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近平同志在中紀委二次會議上指出，要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把黨的作風抓下去。“踏石留印、抓鐵有痕”幾個字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字裡行間透露出動真格、敢碰硬、敢擔當、收實效的決心和氣度，“敢”字當先本身就體現了優良的作風。面對當前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和艱巨的任務，我們特別需要敢字當先，敢於擔當、敢於碰硬、敢於創新。

現實生活中，缺乏敢於擔當、敢於碰硬、敢於創新作風的表現有很多：責任意識淡漠，在其位不謀其政﹔遇事做和事老，無原則地和稀泥﹔隱瞞自己的觀點，對於錯誤的人事不敢作斗爭，把一團和氣當做寬容﹔不敢堅持真理，一切唯書、唯上不唯實﹔以執行上級指示為理由，被動地完成規定動作，你不推就不動﹔貪圖名利，以少干、多掙、省勁為能事﹔發生問題，推諉扯皮，敷衍責任，熱衷於嘴皮子功夫﹔害怕得罪人，害怕挑戰，害怕失敗，遇到“難纏”的人、事躲著走﹔願意干打死老虎的事情、錦上添花的事情、順水人情的事情，不願意做真較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因循守舊，墨守成規，看風向做事，說話辦事慢三拍﹔做表面文章，圖風光熱鬧，雷聲大雨點小﹔如此等等。

為什麼不敢？有著主觀和客觀方面的深刻原因。從主觀方面來說，對“入黨為什麼、做官為什麼、怎樣做黨員、怎樣做干部”問題的不同回答，決定著一個黨員干部的不同精神狀態。

“怕死不當共產黨！”出自年僅十五歲的共產黨員劉胡蘭之口，卻道出了那個時代絕大多數共產黨人的信仰。視人民利益高於一切、黨的事業高於一切，把“小我”融入“大我”，把短暫的生命融入不朽的事業，便增添了舍我其誰的無限責任感和使命感，增添了壓倒一切敵人和困難的巨大勇氣，明知征途有艱險，越是艱險越向前，讓一切敵人和困難在共產黨人面前屈服。我們的隊伍中也出現過王連舉、甫志高之流。面對死亡，他們害怕了、動搖了。“黨給了我什麼好處？憑什麼要我為你們賣命？”、“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是他們對於“為什麼入黨”、“為什麼當官”的回答，反映出在他們內心深處，人民利益、黨的利益抵不過一個“私”字。

和平時期，固然沒有生死的考驗，但是卻有個人利益的考驗。在一些人看來，和個人的面子、位子、車子、票子、房子相比，人民利益、黨的利益，都是第二位的東西。如果發揚“三敢”精神而帶來“丟面子、打板子、抓辮子、挪位子”，是得不償失的，是不能承受之重。有了這樣的觀念，發生“三不敢”的問題就一點也不奇怪了。當然，我們絕不能把“三不敢”現象同戰爭年代背叛革命的行為混淆起來，更不能把有這樣想法的黨員干部等同於革命隊伍中的叛徒和動搖者。但從主觀思想根源來說，都是沒有真正把人民利益、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當做行動的最高准繩，都是在思想深處藏著一個“私”字，藏著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人生觀、政績觀。在今天，這樣的黨員至少不能算是合格的黨員，這樣的干部也不能算是合格的干部。當一個干部把“私”的利益絕對地置於人民利益、黨的利益之上的時候，他就會或遲或早地走到人民和黨的對立面。腐敗分子徐其耀寫給兒子的信上就諄諄告誡孩子，“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你不但要明確的把攫取各種利益作為當官的目的，而且要作為唯一的目的。”這裡的利益毫無疑問是個人的私利。

從客觀方面來說，我們現在長期面臨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發揚“三敢”精神受到很多現實因素的滋擾。

其一、干部從職業革命者到職業化轉變的考驗。在革命戰爭年代，“投身革命即為家”，黨的干部多是職業革命家，革命就是干部的一切，靠參加革命來養家糊口，客觀上也不可能。延安時期，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同戰士吃一樣的伙食，穿一樣的衣服，親自帶頭參加生產勞動。不同的是，中央委員以上的黨政領導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貼，以下逐級遞減，但最低的學員、戰士及勤務員等也有1.15元。可見高級干部和戰士的待遇並沒有明顯的差別。在和平時期，隨著我們在經濟上不斷取得成功，相應改善干部待遇既合情理又有基礎。一方面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擔負著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的神聖使命，另一方面，自身的職位也是用以養家糊口的“職業”。在一些人看來，當干部和公務員是一份非常好的職業，意味著權力、地位、待遇，意味著更多關照家庭、家族、老鄉、單位等“小團體”利益的資源。據調查，多數大學生認為最好的職業是當市長，而目前最熱門的職業就是當公務員。據報道，國家某部委的公務員招考比例已經超過2000:1。丟掉官位就等於失掉了一切。正因為如此，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穩妥保烏紗是一條相對風險小、收益大的選擇。當一個干部為了維持“干部”這份職業而工作的時候，出現“三不敢”的情況就不奇怪了。

