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出版的嚴復譯著《天演論》，向國人介紹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解釋了中國為什麼會挨打，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僅是自然界的法則，也是人類社會的法則。這在思想界產生廣泛的影響，知識分子爭閱《天演論》，以尋求救亡圖存的“武器”，給中國設計一條復興之路來。

　　康有為認為不改變王朝舊制，斷無救亡富強之可能，強調“大變則存，小變仍亡”，在一百零三天的新政中，奏議上百本，改革的內容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到街道整頓、西法種田等等，反映了康有為變法之急迫心情。圖為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

　　梁啟超的“少年中國”口號得到國人的廣泛認同和積極實踐。由李大釗、王光祈等人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1918年成立。學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會刊《少年中國》刊載救國理論和社會思潮，由李大釗任主編。圖為《少年中國》第一卷第一期。

　　孫中山不僅首先喊出了“振興中華”，也提倡“振我民氣”，不難看出孫中山民族復興夢的興國與新民之指向。圖為1906年孫中山為同盟會雲南支部刊物《雲南》的題詞“振我民氣”。

　　此為光緒二十九年(1903)發行的《愛國三字書》的影印（局部）。這是一本在“危局太迫”的情勢下推出的讀本。內容如“我國民，要相為”、“我同胞，宜勉哉”等與時局密切相關，契合了國人救亡圖存的心態。盡管此書有些封建性內容，但力求達到“黃口小兒遽與之言”普及效果，有其合理處。

　　﹝上篇：綜論﹞

　　近代中國人有一個“少年中國”夢。這個夢，是在戊戌變法尋求王朝維新失敗后，並最終喪失對清末新政所抱任何幻想的情況下，為尋求民族自強而展開的全新探索之路。“少年中國”體現了重塑千年家國關系，建立新型民族國家，終結千年帝制的時代指向，使現代愛國主義成為自覺的社會意識，使中華民族經由偉大的辛亥革命，煥發出面向未來創造歷史新紀元的無限生機與力量。

　　■“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

　　1894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慘敗，次年被迫簽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泱泱中華，從幾度威儀萬邦，衰落到遭受幾乎所有西方列強的欺凌﹔從當了日本一千多年的先生，衰落到被這個東方蕞爾小國打得一敗涂地……

　　梁啟超說：“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康有為看到，文藝復興之后，“諸歐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學新器，絕出前古，橫被全球”。而中國，不改變王朝舊制，斷無救亡富強之可能。

　　1895年4月，康、梁聯絡在京趕考士子千余人上書光緒帝，痛陳民族危亡，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主張，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1898年，以光緒帝為首，康、梁等人掀起了一場變法維新運動——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的主旨，是改變王朝舊制，以與中華民族救亡、自強相統一。改變舊制，首先要改變“君－民”關系，形成一種“合群”的民族生態。嚴復、康有為等人主張“以群為體，以變為用”，強群固本，實現“保國、保教、保種”之目標。梁啟超指出，國家是“合群”的產物，“以獨術治群”，會使人人隻知有己，不知有國，雖有四萬萬之眾，卻一盤散沙﹔“以群術治群”，君民同群，則會“使其群合而不離”，使國人超越個體，以群體共同利益為重，達成萬眾一心之民族凝聚力。這顯然超出了王朝臣民舊觀念，萌生了一種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和愛國主義思想。

　　基於上述新觀念，戊戌變法提出經濟上設農工商、路礦局，倡辦實業，修鐵路，開礦藏，組商會，變財政﹔政治上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國事﹔軍事上建新軍﹔文化上廢八股，興西學，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等革新措施，旨在變革封建政治，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發展資本主義，實現民族救亡自強。

　　變法得到各界有識之士的大力支持，但也受到保守勢力的強烈阻撓。當新政與舊制稍有沖觸，守舊官僚、文人一擁而上，痛斥康、梁為“保中華、不保大清”的“亂臣賊子”﹔他們認為中國主要危險不在經濟技術落后，不在專制制度衰朽，而在“聖道”淪亡和“以洋為師”﹔他們鼓動獨掌軍政大權的慈禧臨朝“訓政”，囚禁光緒帝，廢止新政。康、梁外逃，戊戌“六君子”被殺,變法失敗。

　　變法失敗，充分暴露了傳統王朝觀念的極度反動與保守。在那種政治生態下，康、梁等維新派敢於對延續兩千多年的王朝專制提出挑戰，無疑表現出了極大的魄力和勇敢。這必將推動后人訴諸全新的政治和文化選擇，以全新的國家觀再造國魂，以全新的愛國主義引領民族救亡自強。

