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美國克萊蒙林肯大學常務校長菲利普· 克萊頓在中國一所大學作了一個學術演講，深刻批判了西方的現代性錯誤，引人深思。大家都知道，西方現代性的最大錯誤在於把理性降低為工具理性，把科技與人文割裂，西方所有的現代病因此產生。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能否避免西方現代性的錯誤呢？菲利普· 克萊頓教授認為，當下的中國領導人致力於推進中國成為生態文明國家，中國就有可能跳過西方過去200年間在發展進程中所犯的錯誤。本期刊發其記錄稿，以饗讀者。

菲利普· 克萊頓：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復雜的國家之一。它擁有世界上不間斷的最古老文明。並且，中國的變化速度非常之快。每個月，中國都會啟動一個影響成千上萬人的新的重大項目。

正是中國這種難以置信的變化速度給了我今天站在你們面前的勇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極其復雜，但是中國領導人有足夠的智慧在世界范圍內找出應對辦法。對於中國來說，我不能說什麼是最好的，但是我可以描述西方已經做錯的。我很樂意看到中國領導人能夠避免西方的這些錯誤。

如何看待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和科學？

加州洛杉磯克萊蒙林肯大學是一所年輕的學校，它一直都踐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價值觀念。西方現代主義哲學強調分解研究高於整體研究、個體高於社會、分析高於綜合、價值中立研究高於包含人類價值尺度的研究。西方的許多大學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價值觀念之上的。然而，作為一個后現代的大學，我們追求用整體性方法去展開教育。在課堂和項目中，我們尋求事實和價值、個人和社會、分析和綜合，傳統和創新之間的平衡。我們的使命是訓練領導者能造就一種對所有人都有利和全局性的全球合作關系。

科學方法是在許多方面都簡化的方法。最有力的科學用簡單的規則、原始的條件、數學關系解釋復雜的現象。我重視科學的這些力量﹔它們造就了一些人類有史以來達到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我看來，解構后現代主義並不適合認識科學知識的獨特性。例如，法國解構主義哲學家似乎把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等同看待。但是他們忽視了科學和文學、哲學和宗教研究的不同。

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沒有改變我們科學研究的方法。卓越的科學在世界的每一個國家都是卓越的，這種評價標准無疑是國際性的。但后現代主義的確要求我們對人類怎樣將科學研究和人類經驗的其他領域聯系起來做出不同的思考。它要求我們在科學研究和人類經驗的重要領域之間建立一種和諧的關系。正如我將討論的合作關系，它對於中國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事實上，人類今天所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平衡技術和人類可持續文明之間的關系。

現代主義之后的科學是什麼？

在現代，尤其在西方，知識和價值是被放在對立面的。現代主義者認為“事實”和“價值”之間的區別是不可逾越的。現代哲學家強調價值是人類臆想的或者僅僅是生產方式的一種副產品。他們說，科學研究世界就意味著排除了所有的價值。過去，教育者認為對科學家和工程師在知識上和他們學科領域內的基本技能的訓練已經足夠了。他們宣稱如果科學家能夠做好他們的工作，社會就會獲益。

但在后現代世界，我們已經認識到為純粹的研究而研究是不行的。有時科學家將對知識的追求放在對共同福祉的追求之上，人類在這一進程中受到了傷害。我在斯坦福大學和后來在哈佛大學的工作過程中，都遇到了一些不能進行團隊合作的科學家。這些個體的科學家希望能夠獨立，他們之間相互爭斗。這給大的研究組織造成了許多問題。因為團隊的利益必須高於個體的利益。這樣的事在西方的研究機構經常發生。當一個科學家隻為自己著想的時候，他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事情，他會歪曲數據或者在沒有檢驗結果的情況下就將結論迅速出版。

新的事實與價值的結合是必要的。我來舉一個例子，幾年前我邀請諾貝爾生物化學獲獎者杜赫提（Peter Doherty）來舉辦一個有關氣候變化的全球論壇。杜赫提博士總結了氣候變化的科學証據。當他發言完畢后，走近觀眾群中的宗教領袖，並請求得到他們的幫助。杜赫提博士說，我不是一個信奉宗教的人士，但是我知道宗教比世界上任何力量都能更深層次地喚起人們幫助我們推廣這個信息。

在這些話語中蘊含著智慧。如果人們要面對全球氣候變暖的科學証據的話，他所尋找的結合形式是非常關鍵性的。隻有當人類尋找到一個科學研究與文明深層次的交匯之處，我們才可以達成建設性的解決方案：后現代科學家、哲學家和古老的中國文化建立合作關系。但是這意味著偉大的科學家必須在大學接受兩種教育：一種是科學與技術的教育﹔另一種是人文精神的教育。

