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是現代化進程的一般規律。近年來，市場經濟的巨大內驅力，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強勁推動力，及多種力量的集聚累積，加速改變了鄉土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形態，由此引發社會心理結構和價值觀念產生相應變化，同時出現農村發展進程中面臨與現代化目標不相一致的困境，鄉村轉型進入任務最艱巨、困難最突出的階段。在此， 必須高度重視轉型期農村社會形態和結構發生的深刻變化及其復雜影響，把握好政策取向，盡最大努力減輕轉型的“陣痛”，促進中國現代化建設持續健康穩步發展。　　

　　轉型期農村社會心理結構和價值觀念的變化特征

　　轉型期農村社會的深刻變化以及與工業化、城市化的融合與異化，不斷投射到相關社會主體的思想、觀念、意識和行為動機層面，引發社會心理結構發生相應變化，並且呈現出傳統性與現代性、多元性與異質性、積極性與消極性並存互動的復雜態勢。　

　　農民的社會心理發生變化。農民長期形成的穩定心理結構在變革中被打破，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現實、同化與拒斥之間的激烈碰撞，引發農民社會心理結構的分裂、重組與嬗變。　　　

　　一是從農民政治心理看，一方面，民主意識、權利意識增強﹔另一方面，集體精神、公共意識淡化。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使農民從過去的“社員”變成了自主經營的個體，農民的自我意識、主體意識覺醒。推行村民自治，使農民有了當家做主的機會，民主意識、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明顯增強。特別是農民中的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主等部分先富起來的群體，非常重視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表現出較強的政治參與意識，並且很希望組織起來，擴大話語權。而大多數進城打工的農民，對鄉村政治則關注度不高，他們更多地關心自身的維權和生存條件的改善。在少數干群矛盾較為突出的鄉村，自發形成了一些以“上訪代表”、“維權代表”等名義出現的利益代言人，他們對關系農民民主權利的法律研究得比基層干部還要深透。與此同時，傳統小農經濟遺留下的村落家族觀念、私有意識開始復活，少數地方宗族派性勢力干預村民選舉。建國以來主流意識著力培養的集體觀念、公眾精神在迅速淡化，部分農民“顧小家、忘大家”，對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表現出狹隘的功利性熱情，對涉及他人和集體利益的事務，則又顯得較為冷漠。農民希望發揮群體力量但又缺乏現代公共精神和社區意識，使鄉村政治建設和公共管理陷入兩難困境。　

　　二是從農民經濟心理看，一方面，市場意識、競爭意識增強﹔另一方面，盲從心理、攀比心理凸現。改革開放以后，農民沖破了來自外界和自身的觀念禁錮，商品意識迅速覺醒，發家致富成為農民的最大夢想。市場環境的熏陶，經濟利益的驅動，大眾傳媒的普及等等，改變了農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墨守成規、安於現狀的心理，競爭意識、科技意識、信息意識和合作意識不斷增強，敢於競爭、敢於拼搏，成了中青年農民的主流心態。但是，面對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農民產生了“找不到北”的感覺，在生產經營的布局上，普遍帶有“老虎吃天，無從下口”的困惑。“誰能告訴我，明年種什麼”是全世界農民的共同呼聲，但國外在市場經濟中生活慣了的農民是自己找答案，而我國的農民則更多地表現出較強的盲目性和從眾心理，效仿別人的“隨大流”現象比較突出。相當多的農民想致富但沒門路、沒能力，想創業但門檻高、環境差。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與自己過去比“幸福感”增強，但面對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與他人比又心態失衡。同時，農民的消費心理也發生了很大改變，傳統的節儉觀念淡化，炫耀攀比心理增強，紅白喜事大操大辦。人情禮俗往來已由感情型向排場型快速演變，名目越來越多，禮金越來越厚，頻率越來越高，給農民的生產生活帶來沉重負擔。他們無奈地感嘆：不怕沒錢，就怕攀比！　

