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跡象較為明顯，社會各界對此看法不一。樂觀的觀點認為中國經濟未來一段時間將逐步企穩，未來30年仍會有較大的上漲空間﹔悲觀的觀點則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有可能持續減慢，更有甚者認為，中國經濟有可能出現“硬著陸”。為此，本文將詳細剖析中國宏觀經濟的近期走勢及長短期影響因素，分析當前經濟面臨的挑戰及未來的增長潛力，最后探討中國實現經濟轉型的戰略選擇。

中國經濟及中國銀行業的近期態勢

2012年前三季度，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7%﹔其中第三季度增長7.4%，較第二季度7.6%進一步下降0.2個百分點，這是自2011年以來，國內生產總值增幅連續第八個季度出現回落。從GDP增速看，中國經濟增長增幅回落已是不爭的事實。再看反映中國制造業活躍程度的在制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見圖1），自2012年以來，中國制造業PMI一直徘徊在50左右，但自10月份以后，中國制造業PMI指數回升至50以上，11月份達到50.6﹔匯豐PMI指數2012年11月份之前，也一直低於50，11月回升至50以上，達到50.4。從上述經理人採購指數兩個指標單月數值及時間序列分析，中國經濟2012年前四季度處於回落階段，目前雖然經濟出現企穩跡象，但未來趨勢有待進一步判斷。

伴隨著中國宏觀經濟的增幅放緩，中國銀行業的整體利潤增長也出現回落。近年來，尤其是自國內主要大型銀行相繼完成股改上市之后，中國銀行業得益於中國宏觀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自身管理水平的不斷提升，整體經營實力得到大幅提升，以市值、利潤、資產及資本等指標排名，部分國內大型銀行在全球同業中名列前茅，中國銀行業已經發展成為全球銀行業的重要力量。如表1，在《銀行家》雜志1000家大銀行的排名中，中國銀行業的數量持續增加，在2012年的最新排名中，我國四大銀行進入一級資本排名的全球前10名，上榜家數與美國持平。但自2011年2季度以來，中國銀行業淨利潤季度增速呈下降之勢，資產利潤率及資本利潤率也逐季度下滑的態勢。2012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中國銀行利潤增幅分別為23.72%、23.34%和20.03%，預計第四季度利潤增速為16%-18%。如圖2，從16家A股上市銀行的淨利潤同比增幅看，增幅下滑表現的更為明顯。16家上市銀行淨利潤的總體增速從2011年第二季度的34.34%最高點下滑至2012年第三季度的20.75%。

銀行業利潤增幅與經濟增長是否存在較強的正相關性，一直是國內外文獻研究的重點。從已有國內外研究看，比較一致的結論是一國的經濟增長與該國的銀行業利潤之間有著較強的正相關性。早在1912年，熊彼特（Schumpeter）就強調了銀行系統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認為銀行能夠通過識別和募集資金鼓勵創新，從而提高科技水平，推動經濟發展﹔羅賓森（Robinson）在1952年的研究中也發現了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雙向關系﹔麥金龍、肖以及盧卡斯等一批學者多強調了金融系統與經濟增長的正相關特征，麥金龍等人認為金融發展促進儲蓄提高、資本積累，推動經濟發展(Mc Kinnon,1973;Shaw,1973)。有關實証研究的結果也表明，經濟增長與銀行業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性。Arestis、Demetriades和Luintel（2001）使用五個發達國家的季度數據進行研究，其結果表明銀行業的發展比股票市場的發展對經濟的貢獻更大。國內學者有學者選取樣本區間在2002年12月到2010年9月之間美國銀行及經濟增長相關季度數據，採用誤差修正模型（VECM模型）進行實証檢驗，結果顯示，美國銀行業淨資產收益率與美國GDP之間的長期均衡系數為正且顯著，說明美國銀行發展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姜瑞、劉雪嬌,2012）。很多學者實証研究了中國經濟增長與銀行業利潤增幅之間的相關性，結果表明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正相關。如圖3，我們通過一個簡單的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GDP同比增長率與國內A股市場16家上市公司的利潤增幅之間的相關系數R2=96.68%，兩者呈顯著的正相關性。由此，我們可以判斷，本輪周期下，中國經濟增長增幅的下滑是中國銀行業利潤增幅下滑的主要影響因素。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長期因素

對於中國經濟近期增長速度的放緩，不同的學者給出了不同的解釋。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長期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已經過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即將消失﹔二是中國現有的制度紅利逐步消失，未來需要釋放新一輪的改革紅利。