想想以下三個事例：

科學告訴我們生物數量的減少如何使得生態系統減弱。但這仍舊需要精神與美學的訓練才能使我們領略到大自然內在的美麗以及更深刻地懂得我們身邊的世界。

醫藥科學可以演奏我們的生命。但是隻有古老中國的文化傳統——孔子、老子、墨子——可以幫助人們明白生命的品質。人文傳統對於評判一個人好壞與否提出了非常有價值的建議，並且可以使得人的生命在最后日子裡過得更加充實與人性化。

科學給了我們設計城市、建筑物與道路的偉大工具。但是，要建設一個使得市民幸福的城市則需要智慧。人文傳統對於人們的基本需要有深層次的了解。我們隻有懂得了這些社會性需要，才能建設使得人類繁榮的城市。

如何看待后現代馬克思主義？

許多年來，我研究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及其發源地——歐洲的思想界，馬克思所依據的辯証法框架是由之前150年裡大多數的德國哲學家（萊辛、康德、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發展的。但是，這些思想家是唯心主義者。“唯心主義”是相對於身體而言更強調心靈、相對於自然而言更強調精神的一門哲學。最終，到1843年，一個名叫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德國哲學家扭轉了唯心主義。德國唯心主義者談論的是上帝，而他談論的卻是人類。當他們再談論精神或心靈的發展時，他卻在談論它賴以生長的人的身體以及必要條件。當馬克思在撰寫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時，他以同樣的觀點開始他的學術生涯。這一新的強調人性的觀點使得馬克思了解了生產所需的物質條件，經濟在社會歷史變遷中的作用，與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斗爭。我們認為，這主要歸功於他富有洞察力的分析。

馬克思主義從西歐誕生，傳播到東歐以及俄羅斯，最后到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新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漸漸地從現代模式轉向了后現代的模式。舉個例子，馬克思主義本不適應於俄羅斯的國情，俄羅斯當時還基本是農業社會。因此，列寧與斯大林創造了一個馬克思主義適合於當時條件下的形式，該形式適合於俄羅斯人民最根本的需要。但是要發展馬克思主義，要讓它從文化上適合當時的情況，也就是將現代馬克思主義發展成后現代馬克思主義。

當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形成之時，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盡管馬克思的很多理論見解都具有建設性意義，但中國領導人很快意識到，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並非完全適用於中國體制。盡管受到來自俄國的壓力，中國領導人仍然認為，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也並非適用於中國國情。政治理論家很早就意識到毛澤東思想廣泛吸取了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化精髓。中國領導人逐漸意識到文化的重要性，馬克思理論走向了后現代化。毛澤東對農村問題的聚焦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顯著標志。從后現代的角度來看，自毛澤東逝世以后，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對過去的一種否定，而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實踐的一種自然有機的延伸。在中國，馬克思的思想成為“開放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了后現代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就。

相比之下，我必須對美國的“現代主義”預想持批判的態度。很多美國人認為你必須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在他們看來，一個人的失敗意味著他的不努力。他不應該得到社會的幫助，因為他的失敗是自身造成的。這種現代主義哲學被稱作“沒有安全網的資本主義”。現代主義者認為，自由市場會滿足人們的需求。來自政府的無“安全網”社會政策是必要的。

然而這種現代主義的觀點是錯誤的。市場競爭會帶來有利因素，同時也會產生不利影響。世界期待中國能夠給出一個獨特的答案——一種通過社會政策來平衡市場需求的“道家經濟”。現代西方社會產生兩種相交的哲學觀：自由資本和歐洲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后現代主義社會裡，中國領導人能夠找到西方國家無法企及的這種平衡嗎？

怎樣培養后現代文明時代的領導人？

中國面臨很多抉擇，這事關中國的前途命運和未來的發展。10年內，中國幾乎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實體，因此它的決定同樣會對整個世界產生重大的影響。中國擁有超過13億的人口，如果單純的效仿西方的發展道路，結果勢必是毀滅性的。如果追求的只是現代意義的經濟增長和發展，那麼對中國乃至整個地球的生態將是毀滅的打擊。

這就是世界如此關注中國如何做抉擇的原因。對中國人來說，誘惑很多。在西方，每個國家都擁有強大的實力和財政保障，人們渴望更加舒適、輕鬆的享受型生活。因此，能耗和浪費增加，消耗比率激增，成直線式上升。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強國，誘惑也同樣很多。那麼，在現代社會，中國會做得比西方更加明智嗎？

中國領導人致力於推進中國成為后現代或是“生態”文明國家。中國有可能跳過西方過去200年間在發展進程中所犯的錯誤，採用后現代組織發展的原則進行國家建設。目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直接從現代化之前跨越到后現代化時代。如果有這種可能，那隻有中國，因為它已經有2500多年的中央集權與合作的傳統。即便是古代帝王也認為他們是代表上帝來為人民服務的。這樣的古代傳統被中國人保留至今。

我們該怎麼做呢？中國人及領導班子有足夠的智慧能夠避免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犯的這些嚴重錯誤嗎？作為一名中國觀察員，我認為隻有你自己豐富明智的經驗才能引導你作出決定。