　　三是從農民文化心理看，一方面，開放意識、文明意識增強﹔另一方面，邊緣心理、落后思想並存。伴隨農村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農民的心理空間日趨開放。傳統的“安土重遷”觀念已經改變，鄉土情結逐步淡化，自覺在土地和農村之外尋求發展、開拓生存空間的離土傾向在青年農民中普遍流行，甚至到了在家種田被視為無能的地步。隨著大批農民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工業文化、城市文化不斷向農村滲透、傳播，農民的文化心理發生嬗變，傳統的道德倫理和人生價值觀念為多元化、異向性的價值取向所代替，農民對不同生活方式的態度比過去更加寬容。但與此同時，離土離鄉后農民的社會歸屬感普遍下降。大量農民工雖然進了城，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並沒有真正融入到城市，在城市中沒有主人意識，失落感、孤獨感、“二等公民”的自卑心理和過客心態在他們中間彌漫，普遍帶有憂傷、不平、困惑等鮮明個性化色彩的農民工文學廣為流行。同時，對於留守農村的老人和婦女來說，殘缺的家庭、落寞的生活使他們負擔過重，心態難以穩定，容易產生危機感和孤獨感。另外一個不良現象是，近年來，封建迷信、宗教、邪教等爭奪農村精神陣地，對部分農民特別是留守老人、婦女影響很大，危及社會的安定與和諧。

　　鄉村干部的社會心理發生深刻變化。農村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使鄉村干部的心理結構發生變化，催生鄉村治理機制的重塑和再造。　　

　　一是政治上的失落感與危機感並存。隨著催糧要款、分配資源等“硬權力”的逐步喪失和消退，干部由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的命令群眾轉變為不知所為或無所作為，大多感到“風光不再，江河日下”。農業稅取消后，農村干部和群眾出現“兩不找”現象，一些干部的群眾觀念更加模糊。隨著鄉鎮改革加速推進，機構精簡和干部分流的力度不斷加大，鄉村干部被推到改革的風口浪尖上，不知哪天就改到自己頭上，有較為強烈的危機意識。　　二是工作中消極性與困惑感並存。隨著鄉鎮一級由權責利統一的實體結構變為權小、責大、利微的虛體結構，工作運轉失去了內生動力和利益驅動，容易滋生消極應付思想和懈怠厭煩心理。農村改革的深入推進，鄉村組織處於由管理型向服務型的艱難轉型階段，工作目標、工作理念、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隨之發生整體性變化。面對不斷變換的歷史場景，鄉村干部普遍感到困惑，不知該干什麼、如何干、干到什麼程度。一些鄉村干部反映，過去向農民收稅是“身累”，現在為農民服務是“心累”。　

　　三是政績觀出現迷茫，價值取向發生變化。鄉村干部過去70％以上的精力和時間放在“三要”上，完成“三要”任務，表揚、獎勵隨之而來，因而產生很強的成就感、榮譽感。農業稅取消和達標升級逐漸隱退以后，抓手沒了，特別是在全社會告別“GDP崇拜”以后，鄉村干部失去一個表現政績、實現自身價值的明確標尺，對價值觀、政績觀感到迷茫。　

　　四是權力意識有所弱化，民主合作意識趨於增強。隨著農民民主意識、法治意識和市場意識的增強以及民間力量的生長發育，“政府通吃”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公共權力”的組織和控制功能漸弱，一些“大夢先覺”的鄉村干部，逐步放棄過去靠權力，靠壓力開展工作的思想觀念和工作方式，獨斷專行、頤指氣使已經隱退，正在尋求“還權於民”、“興利於民”的路徑，努力探索由號召動員型、指標壓力型向民主合作型過渡的治理新理念。但在這一過程中，面對“老辦法不能用、軟辦法不頂用、新辦法不會用”的現實，不少干部感到茫然和困惑。　

　　社會整體價值觀念發生變化。近年來，全社會對“三農”的關注度、認知度不斷增強，特別是中央發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號召，在全社會掀起了一股“三農熱”，“三農”問題在各個層面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但是同時，在一些消極因素和非正常行為誤導下，當前，全社會出現了“三個輕賤”、“一個忽視”的現象：　　

