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相融合並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出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在中華大地上的發展更經歷了一個艱苦的探索過程。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為了探尋一條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立場、觀點、方法來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實際問題，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遵循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以他們的實踐精神和理論勇氣，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不斷探索和總結，最終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建立了新中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緊緊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准確把握時代特征，科學判斷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圍繞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以“三個代表”等重要思想為標志，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十六大以來，黨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科學總結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經驗，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

　　實踐証明，正是中國共產黨人樹立並逐步深化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思想方法論，不斷引導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勝利前進的航程。馬克思主義隻有在同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才能開辟自身的發展道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反映了中國時代發展的需要。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遵循以下原則：一是從實際出發，與時俱進，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通過實踐檢驗真理的過程，也就是在實踐基礎上發展真理的過程。如果脫離實踐這個基礎，思想就會僵化，真理就會被窒息。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真理，是同黨的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聯系在一起的，完整、鮮明地貫徹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証實真理”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國現代化歷程是一條充滿諸多困難和矛盾的曲折艱辛的道路，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尊重客觀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是發揮科學理論指導作用的根本前提。二是立足我國思想文化現實，進行黨的思想路線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立足我國思想文化現實，進行黨的思想路線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驅動力。

　　當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已經取得如下進展：一是回顧和總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經驗和基本過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行了科學、全面的概括，已經形成了分析、回答“基本問題”的理論范式﹔二是突出了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探索﹔三是及時回答了實踐發展中提出的新問題。展望未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該繼續在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第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以民族特色與時代特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是中西文化互補共生與綜合創新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各種不同文化的沖突、融合與選擇的過程，隻有堅持“綜合創新”，才能既實現馬克思主義對其他文化的整合，又滿足中國傳統文化自身更新和不斷進化的內在需求，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才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得到豐富與發展，永葆其生機與活力。

　　第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符合中國國情和現代化發展的需要。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活力源泉。恩格斯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馬克思主義也隻有在同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才能開辟自身的發展道路。馬克思主義要有效地指導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結合當代中國的具體實際。

　　第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符合創新的內生機制與外在機制的需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題是發展，是中國社會的發展。社會變遷，時代進步，理論發展的需要和中國實踐的結合促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其核心都是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和事物自身發展的需要。在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作為執政黨的制度和機制必須能夠保証領導人民不斷推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積極推動社會各項事業朝著公平正義的方向發展，保障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過程，實踐無止境，理論創新無止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無止境。隻有把黨的思想路線作為一切活動的指南，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在不同的時期形成不同的飛躍發展，不斷適應前進道路上的新情況、新問題、新階段的特點，才能在更高水平上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

　　（作者單位：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本文為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項目〔項目編號：2011049080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