（一）人口紅利或將消失

過去的30年，是中國人口紅利集中爆發的30年，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將中國的就業率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之上，在土地、技術、資本等要素之外，成為了一個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要素﹔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勞動人口佔比持續上升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也通過高儲蓄率保証了資本存量的不斷增加，但是這一增長動力近年來開始弱化，長期存在的“人口紅利”或將消失，甚至可能出現“未富先老”的尷尬局面。從綜合生育率看，2011年，我國的綜合生育率是1.54（低於我國政府設定的1.8的均衡人口的生育率水平），而美國和印度的綜合生育率水平在2以上（國際上公認的均衡人口生育率水平為2.1），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和世界銀行的預測，到2050年中國的綜合生育率都無法達到1.8，而美國和印度將穩定在2以上。中國上世紀90年代以后長期的低生育水平將會導致中國的人口結構發生很大的變化，老齡化問題會變得越來越突出。《聯合國人口展望》預計到2015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並隨后轉為負增長。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目前為1.65億，2020年將增加到2.4億，2030年時則高達3.4億，屆時約佔中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對於人口紅利，目前尚沒有一個官方統一的定義，一般大致可以從兩方面加以度量：首先可以從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重來度量，2011年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為74.4%，這是自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比2010年微降0.1個百分點。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重出現拐點意味著人口紅利將逐步消失﹔另外一個度量人口紅利的指標是人口撫養比（勞動年齡人口能撫養的15歲以下及65歲以上的人口）。這個指標越大表明撫養負擔越輕，指標由上升轉變為下降意味著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由於人口紅利將或結束，勞動力短缺，不再能便宜地供給，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國經濟因此可能失去最基礎的國際比較優勢。

（二）現有的制度紅利或將結束

制度經濟學相關理論有關“制度紅利”的內涵是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初始制度設計的不健全導致在產權保護以及合約執行方面的交易成本在總的交易成本中佔比較高，通過制度變遷或變革有效地降低了這類交易成本，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回顧30余年來的中國經濟增長的偉大奇跡，一個重要原因是得益於一系列市場化的制度性變革，即所謂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這些制度變革，帶來了效率、創新和生產率的極大提升。我們大致把30年來的制度改革紅利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0-1989年。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開始走上經濟體制改革之路，當時改革關鍵就是放鬆之前的管制，讓民間的創造力得以最大程度的發揮，人民公社制度的打破、農村家庭承包制以及鄉鎮企業的崛起等直接或間接因素催生了中國經濟后來10多年一系列的巨大變化。這一階段的“制度紅利”可以看作是一個“制度解放”的紅利。

第二階段：1990-2001年。20世紀90年代初，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起點，舉國上下堅定了市場化的改革取向，抓大放小，國有企業普遍實現了民營化，為中國經濟增長掃除了障礙，中國經濟由此進入了新一輪的增長。

第三階段：2001-2008年。2001年，中國加入WTO，標志貿易自由化改革和積極融入全球化浪潮，集中激發了中國經濟的活力。過去30年全球貿易量增長不到5.9倍，而同期中國的出口總額增長了87倍，中國貿易總額佔全球貿易總額的比例由0.83%上升到7%。

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隨后的全球經濟衰退打破了原有的全球經濟格局，外部市場需求的結構性調整對中國出口增長的發展模式提出了極大的挑戰，中國原有的制度性紅利或將消失。有學者指出，我們制度改革的紅利，在過去的30年中已經享受完了，下一輪經濟增長不能夠靠原有結構推動，而應該靠制度的變革和技術的更新（吳曉靈，2011）。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短期因素

我們從宏微觀兩個視角解讀當期的宏觀經濟增速放緩的短期影響因素：一方面，從宏觀數據分析，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主要因素在於三駕馬車的整體動力不足，出口增速下滑，投資增速放緩、消費動力不足﹔另一方面，從微觀數據分析，企業的經營情況等微觀指標也反映了實體經濟的走弱。

（一）三駕馬車動力不足

近期，投資、消費及淨出口對經濟的拉動均呈現減弱之勢，投資方面是政府自主調整及市場需求的結果，淨出口由於外需不足下滑較為明顯，消費仍沒有明顯上升的跡象。從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時間序列看，淨出口佔比下降態勢較為顯著，2011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僅為-6%﹔投資仍然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金融危機以來，投資貢獻度佔比一度在2009年高達91%，之后兩年也維持在54%左右﹔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維持在40%-50%左右，但由於制度性因素加上居民消費預期的影響，短期內較難有大的突破。