　　一是對土地的輕賤。在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雙重驅動下，“以地生財”的觀念得以形成和強化，“圈地熱”、“開發區熱”風潮迭起，許多地方出現了盲目佔用耕地、單純追求土地收益的現象。全國6千多個開發區佔地3.8萬平方公裡，雖已清掉三分之二，但許多土地還在晒太陽。據國土資源部的數據：現在全國城鄉建設用地約24萬平方公裡，人均建設用地已經達到130多平方米，遠遠高於發達國家人均82.4平方米和發展中國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目前的現實是“耕種土地的是窮人，買賣土地的是富人”，這種現象導致農民自己也對土地輕賤，粗放經營，連傳統的精耕細作也丟失了。　

　　二是對勞動力的輕賤。農村對農民不論務工還是務農的職業技能培訓少而又少、弱而又弱、杯水車薪，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更談不上形成體系，建立制度。城市對農民工“經濟接納，社會排斥”的觀念不斷固化，隻重利用不重培訓開發，隻重效益不重權益。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6年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查報告》，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中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的高達76.4％。農民工普遍缺乏勞動保護，流血的工傷（紅傷）和不流血的職業病（白傷）高發。看得見的紅傷還可得到補償，看不見的白傷隻好自己忍受。此外農民工“40歲現象”已經凸顯，企業普遍不要40歲以上的農民工，在被透支體力和腦力之后，他們又被推回農村。　　　

　　三是對農業文化的輕賤。經過幾千年積澱的農業文化有其合理的內核，比如崇尚節儉、崇尚自然等等。但是在工業文化、城市文化的沖擊下，奢侈性消費文化代替了節儉性消費文化，過度消耗資源環境代替了對大自然的敬畏，造成自然生態失衡，給人類帶來的災難越來越大、越來越多。　

　　“一個忽視”即對農業多功能性的忽視。當前，全社會對農業的認識大都停留在食品保障的淺層次階段，對農業的工業原料供應、就業收入保障、度假休閑、生態保持、文化傳承等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保障等多種功能缺乏認知，對農業在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認識不清。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對農業的輕視、漠視和忽視，政策對保護農業多功能性的支持乏力，制約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　

　　轉型期農村在發展進程中面臨與現代化目標不相一致的困境

　　從“全耕社會（農耕社會）”演進為“半耕社會（農工社會）”，是一個巨大的社會進步，農村社會發生著諸多積極而深刻的變遷，標志著我國現代化進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同時，這一社會形態帶有鮮明的過渡性質，新舊體制交織，特別是由於社會生產力水平的制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制約，以及政策實施中的遞減效應等，使得這一階段農村經濟社會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凸顯，加劇了結構變化的不穩定性，農村經濟社會轉型進入任務最艱巨、困難最突出的階段。　

　　農業有了很大發展，但劣質化問題愈演愈烈　

　　農村社會轉型和結構變化中，最根本的進步當屬農村生產力水平的提升。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先發地，農村以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突破，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推動了我國農業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一是主要農產品供求由長期短缺轉變為總量大體平衡、豐年有余。改革開放以來，全國糧食產量從6000億斤增加到10000億斤，棉花產量從4000萬擔增加到8000萬擔，其他農產品產量也都大幅度增長。我國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1％的人口，取得這個成就的根本支撐是農產品產量大幅度增長。二是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明顯提高。全國農田灌溉面積達10億畝左右，佔耕地面積50％。大江大河經過治理，一般可防范五十年甚至百年一遇的洪水。全國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達到36.5％，主要農作物生產機械化水平有較大提高。全國初步形成多學科配套的農業科研體系和覆蓋全國的農業科技推廣體系，主要農作物良種覆蓋率達到95％以上，科技進步對我國農業的貢獻率已達48％左右。三是農業經濟結構明顯優化。2005年和1978年相比，種植業產值佔大農業（農林牧漁業）總產值比重從80%降到51%﹔種植業內部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由80.3%下降到67.1％，農業突破了以種植糧食為主體的單一型結構。