　　■帝制新生之夢的破滅與“少年中國”夢的呼喚

　　戊戌變法失敗后，中國發生了義和團“扶清滅洋”運動，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清廷完全喪失國家主權，4.5億兩白銀巨額賠款使其財政陷入全面危機。由此，清政府被迫於1901年至1911年再行“新政”，企圖挽大廈於傾倒，通過改良實現帝制新生。

　　盡管新政在深度及廣度上均比戊戌變法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輿論卻斥之為“鬧劇”、“假新政”。在改革與革命的賽跑中，清廷對設立責任內閣、召開議會等新政的關鍵環節一再拖延，或改頭換面，大搞“皇族內閣”，致使漢族官僚軍閥集團開始“離心”，一些原本支持新政的立憲黨人開始認同革命黨推翻帝制的主張。同時，加稅於民，造成民變四起，各省混亂，局勢失控。

　　當仁人志士喪失了對新政的任何幻想之后，他們開始認識到，“老大帝國”已無可救藥，要救亡自強，必須重新探索個人、國家、民族在未來世界中的坐標。

　　繼嚴復提出“國者，斯民之公產也”之后，梁啟超超越同代人單純“排滿”的狹隘漢族主義，展現了“兼以蒙、回、藏諸民族為構成分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史實。在此基礎上，他以進化論為依據顛覆傳統王朝觀，用領土、人民、主權三要素詮釋國家，建構了全新的領土、主權、人民、國家認同，使現代民族國家觀念涌出了中國地平線。由此，“祖國－中國”意識全面覺醒，“民族精神”、“祖國主義”、“愛國主義”、“國魂”等口號響徹中華大地，展示出全新的愛國主義精神。

　　1900年2月，梁啟超寫就了回腸蕩氣的《少年中國說》，與“老大帝國”相對，稱“我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少年中國“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所以“在今日為少年國”。他翹首以待少年中國橫空出世：“紅日初升，其道大光……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

　　蔡元培、李伯元把中國比作欲來的日出和風雨：“看那潮水，聽那風聲，便知……老大帝國，未必轉老還童”，“幼稚時代，不難由少而壯”。現在的光景“大約離著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

　　“少年中國”一掃“老大帝國”的朽態，展現了一種創世紀的激情、精神和力量,引起國人的廣泛共鳴，成了清帝遜位、“大中華民主國”開元的報曉。

　　■“少年中國”由理想建構轉入現實創造，啟動了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進軍

　　1911年，“少年中國”這個愛國知識分子的夢想，迎來了由理想建構轉入現實創造的新階段。

　　10月10日，湖北新軍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11日，武昌城內遍插革命旗幟，湖北軍政府宣告成立，並立即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國號為“中華民國”。此后，大多數省份先后宣告獨立，清朝統治分崩離析。

　　11月24日，在歐美為革命奔走的孫中山回國，經17省代表會議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承載著國人復興民族的希望，中華民國在人們的歡呼聲中宣告成立。2月12日，袁世凱脅迫清帝退位，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260多年的清王朝，宣告終結。

　　武昌起義后，西方列強敵視中國革命，不斷向革命派施壓，加緊扶植袁世凱。立憲派害怕革命繼續發展危及自身利益，也希望擁有北洋武裝的袁世凱來維持社會“秩序”。同時，革命派內部，妥協思想也在發展。在這種形勢下，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民國臨時政府遷至北京，孫中山解除大總統職務，袁世凱取而代之。

　　辛亥革命雖然沒有成功，但其偉大功績不可磨滅。它完全終結了帝制，沉重打擊了專制勢力，使國民思想獲得巨大解放。從此，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誰要與此背離，就注定被人民拋棄。同時，中國沿著新型現代民族國家軌跡，啟動了解放以往被王朝專制禁錮下的生產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新歷史進程。

　　馬克思指出：“歷史不斷前進，經過許多階段才把陳舊的生活形式送進墳墓。”曾幾何時，民國“其形維新，其實依舊”，孫中山以“三民主義”振興中華的理想並未得到落實，中國人挽救民族危亡、振興中華的夢想依然艱辛曲折，但是，中國人民邁向民族獨立自強的腳步已不可阻擋。

