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歲的王樺(化名)最近很是煩悶，他的妻子不久前被檢出患有晚期乳腺癌，這對僅靠王樺一人打工掙錢、年收入不足3萬元人民幣的農村家庭無異於晴天霹靂。

“好在有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報銷，要不我們這個家早就破產了。”王樺苦笑著說。

王樺之妻被檢出癌症時，檢測費加上住院費共計6000余元，王樺家出了3000余元，余下的2000余元靠“國家埋單”。這筆省下來的錢尚不足以為“城裡人”添置一台高端手機，卻對王樺一家四口意味深遠。

作為中國醫療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新農合自2003年開始試點以來，在不斷探索完善的同時，已為數以億計的農村困難家庭解決了燃眉之急，在中國公共資源均衡化推進過程中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中國衛生部部長陳竺21日稱，2012年，中國8.05億人參加新農合，參合率98%。人均籌資水平達300元，最高支付限額逾6萬元。15億人次享受到新農合補償，農民住院自負費用佔人均年收入的比重從2011年的28%下降到24%。

“不可否認，在醫療改革推進的過程中，醫療資源的均衡化正在向積極的方向邁進。”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醫改方案起草者之一、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周子君如是說。

但周子君坦陳，在推進醫療資源均衡化的過程中，農村醫療、社區醫療仍是極其薄弱的環節，很多農民及城市低收入者“大病返貧”的現象仍普遍存在，未來一年，應加大在這方面的投入水平，進一步完善醫療資源的均衡化。

王樺的妻子自知難以痊愈，不願給貧寒的家庭徒增負擔，已然自行出院，在家服藥治療，但自行購買藥物需“自掏腰包”，成為這個家庭沉重的負擔。

所幸的是，他們的女兒已然在南方某省打工，不再向家裡伸手要錢。小兒子正在念小學六年級，尚可受惠於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全免的政策，該政策始於2005年底，其時，國務院發出通知宣布，從2006年開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2007年擴大到中部和東部地區。

“過去十年，中國加大對教育的投入，特別是對中西部農村、貧困地區的教育投入的傾斜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知名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對中新社記者說，“但教育公平離公眾的期待還有很大。”

王樺對此深有感觸，長期在北京打工的他，本想帶上妻兒一同前往，可北京過高的學費，加上考慮到兒子將來仍要回鄉高考，這一計劃最終未能成行。於是乎，一紙戶口讓他的小兒子成為長期與父母分居兩地的“留守兒童”。

“這一現象(異地高考難)必須盡快解決，否則不僅會給留守兒童等孩子心靈造成傷害，甚至有可能滋生仇恨。”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孫雲曉不無擔憂地說。

可以預期，在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上，醫療、教育等公共資源的均衡化仍將是一個熱點話題。

“應該看到，教育問題的症結在於深層次的制度，這就決定了我們不應滿足於對具體問題的小修小補，而應該是著眼於相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熊丙奇建言，政府應在教育領域進一步放權，著力於推進教育機構的自主性和平等競爭，與此同時，通過剝離附著在戶籍上的利益等手段，深入推進異地高考改革。

至於進入“深水區”的醫療改革，周子君建言，當務之急，應著力於打破行政壟斷，促使政府和各級醫院的管辦分離，同時引導優質醫療資源“向下(基層)走”，方能打破資源配置不公這一醫改堅冰，進一步推進醫療資源的均衡化。

“不指望能拿國家多少錢，隻要國家能在我們最困難時幫俺一把，已經很知足了。”王樺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