　　同時，農業發展出現了新的問題，即農業生產要素質量下降，呈現劣質化趨勢。　　

　　一是農業勞動力質量下降。常年從事農業生產的是“386199”部隊。現在，由於種地收入低甚至不賺錢，農村普遍存在著“輕農、厭農、棄農”意識，“農民新生代”很少務農。有些農民認為：農村一等人經商辦廠，二等人外出打工，三等人在家種地，尤其是年輕人在家種地更是被人看不起，大部分素質較高的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據安徽省對5個縣區調查，平均在家務農的青壯年勞動力不足總勞力的10%。而青壯年勞動力正是農村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的大量外出造成農業從業人員素質的下降。《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2004年，在全國農村外出勞動力中，初中文化程度和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達到63.3%和12.1%，分別比全部勞動力中相應文化程度的比例高17.6個百分點和1.0個百分點。同時，由於農業勞動力的培訓沒有跟上，以至於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越快，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素質下降越快。　　

　　二是土地質量下降。一方面，耕地面積銳減。國土資源部報告顯示，從1996年到2005年，我國的耕地面積淨減少1.2億畝，約佔耕地總量的6.6%。同時，到2004年底，全國城鎮共有閑置土地、空閑地和批而未供地共計393.61萬畝，相當於現有城鎮建設用地總量的7.8%。根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截至去年底，我國耕地面積為18.31億畝，人均1.4畝，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約相當於美國的1/8、印度的1/2。另一方面，耕地質量呈不斷下降趨勢，由於建設用地多是好地，導致劣地/好地比例上升。我國高產田隻佔耕地的28%，低產田佔到32%。在糧食主產區和商品糧基地湖南省，高產田比例由1997年的34.4%下降到目前的26.7%，減少了7.7個百分點，中低產田由1997年的65.6%增加到現在的73.3%。全國耕地污染面積已近2億畝，單位面積化肥施用量高達西方發達國家的3倍，農藥施用量為美國的2.5倍。沙漠化、荒漠化土地分別佔國土面積的28%和18%，水土流失面積佔國土面積的37%，可利用草場90%以上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和鹽鹼化。我國農業正處於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的關鍵時期，土地質量下降已成為實現這一轉變的瓶頸。 　　

　　三是農業技術推廣難以實施。我國的政府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是20世紀50年代按照計劃經濟模式建立的，目前普遍存在著一些突出問題。首先是經費不足。發達國家農技推廣經費一般佔到農業總產值的1.0％，發展中國家也在0.5％左右，但我國不足0.2％，人均經費更少。其次是體制不順。歐美國家投入一方面主要由政府資助，另一方面各種社會力量為了自身的利益研究科技。我們採取的一直是計劃經濟模式下主要由國家投資科學研究的方式，科研力量主要集中於各科研院所及大學，進行的主要是以專業為中心的研究和開發，不能滿足市場對新產品和新技術的要求。其三是農業科技成果現狀與農民增收需要不相適應。從全國農業科技成果來看，總量雖然不少，但存在“三多三少”問題，即增產性技術多，質量效益性技術少﹔糧食作物方面技術多，經濟作物和多種經營方面技術少﹔產中技術多，加工技術少。隨著農業產量與質量的矛盾、農民增產與增收的矛盾愈加突出，傳統的農業科技推廣從機制、技術上都面臨挑戰。　　

　　農村經濟社會有了很大進步，但空心化現象日益突出

　　農村經濟社會的進步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農村工業化快速推進。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在10多年的時間裡吸收的勞動力相當於城市大工業30多年裡吸收勞動力的總和，加快了農村工業化步伐，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農村社會分化的過程，深刻地影響了農村社會的傳統生產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轉變。二是農村城鎮化快速推進。小城鎮迅速發展，成為統籌城鄉社會經濟發展的強大力量，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龍頭，轉移工業文明、城市文明的重要載體。統計顯示，我國現有近2萬個小城鎮，吸納了上億人就業。小城鎮工業的快速發展和第三產業的興起，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巨大的就業空間。三是農村市場化快速推進。突破了按計劃配置資源的經濟模式，突破了單一的集體經濟所有制結構，突破了“以糧為綱”的單一的農村經濟結構，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構架初步形成。　　