　　﹝下篇：人物﹞

　　19世紀末，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文明之國早已遠離太平盛世，一步步墜入半殖民地深淵，志士仁人們不甘沉淪，步履維艱，前仆后繼地編織著救亡圖存的“中國夢”。

　　■梁啟超的“新民夢”

　　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逃亡到日本，頭兩年他心情很不好，晚上常被清兵追捕的噩夢驚醒，想想原本可為的維新事業和譚嗣同等流血犧牲的戰友，他感到悲哀和迷茫，寫文章常用“哀時客”的筆名。待他讀了幾年西書，知識閱覽豐富起來，救國之道漸漸清晰，心情豁然開朗，發表於1900年的《少年中國說》，描繪了梁啟超心中一個新的中國夢：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國無疆！

　　梁啟超在文末宣布，他以后不再用“哀時客”這個筆名了，代之以“少年中國之少年”。那麼，梁心中的救國之道是什麼呢？是“新民”，即要讓中國民眾覺悟，自己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他認為一旦能夠如此，中國就將崛起於東方。

　　在隨后的一些年，梁啟超寫了大量的文章，向國人說明什麼是真正的愛國主義。他說要使人民愛國，有公德心，就要讓他們做國家的主人﹔要使人民做國家的主人，就要讓他們享有參與國家事務的政治權利，並尊重他們的獨立人格。人民隻有享權利，才會對國家盡義務﹔每個國民具有獨立自主的人格，“合多數之獨而成群也”，這樣的群治、公德才是自覺的、有力的﹔這樣的國家才是戰無不勝的。梁的杰出宣傳，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被稱為“啟蒙”。

　　■丁文江的“科學夢”

　　在西學東漸的大潮中，西方近代科學，同其政治學說一道，吸引了無數中國讀書人。在他們看來，理性精神是西學的精髓，而東方文化的神秘主義，其差距就在於不科學。因此科學夢，不僅是救國夢，更是強國夢。當年的“海歸”人士丁文江就以自己的一生，追求和實踐了這個夢想。

　　丁文江15歲出國留學，先赴日本，再轉英國，攻讀動物學和地質學，學成歸國，投身於中國地質科學的奠基事業。1923年，張君勱在清華大學做“人生觀”問題演講，提出“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的觀點。丁文江與張君勱是朋友，但他毅然挺身為捍衛科學思想而與張展開論戰，他在著名文章《玄學與科學——評君勱的〈人生觀〉》中強調，所謂歐洲文化破產，“科學絕對不負這種責任，因為破產的大原因是國際戰爭。對於戰爭最應該負責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這兩種人多數仍然是不科學的。”丁文江引用與他觀點相同的胡適的話說：“我們觀察我們這個時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認人類今日最大的責任與需要，是把科學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他還認為，西方的科學理性，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實事求是精神是有契合之處的。

　　當年中國思想界的“玄科之爭”，在今天看來，雙方觀點都有一定偏頗，但丁文江等所堅持的用科學精神改造中國傳統文化，雖不無簡單之處，卻表現出對現代化更為積極的態度。

　　■馬相伯的“教育救國夢”

　　馬相伯的名字和中國一所大學聯系在一起，即復旦大學，其代表了民間志士“教育救國”的夢想。

　　馬相伯早年做過外交官，曾游歷歐美，深感中國教育落后是國家落后的重要原因，於是“決心想辦新式的中國大學，和歐美大學教育並駕齊驅”。1903年，他將家族遺產三千畝田地作為基金，又拿出幾乎全部家資（八處地產和四萬元現洋），創辦了震旦學院。“震旦”為梵文“中國”稱謂，有“日出東方”之意，是為我國歷史上第一所新式民辦大學。馬相伯自任校長，他說：“欲革命救國，必自研究近代科學始，欲研究近代科學，必自通其語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國語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革命救國之准備者，請歸我。”

　　馬相伯對他的學生說：“所謂大學生，非校舍之大之謂，非學生年齡之大之謂，亦非教員索薪水之大之謂，系道德高尚、學問淵深之謂，諸君在此校學習，須遵循道德和專業內容，庶不辜負大學生三字。”治校中，馬校長特別強調：“學術之根，自由為本”，他認為教育自主、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是民辦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則﹔又主張辦學“面向所有學生，無論其思想派別有何不同都任其自由發揮”。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馬相伯已是90高齡，他奔走呼號，鼓吹抗日救國，感動了各界人士。1939年，在抗戰轉移中，這位可敬的百歲老人病倒在途中，臨終他說道：“我是一隻狗，隻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張謇的“實業救國夢”

