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發展到現在，必須構筑自己的話語。做不到這一點，中國學術就很難有突破。

　　近代中國學術倚重西方話語

　　中國學術史可以分為“古代”和“近代”兩個時期。“古代”學術延續了幾千年，形成一套中國話語體系和研究方法。“近代”學術起於西風東漸，到現在已基本納入西方模板，就連“國學”也差不多放到西方的框架和方法中去研究了。從19世紀下半葉起，中國人大規模引進西學，開始了中國學術的徹底轉型。這一方面打破了中國學術封閉的狀態，讓國人接觸西方思想和文化，對改變國人觀念、推動中國轉型作出了貢獻﹔另一方面，也助長了一種新的思想定見的形成，即凡是西方的都是“進步”的，凡是中國的都是“落后”的。這種判斷固化之后，就成為一種觀念崇拜，如宗教一般進入中國人的思想。

　　現在，中國人頭腦裡裝滿了“進步”、“發展”、“先進”、“落后”、“規律”、“必然性”這一類西方文化特有的概念，為了不“落后”，因襲照搬西方話語，也就成了中國學術“進步”的標志。20世紀以來，中國學術越來越“歐化”、“美化”，其原因就在這裡。這不是說，中國學者不在做中國學術，而是說，有更多的中國學術變成了西方學術的傳聲器：套用西方方法、論証西方結論、用西方語言說話，甚至直接重復西方話語。

　　從歷史背景下看，這是可以理解的。明清以來，中國日趨封閉，其思想與學術也日益僵化，喪失了應有的活力。19世紀中葉，西方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給中國造成深刻的政治危機和民族危機。為救亡圖存，當時的知識分子開始了解西方，將注意力鎖定在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學”、“理性”上，認為這些是西方強盛的基礎。對意識到自己的欠缺而急迫盼望擺脫困境的幾代中國人來說，汲取西學便成了“進步”之事。這導致近代以后中國學術的全面轉型，從內容到方法、思維方式、語言，皆以“西”為師，及至今日，“西”師已成定型。

　　“以西為師”經歷了幾個階段，19世紀首先“歐化”，20世紀初“歐化”與“美化”交疊，然后是一統“蘇化”﹔經歷了“蘇化”以及隨后的“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時，人們發現中國與世界又脫鉤了，再一次進入自我封閉。為改變這種“落后”狀態，思想、學術界再次引進外國“產品”，這一次主要是美國“產品”，其數量之大、范圍之廣，前所未有。由此可見，中國人對西方（以及西方學術）的態度明顯和“中國落后”的心態有關，人們希望引進“先進”，改變“落后”。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了解和介紹，我們對西方學術和西方思想已經不再生疏，甚至相當熟悉了——該翻譯的差不多都翻譯了，現在甚至已開始翻譯三流、四流作品﹔外來成果的權威性已經絕對樹立，如一篇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就可以是中國學界百談不倦的經典。西文新出現的詞匯立即在中國使用，於是中文就不夠用，出現許多新造術語﹔某個新概念，更不用說“新體系”，一經出現，用不了多久就在中國刊物上被“復制”。中國人經常說：我們對西方的了解，比西方對我們的了解多得多。這是決然不錯的。總之，中國與西方的接軌很通暢，中國學術已經不封閉了。

　　中國學術需要獨立思考

　　但問題出在缺乏思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現在的危機是迷信盲從，而不是封閉無知。無疑，我們對西方學術仍需要關注，抱虛心學習的態度，緊追學術前沿，舍此就不能進行學術交流、不可開展學術對話。但無論是學習借鑒還是交流對話，都意味著“先了解、再吃透、有思考、做分析”。筆者認為這12個字很重要，做好學問需要這12個字。

　　其實，西方學術中最值得贊賞的是它的獨立思考與批評精神，有了批評才有創新，也才有活力。西方人在不斷批判自己：康德批判、黑格爾批判、“科學理性批判”、“工業資本主義批判”，等等﹔通過批判前人，后人成就出新的理論和新的體系，如亞當·斯密批判重商主義，凱恩斯批判國家放任主義，新的“主義”在批評中產生，西方經濟學就是這樣發展的。設想哪一天，中國學術界出現了例如“哈貝馬斯批判”、“新自由主義批判”這樣的作品，即便它顯得幼稚，也是逐漸走向成熟的表現。到那時，中國就出現“大師”了。

　　學術要求思考，思考是批評的第一步。中國學術不能再人雲亦雲，不能再唯“外”是從了。現在缺少的正是思考，是在思考基礎上的分析與批判，這是當前中國學術最大的障礙。現在的中國學術不是無知，而是沒有自信，中國學術應當構筑自己的話語了！

　　構筑中國學術話語

　　構筑自己的學術話語，中國學術有豐富的資源。我們有幾千年的文明積澱，也有一百多年學習西方的經驗，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許多方面可以互補，其理論和方法各有所長。比如，西方的邏輯是非此即彼，中國的思路是相生相克﹔西方倡導人勝自然，中國相信天人合一﹔西方主斗、以力克人，中國主和、以柔克剛﹔西方言“必然”，中國言“或然”﹔西方重“法”，中國尚“德”﹔西方趨“利”，中國勸“義”……這些都是差異，但現代社會走到今天卻已說明：若將東西方文明聯系起來、取長補短，則能更加賜福於人類。

　　研究現實問題也是如此。例如，先秦時期“合縱連橫”的理念和方法，對於當今社會中的外交活動不無啟發意義。中國自古就有自己的民族理論與政策，把這些和當代西方理論結合起來，可以產生獨特的民族研究話語。

　　19世紀以來，中國一直在摸索自己的發展道路，參照西方理論，結合自己的思考，以期提出突破性的發展理論。中國的歷史資源和學術資源是一筆寶貴的財產，近代以來，由於社會原因和政治原因，卻被有意識地忽視或丟棄了。盡管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學術和社會的角度看，則不免片面，應該予以糾正。構筑中國的學術話語需要利用多種資源，包括中國自己的資源，也包括從中國之外獲取的資源。正因為如此，封閉不可取，思考更重要，盲從要不得，獨創是目標。

　　（本文系教育部理論研究課題（12JFXG080））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