　　同時，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程度的加深，農村“空心化”現象日益突出。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以勞動力、資金、土地三大要素的流失最為嚴重。一是人才流失。優質勞動力資源外流，城市成了農村人才的“收割機”，農村成了城市人才的“播種機”。農村學生考上大學的跳出了農門，考不上大學的也大都進城務工經商，有知識、懂技術、會經營的農民所佔比例很小。農村優秀人才大量流入城市，導致新農村建設的“主體”無法形成“主力”。二是資金流失。農村金融機構事實上已經成為從農村“抽血”的主渠道。每年約有7000億元資金通過金融渠道流向了城市，平均每個縣高達3億元以上。“財政輸血、金融抽血”的局面，使統籌城鄉帶來的支持效應被大大抵消，各項惠農政策大打折扣。2005年，國家財政投入農村的總量約3000億，不及農村通過金融渠道流向城市資金的一半。現在全國農村資金缺口每年高達１萬億元左右，資金成了農村最稀缺的資源。三是土地流失。有關研究表明，從1996年至今中國耕地10年減少了1.2億畝，這些土地絕大部分被城市低價征用，每畝最低按照10萬元計，農民給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了相當於10多萬億元的土地資產。農村三大生產要素大量流入城市，這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三農”問題日益突出的深層原因所在。有人形象地說：農村像一個被掏空瓤子的西瓜，隻剩下一個空殼。基於這種現狀，一些農民對新農村建設感嘆說：學學很親（指學中央關於新農村建設的文件），聽聽很近（聽輿論宣傳），想想很遠，干干很難。　　

　　農民生產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弱勢化程度不斷加深

　　一方面，億萬農民生產生活條件有了很大改善。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5年的3255元，增長24倍，年均增長7%左右。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從1980年的61.8％下降到2005年45.5%，農民消費水平呈加快提高趨勢。應該說，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最快、農民生活變化最大的時期。另一方面，農民與城市居民等其他社會階層的差距在不斷拉大，弱勢化程度不斷加深。雖然上上下下都一致認識到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根本問題，但在事實上，限制和歧視農民的習慣性思維在制度設計、資源配置等方面都還根深蒂固。經濟上，長期實行的“城鄉差別發展戰略”形成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犧牲了農民的大量經濟利益。城鄉居民收入的相對差距和絕對差距都在繼續擴大。1997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47：1，2005年這一差距比率高達3.22︰1。與此同時，農民不能享有公正的財產權、融貸權、公平就業權、公平稅賦權等正當權利。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我國的基尼系數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現階段仍處於上升趨勢。政治上，1995年的新《選舉法》把各級人民代表選舉中的農村與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數定為4︰1。2003年全國政協委員共2238名，其中真正的農民委員隻有幾個人。同時，農民的知情權、說理權、組織權、自我管理權、受保護權都還遠未落實到位。社會上，自建國以來實行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城鄉居民在戶籍、身份、待遇、權利、義務等方面的人為分割，農民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主力軍”，一直充當著“二等公民”的社會“客體”角色，享受不到平等的國民待遇，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供給，甚至享受不到基本的社會尊重。在一些新聞報道、文藝、影視作品中，他們被表現為愚昧、封閉、落后的“原生態”形象，成為取笑、鄙視、諷刺、貶低的對象。與此同時，4000萬人以上的失地農民缺乏最起碼的生存保障，政府規定的農民工最低工資標准成了企業的執行標准，加之農村留守婦女、五保戶等特定的弱勢群體的擴大，農民的社會地位更加邊緣化。農民作為我國社會成員中一個人數最多的龐大群體，已與其他社會階層產生了嚴重的心理隔閡，而且已經引起尖銳的社會矛盾。　　　

　　總之，隨著“半耕社會”（“農工社會”）的到來，“三農”問題變得更加錯綜復雜，對此如果不予以足夠重視或處理不好，極有可能出現農業逐步萎縮、農村日漸衰退、農民加劇貧困的局面，這是與“發展農業、繁榮農村、富裕農民”的現代化目標不相一致的，這將無疑制約我國整個現代化進程和社會轉型的步伐。　

