的命脈。　

　　二是“夯實新基礎”。不僅要加大各級政府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調動企業和社會力量投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積極性，特別要從國情實際出發，完善“一事一議”政策，適當放寬項目建設范圍、簡化決定程序、提高籌資籌勞標准，引導農民弘揚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積極投工投勞，夯實農業發展基礎。　

　　三是“培育新農民”。不僅要提高農民的文化知識水平和勞動技能，特別要提高農民的開放意識、市場意識、創業意識、合作意識、法制意識、民主意識、現代文明生活意識，把巨大的人力資源轉化為強大的人力資本。同時，要給農民就地轉移就業創造良好的環境。　　

　　四是“建立新機制”。不僅要抓住取消農業稅的歷史機遇，全面推進以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和縣鄉財政體制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綜合改革，著力建立農村工作新機制，特別要建立新的縣鄉關系，克服鄉鎮一級權小、責大、利微的問題，推動農村綜合改革逐步向縣級延伸。　

　　提升農民的生活環境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根本目的是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讓農民過上幸福生活。當然，其中的核心是較快地增加農民收入，必須始終堅持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核心任務，努力縮小城鄉差距、社會各階層差距。但是，財富只是幸福的一個要素，絕不能把收入作為唯一標准，單單用收入數字的高低來衡量農民的幸福程度。有國外專家指出：“人們幸福與否很大程度上還取決於很多和財富無關的因素。經濟越發展，非物質因素對幸福的影響就越來越大。”　　

　　對這些非物質因素，一些地方政府概括為關愛指數、人文指數、安全指數、誠信指數、環境指數、廉潔指數等。究其實質，是關系民生、民計、民權、民情、民心等經濟之外的政治、文化、社會諸要素。關注這些非物質要素，營造農民的生活環境，這正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義所在，是“十一五”規劃對於“民生”關注的政策指向，是廣大農民的迫切願望，也應該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而這些內容，當前尚處於被忽視的邊緣。

　　當前，從農民視角出發，新農村建設必須在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積極穩妥推進村庄規劃建設的同時，處理好硬件建設與軟件建設的關系，高度關注農民生活的非物質因素，針對農民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著力提升農民的生活軟環境。　

　　1.高度關注農民的公共訴求。我國目前缺少一個農民表達利益的機制、一個良性的談判與協商對話機制。農民打官司往往賠了本也有理打不贏，有問題、有冤情時，往往隻有一個辦法——上訪。但一些地方又把群眾上訪視為洪水猛獸，層層封鎖，處處設防。農民上訪，又往往是被踢皮球，材料被層層下轉，“終點又回到起點”，有的直接回到農民要控告的人手中。在這種狀態下生存的農民，要使用法律討回公道就比較艱難。在他們眼裡，法律已成為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有關方面調查顯示，2003年全國接到信訪1000萬件以上，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還不足千分之二。 　　

　　因此，需要疏通民意反映渠道，打破中間梗阻，建立農民利益表達的制度和機制，維護農民的正當權益。一要高度重視農民打官司難的問題。把各級司法機關的工作重心下沉，為農業、農村、農民服好務，下決心解決農村基層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司法效率低下等問題，為建設新農村提供一個良好的司法環境。二要加強立法。現在有些農村亟需的法律、法規還沒有制定出來，有些法律、法規帶有計劃經濟的痕跡，對保護農民權益、為新農村建設提供服務體現不夠。三要建立正常的信訪機制。要堅決把以“堵”為主轉變為以“疏”為主，暢通農民的信訪渠道，建立健全信訪受理、督辦、處理和反饋制度。一個和諧的社會應是弱者求告有門，強者有所忌憚的社會。　

