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北方威尼斯”美譽的比利時西北部城市布魯日曾於12-15世紀依靠毛紡織業和對外貿易而成為歐洲最繁榮的城市之一。圖片來源：新華網

中世紀以來，歐洲經歷了三次“城市化”浪潮，分別發生在11—13世紀的中世紀盛期、16—18世紀的轉型時期和18世紀末以來的工業革命時期。三次城鎮化過程的總體特點是：越到后期，對外貿易在城市興起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越大。這是因為在16世紀之后，歐洲經濟已經與世界市場緊密聯系在一起，城市作為商人和商品的聚散地，不能不與海外市場即對外貿易捆綁在一起。那麼，在新航路開辟以前出現的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又是在一種什麼背景下發生的呢？這個問題不僅涉及第一次城市化過程本身，而且直接提出了現代歐洲城市的發源問題。

當時，歐洲還處在中世紀的封建經濟階段。過去的觀點一般總是把封建經濟看成是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比較落后的經濟形態，近些年來這種看法已經發生了變化，開始把封建經濟視為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的二元形態。但是，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西歐的封建經濟還是有它的特殊性，那就是對外貿易始終佔有很大的比重，而且對外貿易發揮的作用總是盡到中世紀條件所能提供的最大可能。這是一個被忽視的、然而又令人震驚的事實。我們正是在研究西歐城市起源問題上注意到這一現象的。西歐中世紀城市的起源有兩種情況：小城市（以集鎮為主）主要起源於當時的農業拓墾運動，而大、中城市（又稱“中心地”城市）則大多得力於以對外貿易為主的長途運輸。

城市興起於長途貿易的學說並不是我們的新發現。早在20世紀初，比利時學者亨利·皮朗就已經提出了“長途貿易論”觀點。他認為，西歐的復興源於歐洲國際貿易的開通，而城市作為長途貿易的“結點”，自然也是這種以對外貿易為主的長距離貿易不斷發展的結果。這個觀點與我們現在的研究有契合之處。但皮朗的觀點實際上是有缺陷的，因為他沒有注意到小城鎮的大量存在。他所留意的城市實際上都是中心城市。因此，其觀點雖然受到西方自由派史學家的普遍認同，但是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希爾頓、蒂托等新一代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史學家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認為，西歐的大多數城鎮，尤其小城鎮的出現，其實與長途貿易的關系並不大，它們的興起更多是當時農業墾荒運動的產物。

皮朗的研究的確沒有關注中世紀的大墾荒。他把這種拓荒行為只是簡單地看作農村地區受長途貿易刺激后出現的被動反應。而歐洲國際貿易和復興開始於11世紀，當時，“整個地中海向西方開放，或者說重新開放了”，歐洲的海運商業由此興起。“隨著海運商業復興而來的是海運商業向內地的迅速深入。不僅是農業因市場需要農產品而受刺激，及受交換經濟的影響而變成交換經濟的一部分，而且還產生了一種新的出口工業”。這是歐洲發生變化的契機。而城市作為聯結國際貿易的長距離運輸的中轉站，對於領主把持的鄉村來說，屬於“外來”產物，完全是一個“異類”。鄉村的地方法規管轄不了城市，城市的法律從根本上也不同於地方上的村規民約。他說：“中世紀的市民……是一個與城牆以外所有人完全不同的人”，“一離開城門和壕溝，就是另一種法律的領域。”皮朗的城市論與同時期的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的研究產生了共鳴。韋伯也認為，歐洲中世紀城市是一個由自由市民控制的自治實體，它有自己的法庭、法律以及至少部分的自我管理﹔而中世紀的鄉村，則因為其土地產權中負載了村社和庄園的種種權利，因而限制了農民的自由。繼韋伯和皮朗之后，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派學者一般都把中世紀的西歐城市看成是“封建的汪洋大海中非封建的島嶼”﹔或者認為“城市是封建社會的外部實體”。

實際上，在國際長途貿易出現之前，西歐已經發生了大規模的墾荒運動，時間大約是公元1000年前后。當時，薩拉森人、馬扎爾人和維金人的入侵浪潮剛剛退去，外族入侵基本結束，歐洲獲得了自我發展的機會。這是西歐城市興起的又一個根源，即“內部根源”。希爾頓強調：“孤立的貿易史不能告訴我們封建制度特有的關系何時和怎樣讓位給資本主義關系”﹔“經濟發展是以超過生存需要的社會總剩余生產量的增加為標志的。這一因素，而不是所謂國際貿易的復興……乃是商品生產的基礎”，而“國際貿易的顯著增長從年代順序上看是在農業生產力發展之后發生的”。正是在系統研究西歐地方農業史的基礎上，“內源論”學派看到了中世紀小城鎮（即集鎮）的普遍存在。據龐茲統計，1330年西歐全部3267座城市中，2000人口以下的小型城市共計3000座，佔全部統計總數的90%以上。小城鎮實際上佔中世紀城市興起的絕對多數。從城鎮興起的“內源性”出發，希爾頓等人關於城市性質的看法與自由派觀點完全相反。他們認為中世紀的城市並不是封建結構的外部實體，而是封建結構的一部分。希爾頓說：“城市遠不是封建社會中的對立因素，而是構成其基本結構的成分之一。”這樣，從城市的起源到城市的性質，西方學術界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觀。直到20世紀末，兩派的學術“論戰”還不見分曉。

實際上，我們認為，這種對立的陣勢是完全可以和解的，隻要相互吸收，就能建立起西歐城市起源的完整學說。歐洲城市興起正是“外源”因素與“內源”因素的結合。多數小城鎮源於拓荒運動給地方經濟帶來的發展，交換增多，由此形成了諸多集鎮，此外，少數專業化城鎮和礦業城鎮也相繼出現﹔而大、中城市的興起則主要根源於歐洲國際長途貿易的復蘇，國際貿易的較大需求推動了產品的集中，催生了產品集散地的出現，使西歐各國的“中心地”城市相繼興起。

這裡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對外貿易之於西歐封建經濟的發展的確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是西歐封建經濟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對外貿易也是西歐封建經濟不同於中國古代經濟的重要方面。中國古代經濟是典型的農本經濟，“重農抑商”成為傳統，雖然對內貿易異常興盛，但對外貿易卻受到了官方的嚴格限制，隻能在少數港口城市有限度地進行，對於整個經濟的影響面小到了“可有可無”的程度，與中世紀西歐對外貿易興盛的局面完全不同。而這一點又正是我們的中世紀經濟社會史研究所缺乏的。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歐洲經濟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