　　關於轉型期“三農”政策取向的思考

　　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高度重視農村社會形態和結構發生的深刻變化及其復雜影響，把握好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方向和重點，盡最大努力減輕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農村社會轉型的“陣痛”，促進中國現代化建設持續健康穩步發展。　

　　從戰略思路上，全社會都應認識到：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穩步推進城市化的同時，農村依然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主戰場　

　　近年來，流行一種觀點：要解決“三農”問題，“功夫在農外”﹔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在這種觀念的導引下，我國城市化建設超高速推進。從長期的戰略層面看，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在戰術層面上卻極易將解決“三農”問題從“就農業抓農業”、“就農村抓農村”的一個極端，導入“跳出農村抓城市”的另一個極端，發生新一輪的“重城輕鄉”。　　

　　目前，我國城市化發展存在“三個模糊”：一是內涵模糊。城市外延要擴大，毋庸置疑，內涵同時也要提升。但目前的現實是，土地過快城市化，農民過慢城市化，城市急劇膨脹了，對進城的農民卻不認賬。二是路徑模糊。是優先發展大中城市，還是優先發展小城鎮，抑或發展城市群，路徑不明，重點不突出，遍地開花，力量分散，影響城市化進程。三是格局模糊。是按照行政區劃設置城鎮，還是按經濟區域設置城鎮，理念不清，不少地方多以行政區劃設置，推進城市化顯然違背經濟規律。由此導致城市化航向的偏差，再加上過熱過快的行為，城市化目前已經難負三農之重。主要表現在：其一，目前的城市基礎設施、就業容量、發展空間等，難以承載大規模農民城市化的需求。僅以就業為例，目前全國城鎮每年新增勞動力1600萬左右，而新增就業崗位大約也是1600萬個，另外還有1400萬下崗失業人員。勞動力供大於求的基本格局長期內不會改變，就業剛性矛盾十分突出。城市自身尚且如此，更何談顧及農村。其二，絕大多數農民工無法完成身份和職業轉換，至今仍處於“無根生存”狀態。大量農民工被排斥在城市制度體系和主流社會之外，長期游離於城鄉之間，不僅造成“假城市化”，而且使“農村問題城市化”、“農民問題市民化”、“農業問題社會化”。城市化關鍵是人的城市化，1億多農村勞動力進城尚且無法被城市所“化”，農村還有3億多的富余勞動力要想“化”入城市，顯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其三，過快過熱的城市化，給農業和農村發展帶來諸多消極影響。改革開放20多年，我國城市化水平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2年的39.1%，現在已達43%，城市化率提高二十個百分點，英國用了120年，美國用了80年，日本也用了30多年，而我們僅用了二十二年，這個速度顯然是超高速的。在超高速推進城市化的背景下，許多地方以市場經濟的名義而不是按市場經濟的規律廉價攫取農村的優質資源，這不僅沒能給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帶來積極效應，反而在某些領域、某些環節、某個階段上加劇了解決“三農”問題的難度，是導致農業劣質化、農村空心化、農民弱勢化等問題的重要根源。

　　中央一再強調，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統籌城鄉是一個問題、兩個方面，或者說一個題目、兩篇文章。既要注重在“農”字以外做文章，穩步推進城市化、工業化，更要緊緊圍繞“農”字做文章，堅持不懈在農內下功夫。在整個“半耕社會（農工社會）”階段，在穩步推進城市化的歷史進程中，必須把農村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主戰場。隻有解決了這個認識問題，才能把全社會該聚焦的目光聚焦到農村，把全社會可能動員的力量集結到農村，新農村建設才大有希望。為此，一是城鄉統籌的制度設計要盡快打破隻從城市尋求解決“三農”問題辦法的思維慣性，在發展理念、輿論導向、政策設計，尤其在資源配置上一定要徹底改變偏向城市而忽視農村的做法﹔二是正確引導農民做好對未來生活目標的設計和發展方向的定位，想方設法穩定農民的幸福感，而不應該誤導農民處處和城裡人比，盲目膨脹幸福感，無論國家能力、城市能力還是農民自身的能力都不允許他們超越自身現實追求城市生活﹔在鼓勵農民進城的同時，還要告訴他們應量力而行，城裡的世界很精彩，城裡的世界也很無奈。三是正確引導輿論，提高全體社會成員對農業多功能性的認識，真正把解決“三農”問題當成全社會必須承擔的重大責任，積極營造有利於新農村建設的社會環境。　　　　