　　2.強力推進村民自治。農民創造的村民自治，是8億農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也是新農村建設關於“管理民主”的核心所在。從20世紀80年代初廣西宜山、羅城一些地方農民自發組織村委會以來，我國村民自治從萌生到不斷發展，取得了蜚聲中外的巨大成就。但這種成就只是階段性的，其民主形式上的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當前，亟需“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存在著的許多制度缺陷，使村民自治進一步體現其對改善農村社會治理、促進農村發展、推動新農村建設的實際功能。一要著力扭轉村民自治普遍存在的“准行政化”傾向。《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對鄉鎮干預村民自治的事務應負什麼責任並無規定，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相關法律也沒有對村民自治權利提供足夠的司法救濟途徑，村民自治缺少法律保障。一些地方，村委會隻相當於鄉鎮政府的下屬行政組織，鄉鎮政府對屬於村委會自治范圍內的生產、經營等村務活動依然干涉，隨意發號施令﹔鄉鎮控制村委會的人事權，左右或干預村民選舉，或對經村民民主選舉產生的干部隨意調動、任免。為此，要進一步完善保障村民自治權利的配套法規政策，盡快修改完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及各地的實施辦法以及相關法律，把村民自治權利納入刑事訴訟、行政訴訟范圍之內，明確要求村委會對村民負責，鄉鎮不得干涉村委會干部的選舉和任用。二是著力解決賄選、控選問題。2003年8月21日，《人民日報》披露了山西省河津市老窯頭村以“230萬元巨款買村官”的賄選案件，甚至驚動了中央領導。更為嚴重的是，農村宗族、黑惡勢力以及新興農村富豪階層，操縱選舉，打壓民主，控制基層政權，魚肉鄉裡，已加速演化成為農村社會的重大問題。為此，要進一步健全輿論監督機制，加強對農民的民主法制教育，特別要堅決打擊農村宗族黑惡勢力對基層政權的侵蝕。三是著力解決選舉出來的村干部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的問題。村民自治制度還沒有形成一套農民參與決策和監督村干部的制度和機制。可以說，沒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選舉就會最終被農民拋棄，村民自治就不能生根開花。為此，要以民主決策為核心，加強對村干部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健全村民代表會議議事制度，全面進行村務公開，堅決改變村級事務由村干部少數人說了算的現狀。真正“把農村還給農民，讓農民管理自己”。　

　　3.創造一個安定祥和的環境。安居才能樂業。這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本條件。安居不僅僅是住房條件的改善，更體現在生活環境的安定祥和上。當前，一些地方農村治安形勢不容樂觀。其一，大量青壯年外出之后，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殘、婦女兒童，群眾聯防、自防能力極大減弱，犯罪分子如入無人之境，一些村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抵抗力量幾乎為零。其二，農村警力嚴重不足。城市有充足的警力做保障，而農村警力不足。美國萬人擁有65個警察，我國隻有12個左右，農村更少，幾萬人的鄉鎮往往隻有一個三、五名警察的派出所。而且，農村公安工作隻重於“打”，不重於“防”。其三，當前正處於社會轉型期，農村社會矛盾糾紛增多，特別是家族、派性矛盾突出。其四，個別地方黑惡勢力橫行，欺行霸市，制造事端，插手糾紛，對農村社會治安影響最壞、危害最烈、后果最嚴重。以上這些因素，導致近年來農村侵財性案件、惡性案件、青少年犯罪案件等明顯增多，特別是殺人、傷害、搶劫等等暴力犯罪案件急劇增加。近年來發生的震驚全國的多起強奸、殺人、滅門案，受害者全部是農民。對此，應切實加強農村公安干警力量，可以把鄉鎮機構改革中分流出來的一些富余人員，特別是軍轉干部，充實到公安隊伍中來，並建立健全以防為主、狠抓防范、打防結合的工作機制﹔大力推行基層干群創造出來的群防群治的實踐經驗，堅持走群眾路線﹔加強對青少年的法制宣傳教育，形成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教育模式，著力解決一些青少年有學不上、有家不歸、有業不就的問題﹔把打擊農村黑惡勢力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農村社會治安工作的重中之重，給農民一個安全、舒心的生活環境。　　　

　　4.大力推進現代文明進鄉村。鄉風文明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特征。然而，農村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億萬農民不能公平地享受現代文明成果，恰恰正是新農村建設最薄弱的環節。從教育看，國家教育經費大部分用於城市，農村人口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佔39.1%，城市則是65.4%，92%的文盲、半文盲在農村，農村中學生是城市的4倍，而國家中學教育經費投入中農村隻佔38%，教育不公已成為城鄉之間的最大不公。從衛生看，90%以上的農民是無保障的自費醫療群體，65.4%的鄉鎮沒有衛生院，佔全國總人口近60%的農民僅享用20%左右的醫療衛生資源，城鄉人口期望壽命相差近6歲，城鄉“生命價值剪刀差”已經形成。從文化看，農民文化消費支出日益增長，但農村文化娛樂極其貧乏，近幾年全國有700多個縣級圖書館因缺經費沒有購書。農民看書難、看戲難、看電影難的狀況進一步加劇，農村“文化荒漠化”現象在不少地方存在。城裡人可以花數千元聽一次音樂會，而農民隻有“娛樂靠酒”了，於是，格調低下的“文化垃圾”向農村蔓延，“黃賭毒”和邪教組織乘虛而入、屢禁不止。 　

