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后期重要著作與理論創新》，俞敏、李小珊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最近出版的《列寧后期重要著作與理論創新》對列寧后期的重要著作進行了再解讀，是深入研究列寧后期思想及理論創新的一次有益嘗試。

　　關於“非常時期列寧思想體系中的常態性、合理性內容”

　　“非常時期”指1918年至1920年間蘇俄的發展時期，包括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即建立和鞏固政權時期，以及國內戰爭時期。在此期間，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迫於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大力推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即一系列帶有強制性的經濟政治政策。因此，學術界對這一時期列寧的思想和理論多持批評的意見。作者力圖發現和闡述這一時期列寧思想體系中的常態性、合理性內容，而這些內容從前往往被學界有意無意地輕視或忽視。在書中，作者提出，“非常時期列寧思想體系中的常態性、合理性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以“合乎人情的方式”征收糧食的思想。余糧收集制是戰時共產主義措施的主要內容，也是學術界批評較多的事件。可是人們大都忽視了，列寧當時有一個重要的思想，即以“合乎人情的方式”征收糧食。例如他曾經指出，必須征收到一定數量的糧食，使非農業人口“不致餓死”﹔必須用工業品換取農民的糧食，保障貧苦農民生存的權利﹔在征糧過程中不得使用暴力手段，並且要肅清隊伍中的“壞分子”，以保証征糧工作健康地進行。

　　二是利用舊的“文化遺產”的思想。1918年春，蘇俄開始了整頓社會秩序和生產秩序的工作。為擺脫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它必須迅速恢復生產，增強國力，防止帝國主義國家發動侵略戰爭。為進行國內戰爭，前線需要大量的戰爭物資。這一切使得恢復生產和發展生產成為十分重要的、緊迫的任務。可是，蘇俄工人和農民自身文化素質不高，既不能有效地參與對國家經濟工作的管理，也不能利用新技術和新機器進行生產。鑒於此，列寧提出，無產階級必須利用舊社會的“文化遺產”。這裡所謂的“文化遺產”包括：舊社會過來的專家、舊的合作社和德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列寧說，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利用非社會主義力量制造的材料，不然則不能建成社會主義。

　　三是實行“適度妥協”的思想。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基礎上，列寧對“妥協”做出兩種不同的解釋，並提出“為客觀條件所迫而做出的妥協”是一種可以接受的適度妥協。他說，適度的妥協有利於調整和積蓄革命力量，鞏固陣地，發展無產階級事業。在實踐中，列寧堅持靈活運用這一原則。在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過程中，對德國帝國主義適度妥協﹔在制定土地政策，實施“土地社會化”政策的過程中，對社會革命黨和農民適度妥協﹔在鞏固工農聯盟的過程中，對中農適度妥協。

　　關於“列寧晚年理論的三次深化”

　　在這本著作中，作者對列寧晚年思想的深化作了進一步的探討，指出：1921年春蘇俄進入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對蘇俄社會主義發展的探索、構想也日臻清晰和系統化，其晚年重要著作及其理論線索，隨著新經濟政策的實踐過程發生了三次深化。

　　一是形成蘇俄必須發展商業和利用市場的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預測社會主義前景時，是以生產力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為出發點的。他們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特點的認識，如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商品貨幣關系等等。但是，在經濟文化落后和生產力極不發達的俄國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就不能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植根於西方社會基礎上的預測簡單地移植過來。正因為如此，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進行了拓展和創新，其中核心的內容是社會主義與商業的關系問題，形成了“蘇俄必須發展商業和利用市場的理論”。

　　二是強調新經濟政策的戰略意義和長期性。當時，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曾引起黨內外的廣泛爭論。應對當時的爭議，列寧利用俄共（布）十一大總結新經濟政策實施一年以來的經驗之機，突出強調了新經濟政策的戰略意義和長期性，提出蘇俄應以法律的形式將新經濟政策固定下來，為長期實施新經濟政策提供法律依據。

　　三是創設以文化建設為核心的經濟、政治、文化三位一體的社會主義建設藍圖。蘇俄在經濟領域改革與發展的深入，勢必會對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提出要求。所以列寧將眼界擴展到蘇俄的政治、文化建設與革新上。事實証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是辯証統一的關系，三位一體的綜合思路是蘇俄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導向。

　　關於“列寧晚年思想的精華”

　　作者指出：“漸進發展”和“善於退卻”的思想是列寧晚年思想的精華所在。

　　所謂“漸進發展”，指立足於條件的可能性緩慢地、有序地發展，而隻有經過緩慢地、有序地發展，才能真正實現有意義的發展。“漸進發展”作為列寧關於蘇俄社會發展的核心理論，有其深厚的哲學基礎，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証法思想。

　　所謂“善於退卻”，指在遭遇到重大困難或者處於發展的艱難時期，以暫且向后退卻甚至讓出一部分陣地為代價，換取喘息時機的戰略。這樣做的目的是積蓄力量，為今后繼續前進做好准備工作。列寧在世界革命低潮時期和國內建設艱難時期提出“善於退卻”的思想，不僅繼承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唯物論，而且為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展示了一種科學的戰略和策略。（作者為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