　　在政策取向上，應准確把握轉型期“三農”重心的演進大勢，適時調整社會的關注點和工作的著力點

　　伴隨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三農”問題的重心、焦點和任務在不斷發展、嬗變，可以概括為“七大演進”，即：從增強發展動力向提升發展能力演進﹔從成為生產的主人向成為市場的主體演進﹔從發掘個體能量向發掘群體能量演進﹔從“無根生存”向“有根生活”演進﹔從引導就業向激勵創業演進﹔從關注農業向關注農民演進﹔從改革體制向創新機制演進。

　　這“七大演進”，體現了轉型期“三農”重心的走勢，應作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據。據此，今后“三農”政策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一是提升農民自我發展能力。把培育新型農民作為根本性舉措來抓，大力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和職業培訓，切實提高農民的文化知識水平和勞動技能。同時，引導農民增強市場意識、競爭意識、合作意識、現代文明意識，重構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二是推動農村組織制度創新。創新“官辦組織”組織模式和運行機制，拓展和規范民辦組織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強化基層組織的社會調控功能，構筑起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結構完整、功能互補的農村組織體系。三是加快農民市民化進程。加快改革附著於二元戶籍制度上的一系列不平等制度，加強接納進城農民的軟硬件建設，運用開辦農民工夜校等形式，積極營造有利於農民工生存與發展的社會環境，為農民變市民搭建平台。四是激發農民創業潛能。競爭力來自於創新力，創新力來自於創業活力。弘揚創業精神，培育具有創業能力與活力的創業主體。完善促進農民創業的相關政策，優化農民的創業環境，是激發農民創業活力的關鍵。五是逐步消解農民的“權利貧困”。改變重物不重人、見物不見人、抓物不抓人的政策模式和工作方式，堅持以人為本，滿足農民的訴求，擴大農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在轉移農民、減少農民的同時，進一步解放農民、投資農民、發展農民。六是創新農村基層工作機制。積極探索建立“以縣為主”的縣鄉良性互動機制、“無縫管理”的政策通達機制、農村公共產品多元投入機制、社會活力激發機制和農村基層干部新的績效考核評價機制，進一步完善鄉村治理功能。

　　在操作層面上，應按照“重點突破、分兵合圍”的思路，細化和集束政策，率先解決好具有牽動性、引領性的問題

　　近幾年中央分別以農民增收、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新農村建設和發展現代農業為重點，連發四個“一號文件”，從宏觀層面構建起以統籌城鄉為根本途徑，推動農村建設和發展的基本制度框架。下一步，關鍵是從戰術層面，按照“重點突破、分兵合圍”的思路，分清輕重緩急，一個時期圍繞一個或幾個問題，細化和集束政策，逐一破解，漸次推進，積小勝為大勝。當前，應著力解決好以下三個問題：　

　　謀求建設現代農業的實質性大突破，為新農村建設提供強力支撐。推進現代農業建設，把農業這個弱勢產業打造成有生氣、有活力的高效產業，是農村內生發展的根本動力，是農民走出“溫飽陷阱”的必由之路，是農村全面發展的重要支撐，也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邁進的關鍵舉措。因此，下一步農村政策的首選著力點應放在建設現代農業上。一是下決心償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歷史性欠賬。國家應在財政支農方面邁出更具實質性的步伐，當前應把農田水利建設尤其是小型農田水利建設以及農村道路及公益性公共設施建設作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加大中央財政投入。二是以工業的理念發展農業，按照企業化、規模化、專業化的思路，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實現農業工業化。三是重建“魚鱗冊”，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魚鱗冊”是我國歷史上起始於宋，完備於明，延續至清的一種土地管理辦法。這種清丈法，詳列了土地面積、地形、四至、土質優劣等。目前我國農戶承包地戶均五塊左右，承包書隻寫農戶承包的畝數，每塊狀況不清，不利於流轉。重建“魚鱗冊”，有利於固化、細化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明晰土地分配狀況，以利於在更大的范圍內推動土地流轉。四是重構和再造支撐現代農業發展的支持保護體系。盡快構建起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農業經營體制、行政管理體制、金融體制、社會化服務體系、農業災害應急機制和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等，為推進現代農業建設提供全方位支持和保護。