　　社會主義新農村，不僅要新在廣大的農村人口享有豐富的物質生活上，更要新在提高農村文明程度、使農民和城市居民一樣可以享受到豐富、健康的文化生活上。必須加快發展農村教育文化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其中，要特別重視以下幾個問題：一是保護農村傳統文化。中國農村傳統文化遺產之豐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然而由於“文革”的文化災難和改革開放后西方強勢文化的沖擊，以及政府、城市“主流社會”的歧視，中國農村民間文化（如戲曲、秧歌、剪紙、刺繡、中醫、書法、民樂、民俗、禮節、傳統技藝等）正迅速消亡，民間藝人急劇消失，民間藝術日漸衰落。而韓國、日本都把弘揚傳統民間文化作為民族現代化的重要動力，西方國家重大傳統節日慶典都非常隆重、神聖。應以立法的形式保護農村傳統文化遺產，大力繼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二是推動城市資源下鄉。現在，一方面，農村社會事業資源極度匱乏，另一方面，城市資源過度集中甚至閑置。胡鞍鋼研究指出，我國80%的衛生資源集中在大醫院，城市一些高精尖醫療設備的數量已經達到或超過發達國家水平，而農村基層衛生服務和資源的嚴重不足甚至與落后的非洲國家相當。為此，應統籌城鄉資源配置，通過政府引導和市場運作的方式，鼓勵和引導資源下鄉，實現城鄉資源共享，實行城鄉服務一體化。三是大力推進農村信息化進程。對農業發達國家的農民來說，電腦和因特網就和農業機械和氣象報告一樣重要。而我國目前1.62億網民中農民上網還不到全部上網人數的1%。在城市互聯網飛速更新換代和普及的今天，農村基本上還是無網絡知識、無網吧、無網民的“三無”地帶。大力推進農村信息化，是解決農村小生產與大市場矛盾的有效手段，是實現農村社會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重要載體，是引發農村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重要突破口。應盡快把推進農村信息化提上重要議事日程。目前，當務之急，是在新農村建設規劃中，把農村信息化建設納為重要內容一並規劃，特別是新規劃的居民點，應全部開通互聯網。四是重構農民生活方式。採取農民群眾易於接受的好形式，循序漸進地引導農民文明生活，正確消費，破除陳規陋習，建立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提升農民的生態環境

　　中央一號文件中，關於新農村建設的20字總體要求沒有突出生態環境建設的任務，只是作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一項內容，在文件第15款中提及。當然，中央的部署隻能是原則性的、宏觀性的。但由於強調不夠突出，在各地落實過程中，農村生態環境建設往往被忽視、忽略、甚至丟棄。這是當前新農村建設實踐中的一個重大認識盲區。　

　　第一，生態環境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生存和長遠發展的根本大計，而生態環境建設的重點在農村。人類的所有活動都受制於生態系統，生態資本的保值增值決定著人類社會的存續和發展。國外有學者說，環境污染是人類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對我國來說，生態環境建設尤為緊迫！資源短缺、人口膨脹，這是我們的基本國情。而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家並沒有建立一套適合這一基本國情的發展模式，我國經濟增長基本上是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上，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已集中出現。於是，中央在科學發展觀這一新的執政理念中，著重強調要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應該說，這是著眼長遠的根本大計。而生態環境建設的重點在農村。廣大農村，是淡水、耕地、林地、草原、生物等資源的最大腹地，是承載人口的主要場所，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環境依托。同時，與城市比較，農村資源節約、生態保護與環境治理線長面廣，環境問題原因更為復雜、危害更為嚴重、治理更為困難，也必然是生態建設宏觀戰略思維的主要著眼點。新農村建設的提出，標志著國家適時地把節約資源、保護生態和治理環境的主戰場放在農村。但是，問題在於這一事關全局的大戰略還遠沒有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第二，農村生態環境建設不僅關系到農村的發展，也直接關系到城市和全社會的發展，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載體。很多人，特別是城裡人對農村生態環境問題抱以漠視的態度，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農村的事、是農民的事，事不關己，高高挂起。然而，瘋牛病、禽流感、口蹄疫、有毒大米等一系列社會公共衛生問題一浪接一浪的爆發，城鄉居民健康程度下降（據統計，北京兒童醫院每年出生的殘疾孩子數量不斷上漲，其原因主要是農產品生產使用了過量的農藥和化肥）、醫療保健成本大幅度上升，已經為城裡人敲響了警鐘：農業還具有著生態功能，農村生態環境的惡化，直接影響到了城鄉居民的健康、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不保護好農村生態，最終受傷害的不僅僅是農民，更是全社會所有成員。　

