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關於媒體的評論和分析在網絡上非常熱鬧，作為媒體人，對此話題自然是有興趣的。有一個觀點認為，媒體本身具有植物一樣的自我成長功能，外力不宜干涉太多。筆者對這個觀點，是贊同的。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對官場文化有獨到的見解，也曾以植物做比喻，來評論為官之道。在一篇文章中，柳宗元介紹了一個長安（今西安）城西種樹的人。此人駝背，大家就叫他郭橐駝。

　　郭橐駝種的樹，高大茂盛，果實結得又早又多，長安城裡的豪門富人建造觀賞游樂的園林，要麼請他種樹，要麼買他的樹，效果都很好，沒有一棵不成活的。其他那些種樹的，都學郭橐駝，結果都學不像。於是就奇怪，他是怎麼種樹的。

　　郭橐駝說，道理其實很簡單，他不過是順著樹木的天性，使它的本性得到充分發展罷了，“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要點也簡單：第一，樹根要舒展﹔第二，培土要平，用熟土，砸密實。然后，就不用管它了。栽種的時候，要像愛護自己的孩子一樣，種完以后，放到那裡就如同扔掉一樣，這樣樹木的天性沒有被破壞，它的本性就得到發展了，“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其他人怎麼種樹呢。他們過分關心它的生長，過多地憂慮它能不能活，早晨去看看，晚上去摸摸，剛剛離開又回來看看，甚至用指甲摳破樹皮來檢驗樹的死活，搖動樹根來觀察培的土是否結實，樹的本性就逐漸被破壞了，“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從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

　　柳宗元從郭橐駝種樹中，悟出了一個為官之道，套用現在的說法，就是不擾民。他借用郭橐駝的話說，一些做官的，喜歡頒布繁多的政令，似乎是很愛惜老百姓，最終卻給老百姓帶來了災難。這是為官者需要引以為戒的。

　　柳宗元的文章，點出了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權力的邊界。在筆者看來，一個官員，一個掌握權力的人，無論你身居何位，權力有多大，你的權力總是有邊界的，不能越界﹔權力一旦越界，不管侵犯的是民還是官（下屬），都會制造混亂，帶來不良后果。

　　但現實生活中，權力越界的事情屢有發生。還是通過柳宗元的文章，我們可以了解，這種事情不是現在才有，唐朝也有，是老大難了。

　　在“梓人傳”一文中，柳宗元告誡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要抓大放小，抓大事，顧全局，不宜事必躬親，陷入事務、文牘的圈子裡面去。

　　他說，那些身居高位、不知道抓主要矛盾的人，恭謹地忙碌於日常瑣事，還自認為一心為公，把處理文書等具體事務當作尊貴，賣弄才能、自夸名望，埋頭於小事，干涉眾官的權限，包攬各種具體事務，“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炫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這樣的人，不是很荒謬嗎？

　　賣弄自己的文才，侵犯下屬的權限。柳宗元此語，放到今天，放到2013年1月，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有很強的指向性。尤其是，他用了“竊取”二字，來撻伐這種可惡的行為，讓人陡然產生穿越歷史的感嘆：唐朝的官也是這德行？真是沒治了。

　　問題既然點出，問題既然出現，該如何解決呢？

　　指望官員的自省嗎？這或許是一條途徑，但不是最終的解決之道。

　　類似的問題，隻能通過繼續改革才能解決。

　　最近一段時間，有兩個關鍵詞，熱度非常高，一個是“十八大”，一個是“中國夢”。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評價十八大時表示，十八大結束了改革路線之爭，堅持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正確路線。吳敬璉說，近些年，有兩種頂層設計在激烈爭論。一種意見是繼續沿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的路線向前進，建設一個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或者叫做規則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另外一種就是從本世紀初漸漸的發展起來，而且在前兩三年在社會上、在輿論界、甚至在民間漸漸佔有優勢的一種思路，即“中國模式”，英國經濟學人把它叫做“國家資本主義”。“十八大最重大的意義就是在這兩種完全不同的頂層設計中間，選擇了一個正確的方向。”吳敬璉表示，“這個正確的方向正如最近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說法，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真正方向。當然，不僅是一個經濟方面的體制，還包括建立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樣的內容。”

　　隻有通過法治這條路，我們才有可能實現中國夢。而法治之路，在筆者看來，就是一條權力的規范之路。我承認你有權力，但你也要承認，你的權力是有邊界的，請不要越界！