對於普通人來說，當一名計算機程序員或工程師已足夠。但對於國家未來的領導人來說，需要學術、商業，乃至更多的能力。柏拉圖，西方偉大的哲學家曾經說過，領導者必須是哲學家。哲學一詞，在希臘語中是愛+智慧，意為愛智慧。所以他認為，“讓一個愛智慧的人成為統治者。”

那麼，我們作為大學中的負責人，該怎樣為即將成為哲學家和智者的未來領導人做准備呢?我們的畢業生必須首先知道什麼是智慧，如何學習智慧? 當然這不是來自現代時期西方的世界觀!中國未來的領導人將從印度的傳統哲學,或許從亞伯拉罕的宗教倫理: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中學習智慧。但主要的智慧源還必須是中國文化、中國經典著作和中國的傳統智慧。這些偉大的經驗將直接通向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如果你未來的領導人都知道中國古代傳統智慧並且知道如何將它們應用到當今的世界，那麼才能成功。這適用於企業,大學教育,服務業和政府決策部門。

中國學者已經把毛澤東思想的一些觀點與科學技術的需求結合起來了。我認為現在必須要做的事情是把這一結果與中國傳統思想相結合，把兩者融為一個和諧的整體。一旦成功，在接下來的20年中，中國將是一盞明燈，照亮世界，給所有國家展示什麼是后現代主義和生態文明。中國有巨大的文化資源可以使用。

社會需要科學技術來為良好的人類和星球扮演一個仆人的角色。科學技術可以從傳統的精神世界中學習倫理和價值觀。傳統智慧可以作為科學技術明智而有靈性的老師。它們可以幫助科學家學會在當代社會中起積極的作用,達到物質與精神的平衡。

科學和價值觀如何推進后現代文明？

如果我們把道家的“和而不同”思想作為后現代文明的模型會發生什麼?為了更實用和具體,我把重點放在了中國官方生態文明的概念上。

作為科學家,我們想知道:什麼是數據?物體如何工作?他們為什麼要以這種方式工作?我們怎樣才能基於當前模式和法律來預測未來?因為科學家仔細地收集和分析了從過去到現在的數據，所以科學家能很准確地預測未來的狀態。因此,如果我們想知道全球變暖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可以問相關科學家。他知道地球的大氣為什麼會變暖。如果一個地區的溫室氣體持續以目前百萬的速率增加，那麼他就能夠預測未來的溫度將會上升多少。（我推薦控制碳排放的350環保組織www.350.org，它能提供全球氣候變化的科學數據）這樣，科學家就可以確定有多少冰川和極地冰帽會由於溫度上升而融化，就能夠預測全世界的海平面上升多少,並計算出世界上對特定地方產生的影響,例如孟加拉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類知識或信仰能接近科學的准確性。這些知識對於人類而言是一個偉大的禮物。

雖然藝術家、倫理學家不能准確地知道我們這個星球的未來，但他們也是有所貢獻的。藝術家教我們看到周圍美麗的世界﹔倫理學家幫助我們更加深入地思考我們行動的價值觀向度。科學技術教會我們如何學習，如何做事﹔在這些其他領域，我們知道什麼是有價值的，為什麼它是有價值的，應該如何知行合一地生活。還有很多例子，傳統儒家哲學中的“禮”(“正確的行為”)，或道教哲學中的“平衡”，或佛教中溫柔的教義，或印度傳統的瑪雅猜想。在西方宗教中，如果人們想要生活得幸福和成功，相信上帝，上帝就會指導人們應該怎麼樣做。世界上大多數的傳統宗教也提供這樣的觀念，重視自然並且愛護自然。

當科學和道德通過這種方式相互學習，您可以看到一個美麗的互補出現。當我們想知道事實和預測，我們可以去求助科學。當我們想找到更深層的動機去聽那些事實並且採取適當的行為，我們就得去找各種道德觀了。在后現代世界裡，那就沒必要進行這兩種方法之間的爭斗了。你不能再有別的選擇了，除非那個世界有月亮但沒有太陽，或者隻有男人但沒有女人。

簡短的結論

我希望西方能教中國如何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經濟學來建設生態文明。但是，我也很遺憾地說，西方國家沒能成功地完成這個緊迫的任務。因此它落到西方以外的南半球國家了，去了印度，特別是中國——學習如何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后現代文明。因為美國未能完成這項緊急任務。在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哲學的指導下，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將在這個星球上享有一個偉大的未來，擔當一個領袖角色，去創建可持續的文明。

主持人點評：作為中國的觀察員，菲利普· 克萊頓的講演是中肯的：如果單純效仿西方的發展道路，結果勢必是毀滅性的﹔對未來的預期是謹慎的：中國有可能避免犯西方現代性的錯誤。他也為此提出方法，那就是把科學技術與中國傳統思想相結合，把兩者融為一個和諧的整體。這些思路確實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