　　第三，農村生態環境嚴重惡化，已成新農村建設的極大障礙。全國耕地面積已從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間減少1.2億畝，沙漠化、荒漠化土地分別佔國土面積的28%和18%，水土流失面積佔國土面積的37%，可利用草場90%以上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和鹽鹼化。耕地污染面積已近2億畝，單位面積化肥施用量高達西方發達國家的3倍，農藥施用量為美國的2.5倍。農村生態環境惡化的成因，有以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農村工業化引起的點源污染，農業生產引起的面源污染，以及過度開發造成的生態破壞。當前，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城市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向農村轉移已成為農村環境惡化的另一大主因。城市的垃圾、污水、廢氣等污染在“體外循環”，以有序的方式向農村轉移，農村被動地成為城市的垃圾場，導致城市環境改善的同時，農村環境急劇惡化。河南項城的黃孟營村由於地下水被城市工業廢水污染，一個2000多人口的村子10多年來已有200多人死於癌症。2004年7月20日至27日，淮河突發有史以來最大污染，5億多噸指標污水，形成150多公裡長的污水團，掃蕩中下游，千裡淮河魚蝦伏尸。農村環境問題已成為新農村建設的嚴重阻礙，廣大農民要求改變這種狀況的要求強烈而迫切！　

　　第四，農村生態環境建設長期沒有得到重視，社會共識沒有形成。造成農業生態環境持續惡化的重要背景是長期以來對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的忽視。中國的環保工作從一開始就把重點放在大城市、大工業和大工程上，環保投入主要針對城市，最基層的環保系統是縣一級，農村沒有環保機構。農村的環境保護長期受到忽視，環保政策、環保機構、環保人員以及環保基礎設施均供給不足。相當部分縣級環保局沒有監測站，環境監測儀器裝備陳舊落后，甚至不如中學的實驗室。農村環保隻能是“污水靠蒸發，垃圾靠風刮”。同時，受小農意識和傳統生產習慣的影響，農民對可持續農業生產方式還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接受。更重要的，一些學者、地方官員出於短視和短期利益，對農村生態建設持反對意見，“先污染、后治理”的觀念還在相當一部分執政者中努力地實踐著，農業生態建設缺少全社會的理解、響應和支持。　

　　為此，迫切需要把加強農村生態環境建設，作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新農村建設的一個十分重要而又緊迫的課題，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一個戰略位置上來抓。一是統籌城鄉環境保護。要將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放在和城市環保同等重要的地位，納入全國環保和生態建設的總體規劃，並作為實施的重點，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政府要建立健全農業環境管理體系，充實農村環保機構的力量，加大環保基礎設施投入，加大對鄉鎮企業污染的治理力度，制止城市、工礦企業向農村排放“三廢”。二是嚴防新農村建設導致新一輪的生態環境破壞。在新農村建設規劃中要專門編制農村生態環境建設規劃，把新農村建設與農村生態建設相結合，使生態建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當前特別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在新農村建設中，一些地方忽視生態環境保護，存在著“一刀切”的錯誤傾向，把綠樹掩映、小橋流水的農村建成了鋼筋水泥的城市居民點，使農村失去了原有的生態優勢，這是建設，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也是破壞。這種傾向必須防止和克服，決不能讓一些地方以新農村建設的名義破壞農村生態環境。三是發展農業循環經濟。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宣傳和引導，積極開展沼氣建設、廢棄農用地膜回收加工、秸稈過腹還田和熱解氣化等循環利用工程，逐步引導廣大農村走上農業廢棄物資源化綜合利用的循環經濟道路。四是限制農業盲目開發。科學合理地進行生產布局，總體上做到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牧則牧，順應自然規律。穩步推進“退耕還林工程”，擴大草原生態治理工程實施范圍，積極實施生態移民、扶貧移民，促進生態保護和恢復。國家已經做出區域功能的規劃，對那些不宜發展經濟的地方應將人口遷出，堅決放棄。各地應在國家區域功能布局的總體框架下做好各自規劃，按部就班實施，這是保護農村生態環境的根本大計。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