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華夏神州，人杰地靈，代代有才，然而在古代皇權專制下，人才不得志的現象比比皆是。唐代的青年才俊馬周（601─648年）在走上政壇之前，開始也是很不如意的。
　　就像今天的許多北漂族一樣，馬周這個山東漢子（博州茌平縣人）一路餐風宿露，“西漂”到人才濟濟的長安，也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為國家干一番大事。無奈他一無政治靠山，二無顯赫家世，三無財勢后援，到了京城，囊中羞澀，舉目無親，窮困潦倒，心裡很有一些“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惆悵。
　　然而，馬周畢竟是幸運的。貞觀五年，他投奔到中郎將常何門下做了門客，不久，一個極其偶然的機會使他脫穎而出，一躍而為唐初政壇上的一顆璀璨新星。
　　說來也巧，當時，唐太宗李世民命令文武百官上書談論治國得失，要求寫出幾條具體意見。這可難壞了武將常何，他回家對馬周講了這事兒。不料馬周對此早已胸有成竹，便對常何陳述了二十多條應辦的事（“陳便宜二十余事”）。常何虛心納言，就依馬周說的，寫好奏章送給太宗。太宗一看，非常高興，這些建議有根有據，“事皆合旨”，很是符合自己的心意。但太宗又奇怪了，常何平時並不諳熟為政之道，怎麼轉眼之間有如此驚人的才能？就拿奏章裡寫的意見問他，常何是個老實人，便說了老實話：“我哪有這本事提出這些奏議？這都是臣的家客馬周教我這樣說的……”太宗聽后十分驚喜，當即下令：朕要馬上見見這個馬周！
　　可是，派去召見馬周進宮的人去了，好半天還未回來。太宗等不及了，又派人去催。派的人回答說“就來”，但還是不見人影，太宗又叫人去催。如此一連四次，馬周才從容進宮。《貞觀政要》說，“（馬周）未至間，凡四度遣使催促”，可見李世民之求賢若渴，不亞於劉備的三顧茅廬。等到馬周謁見時，太宗又向他咨詢國事，兩人相談甚歡，十分投機。太宗非常賞識馬周，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便立即安排他到掌管機要的門下省任職，不到一年，又授予他監察御史之職，后來加官至中書舍人。再到后來，貞觀十八年，馬周已升遷為中書令並太子左庶子，也就是當上了當朝宰相和皇太子李治的老師，成為了唐帝國的棟梁之臣。
　　馬周就這麼平步青雲了，這似乎帶有某種戲劇性。假如他的頂頭上司常何是個嫉賢妒能之輩，抱著“武大郎開店”的心態，排斥能力超過自己的下屬，那馬周就“命交華蓋欲何求”了。幸而常何為人正直誠實，不虛美，不冒功，不但不將下屬的功勞貪為己有，而且說真話，講實情，具有揚人之善、成人之美的品德，才使得馬周這匹千裡馬從槽櫪間呼嘯而出。尤其值得慶幸的是，馬周得到了最高領導者的垂青。通常情況下，馬周式的人才都是默默無聞的角色，沒有機會顯山露水，如果不是碰到李世民這種獨具慧眼、善於識才任賢的領導人，那種“領導出名，人才埋名”的現象就不可避免。
　　其實，在封建君主專制條件下，人才英杰們的幸與不幸，很難預料。領導人或者興趣所至，大舉提拔一個地位低下的人，這樣的事兒也不少見。但因為常常不是因才能引進，而是因情而進，領導人跟著感覺走，以自己的好惡喜怒作為用人取向，這樣上去的人未必都是英杰，倒是十之八九地幸運了庸才，因為庸才總比英才更周圓更可愛。然而，唐太宗之看重馬周，絕非心血來潮，一時興起，他深知“為政之要，惟在得人”，因此他通過對馬周的“零距離”接觸和考察，知道這是一個難得的人才，所以，就不問出身、資歷、背景、關系等因素，破格提拔，大膽使用。唐太宗提拔重用馬周，固然是馬周的幸運，但得英才而助之，又何嘗不是唐太宗的幸事？
　　事實証明，馬周在后來的工作中顯示出非凡的才能。貞觀十一年，他上了一道奏折，這就是著名的《陳時政疏》。裡面講了幾個觀點：一是節儉治國，力戒奢侈﹔二是關心百姓苦樂，寬徭減賦，不可橫征暴斂﹔三是重視刺史、縣令等地方官的選拔任用，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四是以隋亡為鑒，重視歷史經驗教訓。
　　馬周的上疏，切中時弊，言之有物，他針對當時政治上的種種弊端和隱患，提出了改進的措施和解決辦法，表現出一個政治家清醒的洞察力和遠見卓識。唐太宗閱后“稱善久之”，更加敬佩他的治國方略。后來毛澤東讀了這個《陳時政疏》，高度贊賞其為“賈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絕非那些“紙上空談”的東西可以相比。
　　貧賤出身的馬周，能夠由幕后走到前台，由一介草民而至卿相，如魚得水地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這正應了唐太宗所說的“何代無才，但患遺而不知耳”。馬周被提拔的傳奇故事，對我們今天的干部選拔仍有借鑒意義。我們不妨學一學常何光明磊落的作風，看一看唐太宗識才用才的胸襟和眼界，但願今日馬周式的人才能夠比古人馬周更幸運，更有作為，更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