（二）出口增速下滑

由於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特別是歐債危機的持續惡化，國際市場需求嚴重不足，2012年以來中國外貿表現不佳，可能將無法再現過去每年超過20%甚至30%的高速增長。從進出口同比增速的年度數據來看，2011年，中國進出口增速已經出現拐點﹔再看月度數據，2012年以來，進出口增速呈現明顯下滑的態勢，10月份略有回升，11月份進出口增幅再次回落，其中出口1793.8億美元，同比增長2.9%，較上月的11.6%大幅回落﹔進口1597.5億美元，同比持平，弱於上月的2.4%，全年約為7%﹔顯示我國進出口依然低迷。

（三）投資增速放緩

2012年以來，隨著政府調控政策的逐步顯現，投資增速明顯回落。8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一度創下36個月新低，之后數個月，投資增速有所回升，但仍低於前期水平，12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同期增長10.3%，比11月份加快0.2個百分點。1-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與1-10月同比增速持平。分輕重工業看，11月份，重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5 %，輕工業增長9.2%，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加大是重工業增加值回升較多的主要原因。

再看固定資產投資，從時間序列上看，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同比增速自2011年4月開始逐步回落。2012年下半年以來，得益於國家發改委對相關基建項目審批的加速等相關政策，固定資產投資開始回升，但增速依然低於2011年，2011年固定資產同比增速基本保持在25%左右。2012年1-12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364835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0.6%﹔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240344億元，同比增長22.5%。基建投資中，鐵路投資佔比較高，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呈逐月上升態勢，由此帶動相關上下游產業鏈的復蘇﹔而制造業投資增速無明顯改善，自8月份以來累計增速持續下滑，從1-7月份的24.9%降至1-11月份的22.8%。由此可以預計，政府“調結構”政策之路任重而道遠。由於宏觀調控，房地產投資增速也從大幅高於固定資產增速轉為低於平均增速。從圖5看，自2012年4月份以來，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名義增長低於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10月份以來，房地產企業資金到位情況略有改善，1-11月份，房地產開發企業本年到位資金85802億元，同比增長14.1%，增速比1-10月份提高2.5個百分點。分析原因，這主要是由於央行微調了貨幣政策及國內融資環境的改善，但我們預計未來一段期間房地產調控將繼續保持。

（四）消費動力不足

長期以來，國內消費動力難以大幅提升，近期的表現也未見有所起色。社會零售總額累計同比增速及單月同比增速自2011年11月份以來均呈下滑態勢， 2012年前三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49422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4.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6%），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3個百分點，為近30個月以來新低。受節日等因素影響，10月份消費有所回升，11月份，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8477億元，同比增長14.9％，比上月加快0.4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3.6％。1至12月份，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07167億元，比上年名義增長14.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2.1％）。在收入分配，醫療、教育等公共資源方面，如果沒有較為顯著地變化，中國的內需大幅度啟動仍要假以時日。

（五）PPI持續低位運行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增速自2011年8月以來連續下滑，2012年3月份開始出現負增長，9月份一度降至-3.6%，為近35個月最低，PPI環比增速也自5月份以來連續為負。12月份PPI同比下降1.9%，降幅比10月份收窄0.3個百分點，環比仍下降0.1%，表明價格改善並不明顯。從分項指標看，採掘、加工工業、原材料等生產資料價格環比同比均仍處下跌態勢。PPI指標連續下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實體經濟中的工業生產活動仍然較弱，實體經濟生產性需求依然不足。

微觀數據印証企業經營狀況不佳

工業企業利潤的持續下滑已成為當前經濟下行的突出問題。2012年以來，我國工業企業利潤出現連續下降。圖6顯示，1-8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3.1%﹔主營業務收入累計同比增速僅為10.2%，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而同期主營業務的成本出現了明顯的上漲。1-12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55578億元，同比增長5.3%，2012年12月當月實現利潤8952億元，同比增長17.3%。1-10月，實現利潤同比降幅較大的行業為化工行業、有色行業、建材行業、交通行業、機械行業等。

2012年以來用電增速持續下降也一定程度上印証了中國經濟放緩或仍將持續。1-8月工業用電量增速下降拉動全社會用電量增速下降6.3 個百分點，對全社會用電量增速回落的影響佔92.5%。10-12月份發電量和用電量增速明顯反彈。12月份社會用電量4536萬千瓦時，同比增長11.48%，我們判斷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產活動持續回升，但未來進一步走勢仍有待觀察。