也可能會有一些黨員干部，曾經想清楚過入黨為什麼、當干部為什麼，但是在一些現實因素的影響下，不知不覺中又模糊了。正如陳雲同志指出的那樣，有的同志最初入黨是為了做工作，后來變成又做工作又做官，到后來就隻做官不做工作了。一個官僚主義者，要做到“三敢”，更是不容易。

其二、從革命到建設主題轉變帶來的考驗。在疾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時期，敵我矛盾是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武裝斗爭是斗爭的主要形式。敵我矛盾你死我活的斗爭，把我們時時刻刻置於人民和敵人的雙重監督下，我們必須堅決、果斷、勇猛地斗爭，絲毫的憐憫、妥協、懈怠都會導致血淋淋的失敗。武裝斗爭這種形式，也使得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不是你想不想碰、敢不敢碰的問題，而是敵人根本不給你逃避、喘氣的機會，不敢負責、不敢碰硬、不敢創新，就意味著自我淘汰和滅亡。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種情況逼迫著我們煥發出無窮的動力，敢於擔當、敢於碰硬、敢於創新，是我們的生存之道、勝利之道。

在建設和改革時期，我們面對的問題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相應的工作方法以說服、教育、協調、溝通等為主。相對來說，在尖銳對立的敵我矛盾面前，我們的同志比較容易分清是非，堅持原則，保持斗志。但是在形勢比較緩和的情況下，人們比較容易放鬆警惕，模糊是非，渙散斗志。毛澤東同志告誡我們的，有些同志在拿槍的敵人面前不愧為英雄的稱號，但是卻可能在不拿槍的敵人面前要打敗仗，就是這個道理。同時，人民內部利益訴求日益呈現多樣化趨勢，絕大多數事情不屬於大是大非問題，甚至不是是非問題。這種情況下，“三敢”面對的都是低頭不見抬頭見的“人民”，搞得不好，會得罪人、失掉選票甚至位子。另外，和打仗不一樣，很多事情拖一拖、放一放、湊合一下、躲避一下，並不見得會一下子壞到哪裡，而要想干得出色一點，則需要多付出成倍的努力。這種情況也助長了“三不敢”現象。

三是民族傳統文化中糟粕的影響。我們是在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積澱的國度裡搞革命、搞建設、搞改革，在從傳統文化中汲取著豐厚營養的同時，我們也自覺不自覺地受著傳統文化中糟粕的毒害。諸如：明哲保身，中庸之道，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世路多歧未許游，得休休處且休休”等等，增添了不敢負責、不敢創新等消極思想。加之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左傾”、“右傾”主義錯誤，一些好同志受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而一些善於收斂鋒芒、老於世故、見風使舵的人則能平安無事，甚至得到重用。這或多或少強化了一些干部“三不敢”的傾向。

四是制度和政策的不完善、不到位。制度和政策具有重要規范和導向作用。從制度和政策層面來說，並不全是有利於“三敢”干部脫穎而出的。如在干部的考評提拔方面，對群眾投票不加分析，一時得票高的就是好、不高的就是不好﹔個別領導干部也不喜歡“三敢”干部，認為他們會“惹事”，因而不支持、不鼓勵﹔對干部特別是青年干部求全責備，以成敗論英雄，不允許失敗，不允許改正﹔把提拔干部當做福利待遇，論資排輩，看年頭提拔，把無錯當做晉升提拔的充要條件﹔對於創新型干部也缺乏提拔和成長的綠色通道等等。在工作分工方面，權力過分集中，副職、不同層級的干部缺乏相應的權力，干事創業的舞台不夠大，使他們想負責沒有事做，敢碰硬沒有權力，想創新缺少空間。在具體工作中，一方面提倡“三敢”精神，但是在干部如何負責、如何碰硬、如何創新方面，缺乏方向性、原則性的指導，增加了“三敢”的成本和風險，影響了“三敢”精神的發揚。

怕字當頭，歸根到底也是精神懈怠的一種表現，形成了風氣，同樣會腐蝕我們黨和干部隊伍的肌體，危害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因而必須要認真對待，研究新形勢下其形成發展的原因特點，對症下藥，一靠加強教育提高認識，二靠更新干部考核和選拔的理念和方式，三靠廣大群眾的監督和支持，不斷保持我們隊伍的生機和活力。

（作者為前線雜志社副總編輯，博士，研究員）

人民網記者趙晶獨家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