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新形勢下，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和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您認為造成這些危險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馮俊：“四個危險”是胡錦濤在慶祝建黨九十周年的重要講話中提出的，主要涉及黨員干部的能力和官員作風問題，這四者之間是互相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交織、相互轉化的。就其形成原因來說，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既有經濟根源也有政治根源，既有文化根源也有社會根源，既有黨自身建設的問題，也有外部因素的影響。

一是政治因素。我黨領導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勝利，中華民族翻身得解放，憲法確立了黨的執政地位。執政后，黨員干部擁有了權力，一方面可以運用手中的權力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另一方面，權力也會腐蝕人。長期執政容易導致精神懈怠和執政異化，把服務人民的公權力轉化為控制人民的私權力，嚴重背離了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二是經濟因素。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后，政府職能轉變、體制機制漏洞會給權力尋租留下空間，使一些人憑借手中權力違規插手市場交易活動，進行權錢交易，出現了權力與資本結盟，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團，有些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通過轉移國有資產、佔有特殊資源、權力尋租、裙帶關系等方式獲得財富，加劇了社會不滿情緒。同時，市場經濟激發人們對物的欲望，追求物質、消費、享樂日益成為一種普遍社會現象。

三是社會因素。社會進入急劇轉型時期，各種改革不全面、不協調的問題日益突出。一方面，面對這種錯綜復雜的局面，部分黨員領導干部缺乏研究，執政能力不足，不能很好地去應對、去化解各種矛盾，導致了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黨的公信力也越來越受到質疑。另一方面，人民群眾的訴求日益增長，群眾對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對黨員干部的執政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是歷史文化因素。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封建文化傳統對思想觀念的影響源遠流長，官本位意識的影響根深蒂固。有的黨員領導干部“當官做老爺”的特權思想依然存在，經常以老百姓的“父母官”自居，經常“替民做主”，把自己凌駕於老百姓之上。

五是外部環境因素。當今世界發展趨勢是多極化，綜合國力競爭和各種力量較量更趨激烈，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發生在獨聯體國家和中亞地區的“顏色革命”、中東北非地區的持續騷亂，暴露出了西方國家強力輸出政治價值的圖謀。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的斗爭日趨復雜，西方敵對勢力的西化分化、牽制遏制一刻也沒有停止，他們利用“西藏問題”、“南海問題”擠壓我國的戰略空間和發展空間，給黨的執政能力帶來了嚴峻挑戰，對黨員干部的信心帶來了嚴重考驗。

六是自身結構變化因素。在新形勢下，黨員隊伍的構成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目前全黨已經擁有8260萬黨員，2007年以來入黨的達到1480多萬。干部隊伍整體性新老交替已經完成，一大批年輕干部走上了領導崗位。這是黨有生機和活力，后繼有人的重要標志。但是，他們也存在缺乏嚴格的黨內生活鍛煉，對黨的歷史和政治傳統了解得不夠深入，缺乏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容易受到異質價值觀的影響，等等，由此給黨的建設帶來一系列問題。

記者：近期以來，民眾對網絡反腐、領導干部財產公開的熱切關注和呼吁，確實也反映出人們對執政黨外部監督約束機制的重視。您認為黨員干部除了繼續強調理論學習、理想信念、價值觀教育之外，對於強化權力監督約束機制，我們還應該做哪些工作？

馮俊：除了理論學習、理想信念、價值觀教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健全權力監督制約機制。

第一，進一步健全決策機制和程序。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首先要加強對決策權的制約和監督。要堅持和完善“三重一大”制度，即凡是重大決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項目安排和大額度資金使用等重要問題，必須經集體討論作出決定。

第二，推進權力運行公開化、規范化。權力公開，不僅是向部門或單位內部公開，也要向社會公開，接受本單位干部職工和社會公眾的監督。要大力推進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務公開和公共事業單位辦事制度公開，完善權力公開的機制，明確權力的幅度和依據，明確公開的內容、范圍、形式、載體和時間，提高權力運行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第三，構建完善的監督體系。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都是外部監督，要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就需要各方面的外部監督機制。目前黨外監督還存在很多薄弱環節，我認為應該做好以下幾點：一是強化監督意識。強化監督主體的責任意識，加強涉及監督職能有關法規的宣傳教育﹔強化監督客體接受監督的意識，要主動接受監督。二是暢通監督渠道。要充分發揚民主，廣開言路，暢通下情上達、上情下傳的渠道﹔認真受理黨外監督的意見和反映，並及時反饋受理情況，保護其參與監督的積極性﹔確保網上監督信箱、監督電話的有效性。三是完善監督職能。要增強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監督作用，切實保障政協委員和黨外人士的建議、批評、控告、檢舉等權利﹔提高輿論監督地位，重視和支持輿論監督，把握輿論監督的正確導向，注重輿論監督的社會效果﹔加強群眾監督的保障。四是完善監督保障，形成監督合力。如定期召開黨內外監督聯系會議，及時分析監督形式，明確監督任務，確定監督重點，提出改進監督工作的意見和建議。