當期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

（一）產能過剩問題突出

產能過剩是經濟蕭條期的熱點話題。有人認為，如果產能大於需求，就存在產能過剩問題，這並不准確，實際上產能大於需求並不一定意味著產能過剩。有學者指出，產能過剩通常指工業部門閑置產能超過某種合理界限的現象，產能過剩本質上是部門性和微觀性的問題。另外，一定程度的產能閑置有助於調節和平滑需求波動（盧鋒，2009）。產能過剩的一個核心判斷標准是當前產能利用率是否低於歷史正常水平。以美國為例，近幾十年工業部門產能利用率為81%，在次貸危機時期，產能利用率急劇下降甚至低於70%，這就反映了產能嚴重過剩。目前我國還沒有建立對產能過剩定性、定量的科學評價標准。曲玥（2010）用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法估計了2000-2010年的工業總體產能利用率。由於2009年和2010年“四萬億”投資帶動下的企業盈利改善，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熱情攀升，2011-2012年是許多行業產能釋放的高峰時期，同時經濟的總需求逐季下行。因此，2011年和2012年產能利用率下行是確定性事件。目前，鋼鐵、電解鋁、光伏、紡織、服裝、造紙、化纖、非金屬制品、有色金屬等行業產能過剩問題突出。

（二）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迅速，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隨之不斷提高。30年我國已由一個實行極端平均主義收入分配政策的國家邁進了世界上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近年來，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國民收入分配與再分配政策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國家統計局近年來沒有連續公布基尼系數，很多學者對中國的基尼系數進行了計算。由於應用數據及計算方法的不同，對於我國基尼系數的計算有很多不同的結果，但中國的基尼系數在不斷上升並且已經進入世界收入差距較高的國家行列已是一個共同的結論。一份最新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在2011年已達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國際警戒線。人們對貧富差距的擔憂已從城鄉收入分配向農村內部拓展。

當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

（一）城鎮化進程仍有較大空間

城鎮化是我們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從表2看，2002年到2011年，中國城市化人口年均增加2096萬，年均增幅1.35%。然而，目前我國的城鎮化率剛剛超過50％，按戶籍人口計算僅為35％左右，不僅明顯低於發達國家近80％的水平，也低於許多同等發展階段國家的水平，未來仍有很大的空間。

（二）改革紅利仍有較大空間

十八大重申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把深化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提上了重要的議事日程，這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制度紅利”。當前，中國政府承擔了過多的經濟建設職能，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對市場的替代，而在提供公共產品，如社保、醫療、教育、住房以及維護市場秩序如法治、信用等方面仍有改善空間。由此，推進政府從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換，釋放新的“制度紅利”，是未來30年中國經濟實現成功轉型的關鍵。戶籍改革和建設更富活力與彈性的勞動力市場也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制度紅利”。在當前戶籍制度下，移民成本高昂，目前有2.5億農民工，佔全部勞動力的30%。這些人完成了“工廠化”，卻尚未完成城市居民化。由此，逐步放鬆戶籍管制，配合以常住人口為基礎的財政、教育、醫療、退休等制度改革，將會推動經濟再現活力，爆發制度紅利。進一步，中國的農業產出佔GDP比重隻有10%，卻仍在使用30%∼40%的勞動力。通過制度變化減少移民成本，農村勞動力從低效率的農業部門轉移到高效率的非農部門，依然大有潛力。追求“勞動生產率紅利”。經濟增長方式要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國際上衡量集約型增長方式的主要指標是“全要素生產率”，這一指標對經濟長期增長路徑的解釋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從現有的研究文獻看，雖然計量結果有差異，但基本結論一致認為：至今為止，中國的經濟增長依然是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尤其是資本形成所推動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不高。所以，通過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源的改善實現內生的增長是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主題。

（三）過高的儲蓄率為經濟發展提供的較大空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上世紀90年代初居民儲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國儲蓄率更是高達51%，而全球平均儲蓄率僅為19.7%。2009年我國居民儲蓄余額已經突破了18萬億元，儲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儲蓄超過1萬元。中國如此高的儲蓄率主要與經濟轉軌過程政府未能充分解決醫療、養老、教育及住房等公共服務相關，由此導致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始終維持較強水平。近年來，政府正在積極著手解決醫療等公共服務問題，這些措施會逐步降低居民儲蓄率至合理水平，這將為中國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提供一定的空間。

（三）地區及產業經濟結構仍有改善空間

隨著近年來西部大開發、中部地區崛起以及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建設等區域發展戰略的推進，中國的區域經濟結構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如圖7，2011年，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地區生產總值佔全國的比重分別為20.1%、19.2%，分別比2002年提高1.3、2.0個百分點。然而，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與東部地區相比，地區之間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中西部地區經濟佔比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近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改善較為明顯，三次產業結構比例持續優化，農業基礎地位進一步加強，現代服務業和文化產業發展迅速。如圖8，2003-2011年，第一產業年均增長4.6%，第二產業年均增長11.9%，第三產業年均增長11.1%，均保持較快發展態勢。2012年，第一、第二及第三產業分別增長是4.5%、8.1%和8.1%。但從三大產業的結構看，與發達國家相比，第三產業的佔比，我國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服務業、高技術產業的比重及水平仍有待提高，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間。世界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從本源上抓好產業結構的調整，抓好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必將有助於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