　　近代走“實業救國”之路的人物不少，第一人當數張謇。張是甲午（1894）年科舉殿試一甲頭名狀元。在中國科舉史上，中狀元者，高官厚祿唾手可得，如仕途順遂，亦不難爬到宰相之位。而張謇卻矢志走另一條路：經商辦廠。這在當時雖合強國富民的新思潮，然於士大夫階層，則非有極大的夢想而不能為之。

　　張謇的這條為夢想牽引的路，走得十分艱辛，成績亦相當可觀。1895年他在家鄉南通發起籌建大生紗廠，在1914年至1921年間進入經營的黃金時代，其時在上海上市的大生股票極為搶手。

　　在大生紗廠經營成功的基礎上，張謇開始推行他的以工商帶動地方自治，把南通建設成“新世界之雛形”的理想。他相繼又辦了一大批公司，其中有墾殖、發電、輪船、面粉、榨油、釀造、鹽業、食品、肥皂等工廠。同時大力興辦教育，他認定“實業為父，教育為母”。應該說，張謇建設地方、改造社會的夢想，實現了很多。可惜當時家國動亂頻仍，發展經濟、文化事業的整體環境不佳，張謇的工商事業后來也遇到不小的失敗，但還是有許多成果保留了下來。

　　從一個讀聖賢書的狀元郎，轉變成杰出的工商實業家、地方自治建設的帶頭人，張謇實現夢想的過程，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是能夠與時俱進、同現代化的世界潮流接軌的。

　　（作者分別為國防大學教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主題延伸

　　“少年中國”之探求

　　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為未來中國勾畫了一幅“紅日初升，其道大光”的嶄新圖景，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感染力，愛國知識分子紛紛就以“少年中國”為主題，展開了對未來中國的美好想象。

　　李伯元：新世紀的中國，“大約離著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

　　晚清小說家李伯元在小說《文明小史》楔子裡，把新世紀的“中國”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風雨欲來的天空，並進而解釋說：“請教諸公：我們今日的世界，到了什麼時候了？有個人說：‘老大帝國，未必轉老還童。’又一個說：‘幼稚時代，不難由少而壯。’據在下看來，現在的光景，卻非幼稚，大約離著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

　　王光祈：吾將使吾日夜夢想之“少年中國”燦然涌現於吾人之前

　　少年中國學會的創始人王光祈1919年在《少年中國之創造》一文中寫道：“我們要改造中國，便應該先從中國少年下手，有了新少年，然后‘少年中國’的運動才能成功。”

　　王光祈還將他的“少年中國”理想付諸實踐，他提倡的“菜園新村”，集勞動、讀書、娛樂於一體，構成較完整的半工半讀體系。他急切地呼吁：“我們不要再作紙上的空談了，趕快實行我們神聖的生活!”王光祈還主張音樂救國，在《東西樂制之研究》一書自序中，王光祈寫道：“吾將登昆侖之巔，吹黃鐘之律，使中國人固有之音樂血液重新沸騰。吾將使吾日夜夢想之‘少年中國’燦然涌現於吾人之前。”

　　李大釗：由物質和精神兩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國”，是靈肉一致的“少年中國”

　　李大釗為了闡明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國”，於1919年發表了題為《“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一文，開宗明義寫道：“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國’，是由物質和精神兩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國’，是靈肉一致的‘少年中國’”。如何去創造和實現這一理想的“少年中國”？李大釗提出了一個“少年運動”方案：一個是精神改造的運動，一個是物質改造的運動。“精神改造的運動，就是本著人道主義精神，宣傳‘互助’、‘博愛’的道理，改造現代墮落的人心……”“物質改造運動，就是本著勤工主義的精神，創造一種‘勞工神聖’的組織”。

　　宗白華：脫離了舊社會的范圍，另向山林高曠的地方，組織一個真正自由平等的團體

　　著名美學家宗白華1919年在《我的創造少年中國的辦法》一文中描繪了“少年中國”的形象。他說：“跳出這個腐敗的社會以外，創造個完滿善良的新社會，然后再用這新社會的精神與能力，來改造舊社會……”他還提出了一個創造“山林社會”的大膽構想，指出“脫離了舊社會的范圍，另向山林高曠的地方，組織一個真正自由平等的團體，從合力工作，造成我們的經濟獨立與文化獨立，完全脫去舊社會的惡勢力圈。我們從實業與教育發展，我們團體的經濟與文化，造成一個組織完美的新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