記者：在西方兩黨制或多黨制下，政黨主要依靠外部競爭保持政黨的活力，而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在沒有外部競爭的條件下保持自身的活力的？

馮俊：西方的兩黨制或多黨制，在歷史進程上，是伴隨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和壯大而產生、發展和完善的。西方執政黨的更替，本質上是大資產階級的一個派別代替另一個派別，他們的根本利益和人民大眾是根本對立的。西方兩黨或多黨之間的爭論和斗爭的原則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都是為了各自的利益而爭斗，凡是敵對政黨提出來的主張，哪怕是對老百姓或對國家是有好處的也要反對。雖然西方的執政黨也強調公眾利益，但這一定是在滿足其自身利益基礎上才兼顧公眾利益。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核心，當前的中心任務是進行現代化建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以，如果說中國共產黨面對的外部競爭和挑戰，那就是中華民族復興面對的競爭和挑戰。

西方預設了一個假定的前提：政黨活力的唯一來源，就是兩黨或多黨競爭。依據這一假設，由於中國沒有多黨制競爭，中國共產黨自然沒有活力，而沒有活力的政黨，早晚會垮台的。然而，幾十年已經過去了，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壯大，依然保持著旺盛的活力。那麼，中國共產黨的活力來自哪裡呢？

一是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不斷推進理論創新。中國共產黨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並按照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要求，堅持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不斷加強干部教育培訓，更新領導干部的思想觀念，提升他們的領導水平和工作能力。二是密切聯系群眾，不斷從人民群眾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從群眾的實踐中汲取營養、增長智慧，這是我們黨保持活力和先進性的最根本的源泉。三是廣納賢才，把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的事業中來，選賢任能，保持執政骨干隊伍的活力。以事業感召、培養、造就人才，不斷增加新鮮血液，始終保持黨的蓬勃活力。西方人士或許無法相信，我們黨內部的選賢任能競爭之激烈程度，能夠超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組織。四是積極發展黨內民主，增強黨的創造活力。黨的發展歷程反復証明，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必須進一步保障黨員主體地位，健全民主制度，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營造黨內民主平等的同志關系、民主討論的政治氛圍、民主監督的制度環境，落實黨員知情權、參與權、選舉權、監督權，使廣大黨員在黨內生活中真正發揮主體作用。

記者：馬克思曾說“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就一般人的心理而言，我們越是強烈地追求什麼、提出什麼，往往也說明當時越缺乏什麼、越擔憂什麼。從這個角度看，十八大報告提出我們要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可能恰恰反映出當前我們在這幾方面的自信還需要進一步加強。您認為這種自信應當來自何處？

馮俊：首先，自信源於我們對道路、理論和制度的高度自覺。自信源於自覺，沒有對事物的科學認識，自信就沒有根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指導黨和人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三者緊密相連，有機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比如改革開放30多來國民經濟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長速度，連續超過西方一些老牌的發達國家，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出口國、第二大貿易進口國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國、連續10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20%，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展現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高度重視理論建設的黨，我們始終強調理論上的成熟是一個政黨成熟的標志。我們黨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沒有一個政黨像我們黨這樣注重理論建設，有如此完備的理論體系。這些理論不是書生們在書齋裡空想出來的，它是億萬中國人民偉大實踐的理論升華，是全黨全國人民智慧的結晶，是億萬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

西方人現在贊揚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認可中國的經濟發展道路，但他們反對我們整套的制度，特別是政治制度。這個制度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些制度基礎上的各項具體制度。這一整套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才不斷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是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成果，又扎根中國文化土壤的先進的制度體系。具有5000多年延綿不斷文明歷史的中國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加先進的制度，我們應當有這樣的制度自信。

其次，自信源於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科學把握。沒有系統規劃、科學方略的自信，是盲目的自信、虛假的自信。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依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當代中國的最大國情、最大實際，總布局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三個總”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前景的科學展望，指明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略和路徑，充分體現了科學發展觀，即發展是第一要義，是以人為本的核心立場，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基本要求與統籌兼顧的根本方法。

再次，自信源於我們黨自身建設的不斷完善。我們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的創造者、實踐者和領導者，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偉大實踐中，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得到新的提高，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得到保持和發展，黨的領導得到加強和改善，自身建設收獲了豐碩的理論和實踐成果，黨領導人民取得的豐功偉績充分証明，我們黨完全能夠擔負起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但自信並不是自大，也不是可以漠視存在的問題，更不是不要進行改革創新。我國現在還存在很多的問題，恰恰需要我們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進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本文原載《社會科學報》2月28日第1351期 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