實現經濟轉型的戰略舉措

通過上文分析，可以判斷，未來一段時期內，推動城鎮化建設，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推動戰略性產業及現代服務業發展，優化三大產業結構﹔推動中西部地區及東北地區發展，實現區域經濟均衡發展﹔提振內需、推動民間投資，實現三駕馬車的均衡發展，是實現中國經濟成功轉型主要立足點。

（一）推動城鎮化發展中國實現經濟轉型的持久動力

在未來二、三十年裡，如果城鎮化率的提高保持現有水平，假設每年有1000左右萬人口轉移到城市，每人每年有10萬元消費及投資，其中包括住房或租金、日常消費、子女教育等，則每年將帶來1萬億元的需求，由此將會持續釋放出巨大的內需潛能，這正是中國經濟能夠實現長期平穩發展的內在動力之源泉所在。推進城鎮化建設，將會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進入新興古典增長之路。同時，城鎮化與工業化相輔相成，也會給工業化提供支撐，發展城市經濟與培育新興產業、改造傳統產業相結合，促進現代產業集聚。提升城鎮化質量，加快培育新的城市群，形成新的增長點。在推進城鎮化之路上，還要破解城鎮化進程中的深層次矛盾，加快結構調整、節約利用土地、加快戶籍和社會管理、資源支撐和生態環保等問題，為持續發揮城鎮化效應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二）提振消費是中國實現經濟轉型的根本出路

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逐步使我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潛在消費規模相當大。商務部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國內市場總體規模逐步位居世界前列，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15%左右，2015年達到32萬億元”的目標。未來一段時間內擴大消費需求是推動內需，實現經濟轉型的戰略重點。為此，需要進一步改善消費環境，從根源上解決食品、藥品公共安全問題﹔加大有助於形成消費能力的投資，如加大公共服務的投資等﹔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加快收入分配結構調整﹔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醫療、失業救濟等一系列的保障，降低人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預期，增加即期消費的意願﹔優化消費金融的環境，適度發展消費信貸，不斷推動儲蓄率的降低。

（三）優化產業結構是中國實現經濟轉型的重點任務

具體舉措包括：一是要繼續夯實農業基礎地位，加大強農惠農政策力度，完善強化農業基礎的長效機制。二是把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點，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先進生產性服務業，著力構建符合新型工業化發展內在要求的現代產業體系。三是持續推動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促進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四是發揮企業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中的主體作用，鼓勵企業主動抓產品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

（四）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助力經濟結構轉型

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助力經濟結構轉型，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通過經濟發展和加大轉移支付等方式，逐步縮小不同經濟區域間公共服務水平的差距，使不同區域的居民享有基本相當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基礎教育等基礎性公共服務。在產業發展上充分發揮經濟區域的比較優勢，每個區域都要在充分考慮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基礎上，使自身的比較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潛力得到充分挖掘，形成各具特色的優勢產業。區域間關系上形成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的機制是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保障。加強各經濟區域間相互聯系，提升整體的競爭優勢和經濟效率，避免重復建設、相互封鎖和產業結構趨同化等現象發生。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顯、優勢互補的區域產業結構，推動各地區共同發展。

（五）繼續發揮投資對推動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

在投向上，一是加快建設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投資，二是加快能源生產和利用方式變革，提高能源開發轉化和利用效率，控制能源消費總量，構建現代能源產業體系﹔三是加強各種運輸方式的銜接協調，加快現代物流體系建設。

在投資主體上，政府投資應重點著力於事關國計民生的項目，同時要繼續落實鼓勵民間投資的“新36條”細則，催生投資新熱點。“新36條”出台兩年來我國民間投資佔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明顯擴大，成為支撐投資增長的重要“穩定器”。2012年上半年，民間投資總規模達到9.37萬億元，大約比20010年同期翻了一番，在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中所佔比重達到62.1％。未來，需要將進一步落實好民間資本進入壟斷領域，民間資本興辦金融機構，民間資本參與國企重組，民間資本進入政策性住房市場，確實保証民間資本真正進入實體經濟，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力量。

作者單位：中國工商銀行戰略管理與投資關系部

來源：《中國發展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