　　按照市場化思路倡導新一輪“上山下鄉”，促進城市優質資源流入農村。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20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客觀上對農村是一個強大的沖擊。今天在從根本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度增加支農投入的同時，有必要按照市場化的思路，倡導新一輪“上山下鄉”，促進城市優質資源流入農村，對“三農”施以“補償”式輸血，進而激活農村自我“造血”功能。一是推動優質人才回流農村。通過制定政策，鼓勵和引導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就業、創業，鼓勵和引導城市黨政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開展聯絡幫扶，鼓勵和引導城市專業人才到農村工作，逐步建立起人才回流農村的激勵約束機制。二是推動城市三產下鄉。長期以來，農民亟需的公共服務、科技、信息、中介、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資源都集中在城市，與農村聯系鬆散，資源大量閑置。應把城市部門的服務職能向農村延伸，不單要為城市服務，更要為農村服務，推進城鄉服務一體化。三是引導城市工商資本參與新農村建設。新農村建設蘊含著巨大的商機。山東等地已出現了大批企業整村開發和建設新農村的現象。應通過具體的政策和措施，引導企業和各類社會資金參與村鎮的改造和整治，為新農村建設注入急需的資本要素。　

　　“新農村建設，小城鎮是龍頭”，應大力推進農民就地城市化。上世紀八十年代，費孝通先生提出“小城鎮、大戰略”，應是中國城市化發展貫穿始終的理念。在“半耕社會（農工社會）”階段，既要重視農村的建設和發展，防止農村過快衰敗﹔又要穩步推進城市化，實現向工業社會的轉型。而將這兩個方面聯通起來、互動起來的根本途徑，就是發展小城鎮，推進農民就地城市化。這是因為：其一，小城鎮是農民城市化最可企及的首選地。大中城市有限的承載能力和高昂的生存代價使絕大多數農民工在相當長時期內無法扎根，而小城鎮生活成本較低，是農民就近城市化的現實選擇。而且，即便是在外發了財的農民，大多都有“衣錦還鄉”、回家購房置業的行為，小城鎮更是農民的精神家園，千百年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鄉土觀念和凝結在農民血脈中的血緣、親緣、地緣關系，也使他們更願意在家鄉的小城鎮發展。可以說，農民實現城市化，由小城鎮起步逐步向大中城市過渡應是中國城市化的必經過程。其二，發展小城鎮與建設新農村兩者具有根本的內在統一性。與城市相比，發展以建制鎮和集鎮為基礎、以農村二、三產業為主導、以城市化配套建設為支撐的小城鎮，能夠更加直接有力的推動、帶動農村的建設和發展，使農民就地分享到現代文明的發展成果。從某種程度上講，發展小城鎮與建設新農村的目標是完全一致的，發展小城鎮，就是建設新農村。因此：一應在有條件地方集中發展城市群的同時，把大力發展小城鎮作為中國大多數地方城鎮化的核心環節來抓，積極推進農民首先實現就地城鎮化﹔二應抓住推進新農村建設和農村綜合改革的契機，從省一級層面上打破以行政區劃設置小城鎮的傳統格局，按照區域經濟中心所蘊藏的城市擴張能力和經濟增長潛力，精心規劃、合理設置小城鎮，使小城鎮能夠以最低成本和最優環境來聚集各種生產要素，事半功倍地促進農村經濟發展﹔三應在推進新農村建設中，國家對中西部欠發達的地區安排小城鎮建設專項投入，並適度集束政策、整合資金，逐步完善小城鎮的發展功能和承載能力。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